教育部发布1号留学预警！当第一批留美幼童失学归国，竟成同胞眼中的异端

2020年，简直堪称对中国留学生最不友好的一年，学费涨、汇率跌、拒签高不说，受疫情及国际局势的影响，大多数滞留海外的留学生不仅回国无望，连开学时间也变得遥遥无期。

就在昨日（9号），教育部就疫情期间发生在澳洲当地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做好风险评估，当前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

也就在几天前，还有21名学业中断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无望滞留瑞士机场，最终不得不被迫遣返美国。（点击链接阅读原文：21名中国留学生滞留瑞士机场：比起被遣返美国，更寒心的是同胞的嘲讽）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紧紧相连。而历史的巧合又是如此惊人，当时光倒退139年，中国的赴美小留学生，也曾面临学业突然中断的困境。

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中，这群平均年龄12岁的孩子，他们为了挽救一个古老却衰颓的帝国，挥别世代生存的家园远赴大洋彼岸，开启了一段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

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当时的清政府希望他们在学成之后，用自己的才识和能力挽救危亡的国家命运。

孩子们坐着这样的轮船抵达美国口岸

但历史的沉重在于它每一笔的轻描淡写下，都有着泣血的痛楚，若不是置身时代的洪流之中，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勇气去承担这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1881年6月8日，因为清廷保守派的质疑与攻讦，这120名留美幼童被迫终止留学，提前归国。

当这群满怀热诚的学子回到祖国，却意想不到的成了同胞眼中的另类。当大清自己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

因缘际会

第一批前赴后继的留美幼童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尽管有所谓地球村的说法，但远隔重洋的美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又充满诸多隔阂与猜忌的国家。

当我们将这种情绪代入幼童留美时的晚清，在一个民间四处谣传“洋人挖人心、剜人眼、造大炮”的时代，有多少家庭甘愿把自己的骨肉送出家门，任由他们在太平洋颠沛流离几个月抵达美利坚。

翻看幼童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照片，这种心绪越发让人感慨。

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当时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

在一张背景是上海轮船招商总局的照片中，这群头戴小帽身穿锦缎、留着长辫的晚清男孩，几乎个个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仿佛是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恐惧。

据说，当时参与该计划的美国家庭同意一共接纳240名儿童，然而很多中国人并不能接受这种“游学”形式，甚至对西方教育“妖魔化”，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四处奔走，招募学生参与，才勉强招到第一批的30名幼童。

为了保证幼童能够快速适应美国生活、吸收西方知识，清政府选拔的大多是不满16周岁的年轻子弟。毕竟，这场跨越大洋彼岸的求学之旅，还意味着长达15年的分离。

大多数家庭，还是会将孩子送去传统私塾学习四书五经

当时，稍稍殷实或达到小康水平的汉族家庭，并不清楚“留学”到底怎么回事，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的，大多是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要么有亲友与洋人共事，要么自己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但没有一个应募的幼童出身于皇室贵胄。

年仅13岁的黄开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彼时他从家乡汕头出发，抵达上海口岸，于1872年作为晚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美幼童之一，从这里坐船前往美国旧金山口岸。

黄开甲

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并未阻挡这群孩子成才的脚步，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在就读的各所学校取得了拔尖的成绩。

除了课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去图书馆、参加舞会、结交朋友，活跃在校园的运动场，用矫健的身姿吸引美国女孩的目光，在不同的领域展现各自的天赋。

广东人黄开甲在美国表现得非常优异——他先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西部中学和哈特福德公立高中，并以全优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继续本科学习。

在高中毕业典礼上，黄开甲甚至代表那一届的毕业生发表毕业演讲，他精彩的演说和过人的语言才华，被哈特福德当地的报纸争相报道。

从几年后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孩子们曾经的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

人们很难想象，倘若他们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幻想荣归故里

现实当头棒喝

只是，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留美幼童”计划，最终还是因清廷保守派的质疑与攻讦而被迫夭折。

清政府担忧：幼童们没把洋人的技术学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蛊惑。即便学成了技术，也将是满脑子叛逆思想的危险品。与其这样，不如连技术也不必学了。

上左起：梁敦彦、容尚谦、史锦庸；中左起：吴仰曾、康赓龄、曹家祥；下左起：潘斯炽、周寿臣、黄耀昌。

当时，在120名留学生中有60多名已进入美国高校，其中22名在耶鲁，8名在麻省理工，3人在哥伦比亚大学，1人在哈佛，其余分散东北部各所学院。

十年弹指一挥，当年离家时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最终，大部分未能完成学业的孩子被迫召回国内。

当消息传到美国社会，彼时的《纽约时报》早早断言了幼童们回国后，可能将面临的尴尬：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和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

果不其然，当幼童在上海登陆，扑面而来的祖国，并非他们曾经想象过的热忱与盛大，而是透露种种冷漠与警惕：

“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

晚清时代的镇江金码头

在码头拥挤的人潮中，既没有前来迎接的政府官员，也没有他们的亲友，因为他们的亲友压根就不知道孩子归来的消息。

唯一一个上船来接他们的人，是一个蠢笨如牛的仆役，此人没有雇用马车，而是雇用了一些独轮车作为幼童们进城的工具。当独轮车艰难地行进在从码头到城里的道路上，幼童们的分头以及被认为洋人才穿的西服，则成为沿途市民围观取笑的绝佳素材。

原来，当幼童留学计划因保守派的阻挠而中途流产，包括黄开甲在内的这些孩子，早已在国内被妖魔化为沾染洋人恶习、背叛祖宗家法的纨绔子弟。

图片来源：纪录片《幼童》

回忆起这一切，黄开甲在写给他美国家长巴特夫人的信中抱怨说：“在中国士大夫眼里，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而更令少年们悲愤的事还在后头——他们难以相信的是，祖国竟把他们当做了囚犯。这些少年被一一点名之后，被一队手持武器的清军，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后面一个废弃了的书院关押起来。

这所书院已废弃十年之久，墙皮剥落，门窗腐烂，经年不息的霉味四处弥漫，每个人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

在被关押了四天之后，他们又三人一组，由清军押着，前往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请安。去衙门的道路两旁，则站满了看热闹和奚落的人群。

上海的屈辱遭遇只是一种暗示，这些被祖国派往异国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被接纳。

彼时，在结束了上海种种屈辱经历后，黄开甲马不停蹄地赶往家乡广东汕头，想要拥抱家中亲人，和他们分享自己在美留学期间的成就，以及被迫中断学业的无奈和委屈。

但即便是在家人面前，鄙夷和歧视仍在继续。

看门的仆人将信将疑地看着这个早已不会说家乡话、却满是西洋做派的年轻人，联想到关于留洋学生的传闻，怎么都不愿意放他进门。

黄开甲又气又急，他在门口撕心裂肺地大喊了起来，这声饱含痛苦和心酸的真情呼唤，才唤来了等待了儿子将近十年的父亲母亲。

遥想归国之初，黄开甲和同伴们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许会翻然悔悟，再送他们出国完成未竟的学业。但谁曾想，这一切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不仅同胞充满嘲讽与歧视，甚至将他们派往国外的祖国都充斥着傲慢与偏见。

危亡之中担起大义

让一个民族从矇昧中苏醒

尽管不被信任，甚至被视为喝狼奶长大的异端，但当祖国需要他们时，幼童们仍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回应了这个日薄西山的国度。

因为留美幼童的使命，从来都不仅仅是为自己求学而已。他们身上，还背负着报效祖国、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沉重责任。

在一片萧条的时局下，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们的价值。为此，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他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

这些经历过西方教育洗礼，接受过近代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学生，也得以在若干年后成为了建设国家的先驱，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军事、工矿、教育、铁路等各个领域，到处可见这些“幼童”的身影：

他们当中有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有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有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还有在中法海战中英勇牺牲的杨兆楠、薛有福

​作为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的学生，他们以自己在美国习得的学识，才干，能力，以及那份永不忘怀的家国情怀，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构成了古老中国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组齿轮。

而他们中最让说姐感慨的，是福州水师旗舰见习官黄季良的故事。

1872年，黄仲良、黄季良两兄弟曾同时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奔赴美国求学。兄弟二人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极具艺术天赋，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甚至曾在美国的博物馆进行展出。

黄季良

归国后不久，弟弟黄季良和他的留学生同学杨兆楠、薛有福一道，被分配到了福州水师旗舰“扬武号”担任见习军官。

黄季良他们上任后不久，就赶上了在福建马江流域爆发的中法海战。

哥哥黄仲良后来用油画描绘了中法海战当时的场景

一开始，腐朽的清王朝并不愿意和强大的法国正面交锋，他们只是命令福州水师的11艘旗舰在原地待命，采取“敌不动我不动”的策略。

然而，即使真的开战，仅仅拥有木质旗舰的福州水师也完全拼不过坚船利炮的法军旗舰。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黄季良提前写好了最后一封家书寄给父亲，同时还在信中夹了一幅自画像。

在图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身着大清官服，双目炯炯，笔直地注视着虚无的前方。黄季良在信中写道，自己自幼深受国恩，有机会出洋留学，求知学艺，而遗憾的是并没有太多机会承欢膝下，“负罪实深”。

国难当头之时，黄季良别无选择只有“移孝作忠”，履行自己对国家的承诺。他唯一希望的是，父亲可以珍藏自己的这幅自画像，每每看到它，就可以像看到自己一样。

就在这封家书和这帧自画像寄出一个多月后，黄季良预言过的中法马尾海战爆发。仅仅半个时辰，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黄季良服役的扬威舰在开战后不到半分钟，就被击中右舷沉没。

而黄季良的家人在收到儿子书信的同时，也等来了在海战中壮烈牺牲的冰冷尸体。

在这场毫无悬念的海战中，共有六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除了与黄季良同舰的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外，包括黄季良在内的另外四名幼童，全都阵亡。

那一年，他只有23岁。

跨越中美，延续两百多年家族友谊

与此同时，在那个充满生离死别和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曾有过不少充满温情的时刻。

和现在许多选择出国留学的孩子一样，那时的留美幼童，有不少都寄住在美国的寄宿家庭。这些年幼的孩子和他们的美国“爸爸”、美国“妈妈”之间，也发展出了不少出跨越年龄、世代的亲情和友情。

被唐绍仪送去美国的五个侄子

和他们寄住的GARDNER一家的合影 两家的情谊持续百年

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在刚刚登陆美国时，寄住在了著名建筑设计师尤金·哥登尔家里。

乖巧聪颖的唐绍仪很快融入了这个家庭，他不仅得到了哥登尔夫妇的疼爱和照顾，也收获了哥登尔家几个孩子真挚的友情。

不过哥登尔一家大概也不会料到，他们家竟然养出了个总理

当所有的留美幼童被迫撤回祖国时，哥登尔夫妇感到非常难过，“就好像自己的孩子要出远门，再也无法回来了一样”。

唐绍仪回国后，还和哥登尔一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时时将他近期的生活和工作动态告知哥登尔夫妇，希望缓解他们的思念之情。

根据哥登尔家族后人亨纳斯先生的回忆，当成年后的唐绍仪作为国家要员访问美国时，他终于有机会回来探望分别多年的美国“爸爸”、美国“妈妈”。哥登尔一家高兴极了，“仿佛要迎接远游多年的孩子一般”，他们甚至专门租用了一辆有轨电车来接送唐绍仪。

从那时开始，哥登尔家和唐家这两个家族，就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友谊。

这两个家族的后人之间，也努力保持着通信并互赠礼物。虽然在那个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年代，两个异国家族要始终保持着联系并不是很容易。

亨纳斯先生骄傲地展示着唐家送来的礼物

在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的那段时间，两个家族曾经断绝了所有的音信。

直到1987年，亨纳斯先生才专程去了一趟唐家故居所在地，进行了一趟为期三周的旅行，终于努力地联络上了唐家的姻亲后裔。

这份跨越世纪和国别的友情，本身就是留美幼童令人唏嘘的故事中，最美好的传奇。

那个时代留美幼童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和国家兴亡紧密交织的个人命运，大概并不是如今的我们可以想象和体会。

我们惊叹于他们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也心酸于他们的身不由己。

时过境迁，如今的留学生虽然已不用背负扭转国运的重任，但他们的求学之路却依旧面临着相似的波折。

眼下，从疫情中的歧视到政策下的偏见，不知可以粉碎多少年轻人的梦，让那些致力于打通学术交流渠道的工作者，心血付之东流。

当我们通过历史来洞察今日，前人所负载的苦涩与无奈，竟是多么的眼熟。

作者： 绵绵冰，努力以温柔眼光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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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纪录片《幼童》

文化发展出版社：《幸运儿 : 晚清留美幼童的故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纽约时报》里的晚清史：李鸿章访美记

书单：139年前的今天，120个本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孩子，集体失学李鸿章1896年访美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