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与秦帝国兴亡的启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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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很早便想写点儿关于商鞅的东西，但囚于所学匮陋，更兼俗务缠身，只终日空想而已。近期终于稍得解脱，便立即举笔索史，聊慰猎奇之渴。

最近这些年，随着“文化自信”的重新建立，我们又来了一股国学复兴的风气。没办法，把孔圣人扫地出门到今天，钱是不缺了，但是总觉得精神上缺点儿支柱。再加上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以及后来“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大家又发现，我们师夷长技百余年，结果老师先不行了----尤其是特朗普这位“懂王”在2018年贸易战，尤其是2019-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和全美暴乱的一通表演，更是彻底揭了西方“文明”的底裤。

我们要是再供着西方那几本破书不撒手，不光德没了，钱也守不住。于是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目的，我们只好又返回头再去烧祖宗的香。

国学当然是个很宽泛的概念，而现在一说起“国学”，我们在脑海中反映出的第一个印象基本都是儒家，诸如《弟子规》、《论语》、《大学》、《中庸》之类的。也应该，毕竟这都是几千年来一直公开宣扬的东西，每一个王朝、每一个皇帝，无论他造过多么大的反，谋过多么大的逆，当他位极九五之后，总不会忘记嘱咐我们的祖宗父母师长用这些来教化大家一定要忠信孝悌。这些东西的哲学基点都很统一：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最伟大的智慧在于阴阳学说，国学本身也概莫能外，有人性本善论，自然就有人性本恶论，只不过没人愿意告诉我们而已。虽然几千年来，这种思想一直被人为的低调，但是它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一直很多，并且始终作用在我们这些草民身上。只不过配以儒家柔和的麻醉剂，我们没有感觉到很疼痛而已。这里要写的商鞅与《商君书》就是“国学”中的另一面：“人之初，性本恶”的重要代表。

商鞅此人被历史抬得很高，但是和孔孟比起来，却总给人一种模糊之感。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决定找找原因。按照惯例，我首先求助了百度，原因立即就跳出一个：儒家在百度百科里的叙述有两万多字，而法家的仅仅九千多字。高下立判！孔孟之所以形象丰满，是因为历史不仅留其名，还详细的留其学、留其政。孔孟以降之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及至近现代之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等，儒学之发展升华，步步留名于史，甚或史书本身亦为儒生所作；而商鞅、申、韩之辈因其所学直指人性之恶，其政尽施帝王之术，故而其学、其政为王者私藏，历史长河中便尽量留其名而隐其事了。

关于“性善”与“性恶”两种哲学理论，我做不了太过理论化的解释，估计也没人愿意看。但是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具象一下：

大家应该都知道孔子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西方的《圣经》马太福音中则有这么一句话“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这两句话看上去是在表达一个意思，但是背后却隐藏着分别以“性善”与“性恶”为起点的两种思维方式。

孔子那句话在强调“勿施”，而马太福音则在强调“也要”。

“勿施”什么呢？当然是“勿施恶”。因为认定“人性先天本善”，而后天又充斥着各种声色犬马、功名利禄，所以孔子的教育就落在教人后天勿施恶上。通过让大家不断约束自己“勿施恶”，最终回归到善的本性；

“也要”什么呢？当然是“也要善待他人”。因为认定“人性先天本恶”，人有原罪，所以西方的圣贤就重在教育大家要后天为善。

最终表现在各自的民族行为上，中国人认为要回归我的本性之善，就重在后天“勿施”，因为做的越多，错的也就越多。因此我们就表现出保守；而西方人认为自己生来便带着原罪，所以就要在后天多做好事，洗刷原罪，因为做得越多，对的也就越多。因此西方人就很主动和扩张。

所以在说“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时候，不要只盯着善和恶，去把这两种思想进行好与坏的脸谱化。它们每一个本身同样具有两面性：人性本善的哲学思想给了我们包容和博大，但是也造就了我们在近代的固步自封和抱残守缺。人性本恶带来了自私和侵略，但是这也是激励人类不安于现状，勇于探索，不断前进的精神之源。

源自人性本善论的忠信孝悌，被皇帝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讲了几千年，从黄河边上的两亩地讲到今天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却硬是盖不住泥腿子陈胜、吴广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我们的史官记下“汤武革命”的时候，会说“Revolution”的家伙连野人都不算。等“Revolution”们西装革履有人样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个书生坐在窑洞里向他的革命对象，用湖南话鄙夷地称呼“paper tiger”!我们的史书中，从来不缺扛支粪耙子，就敢跟前朝皇帝换工作的“真龙天子”。我们的灵魂深处从未因几千年的“人性本善”灌输而彻底祛除对“人性本恶”的记忆。中国人才是精神世界最完整的人！我们自古以来便不缺冒险的精神，更不缺变革的勇气。

一   商鞅与商君书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地主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卫国是周朝的姬姓诸侯，所以他的本姓是“姬”，应该叫姬鞅，但后来诸侯宗室通常以国为姓，所以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来他到秦国被封于商，才又称商鞅。

通过商鞅的一系列改革，秦国只用了短短二十余年，就从一个中国西部边陲半开化的小国一跃而成为“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并且在赢政时代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打垮了六国，最终一统天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效率是惊人的，直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出现，这种效率才被我们所适应。中国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虽然一直伴随着风险和危机，但是我坚信，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再扬汉唐雄风，也能够看到美国沦落为两千多年前那个失去河西的魏国。

然而就在他达到事业顶峰的时候。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为秦惠文王。孝公的兄弟公子虔告商鞅谋反，惠文王派遣官吏捕拿商鞅。商鞅逃到自己的封地，征兵反抗。不久失败，被车裂。

这就是商鞅的一个大致生平。

对于商鞅这个人，后人对他有很多的评价，毁誉参半，而且有规律可循：凡是说到教化百姓，道德垂范，基本都是负面的：贾谊就痛骂商鞅败坏了世风：“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则直接在《商君列传》写：“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说他能在秦国做官是因为“所因由嬖臣”，不干净。又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基本上是指着鼻子骂。

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批评：“他（商鞅）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

凡是说到富国强兵，基本都是正面的。比如：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曾说：“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

商鞅后来的同行，宋朝改革家王安石还写过一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到了近代，史论家陈启天在他的《商鞅评传》里说：“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

我们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对商鞅评价就更高了，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在这里，我要说明：我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些评价是存疑的，要说商鞅利国那是真的，至于说什么富民之类的话，听听就算了，当不得真。

所有的评价当中，我比较能接受的，是西汉刘向《新序》中的一句话：“……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这话在孙皓晖那本小说《大秦帝国》里也多次出现，一出口很提神。这是个看上去很极端的评价，但我认为这是最贴近商鞅的。我不好说他到底是不是个圣人，但他的确是一个极端的人，所以只能极端的评价。纵观这个人的一生，就可以发现：他是个善处事而不善自处的人，或者说，他能做大事，却只能做小人，而且是个真小人。甚至在他的眼中，他管理的对象统统都是小人，反映在商君书中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人性本恶。所以在继续说商鞅和商君书之前，我请大家记住一个前提：那就是极端！极端的商鞅和表现出极端至刚性的商君思想。记住这个前提，大家才能理解下面的一切。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发生了一件事。商鞅乘着魏国接连两次败于齐国，也就是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国力大损的时候，劝秦孝公乘机攻魏，夺回河西之地。打这一仗本身没问题，但是过程有点问题。当时魏军统帅是公子卬，商鞅在魏国的时候，两个人交情很好。结果商鞅就利用这个骗公子卬和谈，在和谈的时候直接抓了他。虽说打仗讲究个兵不厌诈，但是直接坑朋友，就有点儿不地道了。郭沫若就为此评价过：“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一仗下来，满天下没有不知道商鞅是个畜生的。河西之战，秦国赢了，商鞅败了。

当然，从更加宏大的历史来看，秦国也败了----和商鞅一样----抵押了自己的政治信誉。政治信誉这东西，看着虚无缥缈，但是相当重要。

自古以来，君临天下者，唯名与器不可假人。政治信誉便是“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分不能直接披坚执锐攻城略地，但是名分能决定你能集结起多少“坚”和“锐”。

一如今天的美国，一朝翻身做了天下第一，便肆意妄为，处处“美国优先”。自己组建的国际组织，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一言不合便“退群”、“毁约”，把自己的“软实力”当厕纸用。结果换来的就是盟友离心离德，进而就是自身的硬实力在应付一次次的离心离德中，被不断消耗----可以想象，一个彻底失信于天下的美国，一旦硬实力的损耗到了一定程度，“天下皆曰可杀”的场面绝对不是梦。而且对这样一个在困难面前，只顾自己，甚至不惜撕咬盟友而自肥的“盟主”。它一旦从王座跌落，恐怕一只路过的蝼蚁都会鼓起彻底致它于死地的勇气。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为了秦国，商鞅把自己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可能有人要说了，不要脸的人多了，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很稀奇！

要知道，商君书在国学中被列入子部。也就是说，商鞅是有资格像孔孟孙武之类的人那样，被称为“商子”的。

先秦时代，这类人要么做了圣人，要么至少也是某个学术领域极有成就的大家，属于公众人物。

一介草民为点生计小利偶尔不在乎脸面不是新闻，但是公众人物没有不在乎的，就算是今天的戏子明星还知道为艳照门装个辟谣的样子，更何况是古代的法家巨子呢？但是商鞅就是不要脸，而且还整理成理论公开宣扬----凡是不利于他强国理想实现的，他统统无视，包括脸！留名于二十四史的人中，这么坦率的好像找不到几个。

如果非要拿历史上某个人对比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是张居正。可能我们的教科书把他描写成一个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但其实真实的张居正在骨子里跟商鞅没什么区别：他们有着人们共同的道德缺陷，但是也有着胸怀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并且视这种理想为一切。为了政治理想，可以完全不顾身后名，甚至不顾生时利，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同窗、老师、朋友、名誉、人格，更遑论那些素未平生的芸芸庶民，都是随时都可以被押上刑场，为他的政治理想而牺牲的。当不了君子，宁可当一个真小人。当然了，以小人之道去做大事的结果往往就是事成了，人败了----这就叫奉献精神，纯粹的。

现在不都说要做事，先做人吗？说穿了就是先保住自己，再谋身外事，就是比较会混。

这种人就很多了，离张居正不远有个申时行，还有著名的五代不倒翁冯道，都是混事一族中登峰造极的成功人士。但是商鞅正好相反。对于他个人，我认为，他基本上达到了宗教所追求的“无我利他”的境界。只不过在表现这种境界的过程中，他展现的不是佛祖的慈悲，而是通过把这种境界残酷的强加给每一个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普通人，来为本该作为人的集体而存在的国家谋大利。为什么要说“本应该”呢？因为商鞅的“利他”是“利国”，而非“利他我”。也就是说，商鞅思想中的“国”不是活生生的你我他的集合，而是政治名词，是皇权之国，是他本人的权势源泉，一个能让他在挥洒才华中充分享受快感的舞台。所以他这种“无我利他”实现在活生生的老百姓个体身上时，表现的就比较血腥、冷酷，成了“无我无他”。

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我"的地步，就注定要走向悲剧。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最基本、最起码的安身立命的原则。

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说：这关乎着人类尊严的根基，这是人与天之间的信诺，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绝不是一时的政治需要所能取代和凌驾的。

秦孝公死后，那个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赢驷即位成了新国君。这个时候，已经申请退休，蛰居自己封地，希望能够功成身退的商鞅如芒在背，很快他就发现：什么功成身退，自保都是奢望了！

于是他便带着家属老母要回魏国，因为他进入秦国之前的大半时间都是在魏国，在那里他求过学，还在前任魏国丞相公叔痤手下做属官。可以说，魏国就是他的第二故乡。结果当他要回去的时候，“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不接受他。他在逃亡的路上想住旅店，结果老板问他要“照身”――――最早的身份证，商鞅发明的。结果他拿不出，老板毫不犹豫的把他关在了门外，严格的落实了商鞅制定的法律。

于是后世就多了个“作法自毙”的典故。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国太强大，天下诸侯都不敢得罪秦国，谁也不敢收留他。“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而商鞅的面前只有四面竖起的墙壁和一片说“不”的声音，彻底体验了一把帝王享受----称孤道寡！他以前太无视朋友的价值，太践踏基本的为友、为人之道了。他让秦国强大，还亲手用极不光彩的手段打败自己的故国，不给天下留退路，于是当他走投无路时，天下也就没有他的退路。

当一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守，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完全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体制能让你权势滔天，也可以瞬间把你剥夺的一无所有。更可笑的是，这个体制正是商鞅自己创造的。假如再没有外部压力的话，那么像商鞅变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比如说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相比他们，商鞅还算幸运，他死的时候山东六国正在谋划合纵，要一起进攻秦国。作为一种在乱世中，战争中最有效、便捷的国家管理模式，商鞅的改革被原封不动的承袭了下来。商鞅虽死，但事业留了下来：商鞅没了，大秦还在，也算一种宽慰吧。

作为一个政治家，商鞅难道真的预见不到这个结果？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实在他被车裂前五个月， 赵良就警告过他："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老秦王一旦蹬腿死了，你的靠山倒了，秦国想收拾你的人会少吗？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五个月后，走投无路的商鞅，被杀死在郑国的黾池，然后尸体被车裂。与此同时，当年那些被商鞅变法剥夺利益的人，那些受到商鞅新法残酷处罚的人也纷纷加入复仇大军，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母。

至此，商鞅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也奉献给秦国了。

其罪名更是极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个把良心、生命、家族都贡献给国家强大事业的人，最后却得到了“反贼”的罪名！而且他死后，“秦人不怜。”

生时魏人不纳、死后秦人不怜，如果商鞅要是再亲眼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话，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这个把自己和他人完全作为国家机器零件的人，是何等想法？

《吕氏春秋•无义篇》就此议论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商鞅这种走到极端的“大公无私”，表现给人们的是：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这最终决定了：商鞅可以是圣人、可以是恶魔、可以是神，但是唯独不能做人。可以说，商鞅治国的成功、他个人的失败和秦帝国的勃兴勃亡彻底全面的展现了一个大战乱的极端时代背景中，一种至刚、至强、至威的原始法家哲学思想的全貌。

商君书小考

所以对商鞅，我不忍心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我内心里对他十分的神往。

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没办法说他的好话。

好在《商君书》并不一定全是商鞅所作。《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书》共27篇，今传世的有26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

已故的清华大学教授，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

郭沫若干脆就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

我个人也认为，《商君书》至少不是出自一手。

因为仅从商鞅的生平来看，他几乎是刚刚达到人生顶峰就直落谷底，就没有过稳定时期――――拼命工作完，他就开始逃命，最终被杀。所以他没时间编书。

《商君书》里那些法令性的东西，可能是他所作，但那也只是工作需要，还谈不到要去编纂成书。再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更法》，抬手就写“孝公平画”。孝公是嬴渠梁死后的谥号，也就是说这本书至少是成于孝公死后。

嬴渠梁和商鞅几乎是一前一后的死，如果这本书真的是商鞅所作，那么商鞅是在找死！君主没死，你就称谥号，那杀他的不应该是赢驷，而是嬴渠梁。当然这类证据，书中还有很多，比如《错法》、《徕民》，都是涉及商鞅死后的事，明显不是商鞅所出。所以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这本书是“殆法家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

无论如何，《商君书》是的的确确反映了商鞅的思想，就如《论语》反映了孔子原始儒家的思想一样。其实无论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还是儒家的德治思想，他们在治国方面要达成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在《商君书》第七篇《开塞》里就比较详细的理论阐述：当下的时代，人类已经走过了远古的爱亲人、维护小集体的时代和中古的推崇贤人、标榜仁爱的时代，而进入了近世推崇权贵、尊重官吏的时代。既然世风有了变化，那么组织管理理念也要变化。时代进步了，人变的精明圆滑不在淳朴了，那么就只能用严刑峻法来管理。虽然酷烈，但是却能够禁止民众不犯法，是对大多数人的保障。这跟《商君书》第一篇《更法》里说的“法者，所以爱民也”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所以商鞅思想就强调“大仁不仁”。商鞅这个人既令我神往，又令我憎恶。神往他那种“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不法古、不修今”的革新勇气和那种“法者，所以爱民；礼者，所以便事”的务实主义精神。憎恶的是他那种冷酷和无情。他的眼中没有自己，同时更没有我----一个老百姓。虽然几千年来的权力确实目中无人，但都是隐晦的，遮掩的。而像《商君书》这样彻底撕掉遮羞布，完全不给我这个小老百姓留面子，坦然直述的，实在罕见。剥夺点儿物质就算了，连面子都不留，难怪老百姓那么快就跟大秦帝国动刀子。极端惹的祸。

关于《商君书》，又称《商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商君书》共有29篇，现在传世的有26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它跟《论语》的性质差不多：反映了商鞅的思想，但不是商鞅所作。已故的清华大学教授，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郭沫若干脆就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商君书》里那些法令性的东西，可能是他所作，但那都是平时工作必然形成的东西，还谈不到要去编纂成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更法》，抬手就写“孝公平画”。孝公是嬴渠梁死后的谥号，也就是说这本书至少是成于孝公死后，而孝公死后的大部分时间，商鞅都在逃命，基本没时间专门写书。当然这类证据，书中还有很多，比如《错法》、《徕民》，都是涉及商鞅死后的事，明显不是商鞅所出。所以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这本书是“殆法家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

和《论语》不同的是：《论语》自始至终都是语录和对话，偶尔辅以叙事，而《商君书》更像是一本文集，字数不多，但内容庞杂，既有宏观的理论，也有细致的法令，而且书中的文体各式各样。比如前面说的，开篇《更法》很有些《盐铁论》的风采，基本都在辩论；而《农战》、《画策》、《外内》又是一种政论的格调；《垦令》、《战法》、《境内》则更像是公开颁布的法规。再加上法家文章素来语言冷峻、简约古奥，其思想和我们常接触的儒家更是多有背道而驰，所以《商君书》实在难读。想要磨练一下毅力，推荐一读。

前面说了，《商君书》中有两篇有目无文，就是《刑约》和《御盗》。抱着猎奇的心理，我翻了各种资料，想一探究竟，但终也究不深。最后我只得结合《商君书》的内容脉络和商鞅的政治实践，从字面上大体试着猜测了一下这两篇的主题，聊慰遗憾：

《刑约》应该是一篇理论文章，“刑”当然就是指刑罚，法家强调重刑轻赏。《商君书》第四篇《去强》就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他认为“王者刑九赏一”，到了第五篇《说民》更是主张轻罪重罚。根据这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和商鞅的政治实践，所以这里的“约”字，大致有两层意思：

第一，约定。这个约定当然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明确的意思：我制定了这些刑罚，我也跟大家说明白，那么以后这些刑罚落实到具体人身上的时候，你别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有点儿“勿谓言之不预”的意思，重在震慑。从实践的角度说呢，也符合商鞅的施政风格。法家儒家都追求入圣，期望每一个人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社会活动。但是在实现手段上：儒家看到树长歪了，是把它扶直，一直扶着它，让它在生长过程中慢慢纠正。而商鞅这里，则是直接把他心目中的圣人标准告诉大家，把好树的标准告诉树。以后如果哪棵树长歪了，就直接一刀把歪的地方砍掉。很痛快，“简政”。

第二，简约。既然要轻罪重刑，那么轻刑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反映在秦国的现实治理中，大家也能看到：《汉书·五行志》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就是往大街上乱扔垃圾，要在脸上刺字。

刺什么字就不知道了，反正不能是“此处禁止倒垃圾，违者罚款”。

乱扔垃圾，放现在多大点儿事儿啊！现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马路边随地小便都不新鲜了，顶多就算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解决道德问题需要靠教化，可商鞅用的是肉刑。不仅伤人肉体，还剥夺尊严。

用法律严惩来实施道德的教化功能。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叫“刑用于将过”，《商君书•开塞第七》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细过不失，则国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把有犯罪思想和有犯罪行为等同起来，都予以法律制裁，以此来预防犯罪。看起来好像挺不错，法律制裁取代道德的监督教育功能，好像是简化了社会运行的环节，而具体实施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处罚“将过”实质就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就是“诛心”。

谁来诛心？不是大公无私的社会，而是具体的人。

社会很抽象，人的欲望和行为却很具体。诛心定罪就意味着对具体物证、人证的要求不再严格，即使你没有犯罪行为，也可以说你有犯罪的想法，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所以过分强调法律功能的“刑用于将过”理论，一旦具体运行就意味着法制的崩溃，当然，也意味着官老爷面前出现了一条便捷宽广的致富路。

道德问题就要用肉刑，如果罪过再大点儿，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什么斩首、车裂、凌迟，就是根据人的罪行选个死法罢了。绞刑给留个全尸，都叫皇恩浩荡。按照《商君书》的理论，这就叫“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这个其实咱们都不陌生——“严打”：1983年，一对恋人拍个裸照，赶上严打，男的枪毙，女的坐牢。任何审判都强调“从严”、“从重”、“从快”。最后发现，打掉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代价是一大批冤假错案、公报私仇和司法腐败。只不过，咱们现在“严打”是阶段性的，而商鞅这个“德生于刑”却是长期坚持的。现在我们当然要说这种作风野蛮粗暴，但这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大争之世，列国征伐，乱世就得用重典。而且历史也明确告诉我们：一旦大战临头，往往都是冷酷战胜温良，野蛮战胜文明。

再说《御盗》，这很有可能是一篇法令性、技术性的文章，“御”字好理解，防备、约束等等吧。而这个“盗”字，恐怕不是指国内的小偷、强盗那么简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秦国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彼此监视，家家连坐，乱扔垃圾都要被毁容。如此高的犯罪成本，可能有稳定的小偷、强盗吗？所以这个“盗”字，我认为更多的是指地方上的世族、豪强，以及和他们有联络的他国间谍。这里我用“间谍”这个词可能容易引起误会，这个所谓间谍干的工作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的：搞点儿情报，刺杀个政要什么的，那都是小事。最主要的策反边境百姓，甚至是朝廷重臣，让他们迁到间谍服务的国家。

在当时，关于“国”的观念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博大。那时候的“国”其实就是以诸侯们的“家”为核心，然后聚合家臣之家，庶民小家凑在一起，这就叫“国”。最明显的就是韩赵魏三国，都是由家臣之家晋为诸侯，直接以姓为国号。所以在实行诸侯分封制的先秦时期，“爱家族”是绝对优先于“爱国”的。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见：近几年开始盛行修家谱，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一种文化传承，但是这种东西一旦修起来，就不是几张纸那么简单。尤其是在聚族而居现象普遍的农村。一本家谱在手，族中长辈就不再只是个家庭符号，而是具备了一定政治力量的实力人物。

族长一句话，往往比村长、书记还要好用，这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个潜在威胁和挑战。2018年年底到现在开展的“扫黑”为什么把重点放在农村？很简单，当前以贸易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美斗争已经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在当下到了血拼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国家需要释放“农村集体产权”这块最后的压仓储备，和美国来一场持久战。

这就意味着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将有很大的改革。

农村问题是涉及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一旦搞不好，就会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为了防止改革过程中这些地头蛇们乘机兼并土地，截留农民的利益，造成农村的不稳定，国家就先下手除掉他们。所以说本次“扫黑”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国本的政治问题。

当然这是现代国家，尤其是我们的党，组织建设直达基层，中央对基层有绝对的掌控力和动员能力。

而在古代，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君没有太多的手段。国君一旦引起本国百姓不满，往往就会引发人民以家族为单位向外迁徙，甚至是家臣的大家族叛乱。

人口是当时每一个诸侯国都极其重视的财富，甚至高于土地，人口大量外迁绝对会导致国家衰落。在商鞅的眼里，这些半独立的，始终和国外间谍保持联系的地方世族、豪强给邦国带来的潜在威胁，不单纯来自他们直接对抗政府施政的力量，仅仅就他们的大规模迁徙，就很容易以点带面，动摇国本。所以《商君书·垦令第二》说：“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这里的“外交”，不是之国家政府间的交往，而是指民众的对外交流。所以这句话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指禁止民众外迁，这也是削弱地方世族、豪强势力的措施之一。而要禁止民众外迁的重要一步，就是首先斩断民众与外国的联系，防间、防谍，叫你进得来，出不去。也就是说，《商君书》里要“御”的这个“盗”不仅是指 “盗情报”的，更主要是针对“盗民”之盗。

“盗民”之盗是指国外的，国内当然也有“盗”。这些“盗”除了零星几个小毛贼，更多的就是指在朝野中一切有能力阻碍商鞅施政的保守势力。这股势力不仅仅是在野的，在国内居无定所，到处冲州过府，有能力“犯禁”、“乱法”的文人、游侠。他们虽然人多，力量总和很大，但是没有组织。要“御”他们，直接用明确的行政、司法手段就可以。这类人《商君书》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还有一类人，对施政阻力更大，但是在《商君书》尚存的篇目中几乎很少直接提到。那就是在第一篇《更法》里出现的，以甘龙、杜挚等人为代表的在朝中握有一定权力，却明确反对变法的政治人物，这其中还包括公子虔这类王族权贵。这些人都是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第一刀就是冲他们去的，所以他们是最有阻碍变法动机的一帮人。要“御”他们，单纯依靠公开的法律手段恐怕不行，还需要些不好见光的政治手腕。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应该是对第七篇《开塞》的呼应。《开塞》是理论文章，主要分析政治统治面对的障碍、弊端起源，然后只在宏观上论述了全面法治的必要，强调针对当下要用“刑九赏一”来维护秩序，没有很具体的说如何扫除这些弊端。有理论，就应该有措施。后来《韩非子》一书中的《八奸》、《奸劫弑臣》、《五蠹》、《八说》很有可能就是结合这篇《御盗》的深一步研究。以上仅是猜测，算是抛砖引玉吧！欢迎批评。

其实无论是法家，还是孔孟儒家，我认为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两条不同的路。这两条路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它们的成败取决于人能否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时期，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在《商君书》第七篇《开塞》里就一段比较详细的阐述：当下，人类已经走过了远古的爱亲人、维护小集体的时代和中古的推崇贤人、标榜仁爱的时代，而进入了近世推崇权贵、尊重官吏的时代。

既然世风有了变化，那么组织管理理念也要变化。时代进步了，人变的精明圆滑不再淳朴了，那么就只能用严刑峻法来管理。虽然酷烈，但是却能够震慑民众不犯法，是对大多数人的秩序保障。这跟《商君书》第一篇《更法》里说的“法者，所以爱民也”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所以商鞅思想强调“大仁不仁”。根据客观实际调整管理模式，这就叫与时俱进，就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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