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劣根性”话题被埋进时代的春天里

lion老师 趣品文化 今天

一些对中西方文化均一知半解的大小公知们，动辄爱大言不惭地大话“国民（或民族，下同）劣根性”问题，把发生在当下的一些有违公规良俗或违法乱纪的个案问题，上升到民族文化或国民劣根性的高度高谈阔论，卖弄自己的无知。这些人是很有问题的，其本质，无非是脑子问题，就是对东洋或西洋文化的跪拜，就是精日分子，就是香蕉人——外黄内白：一身黄皮肤，精神上却白人化，全盘接受西方白人文化，而对中华文化弃之如敝屣，全盘否定。

这个问题的产生，可以向上追溯到100年前。当时国家积贫积弱，政府昏聩无能，民众麻木不仁，一盘散沙，周遭列强环伺，甚至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时间中国有亡族灭种之虞。一些知识分子处于爱国救亡的目的，苦苦反思国家何以如此落后？民族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们想来想去，就归结为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认为是民族文化不行，国民性格出了问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鲁迅先生，他的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就是一部探讨国民劣根性的小说。其主人公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被认为是当时“国民劣根性”的集中写照。

后来，中国的命运走向发生了极大变革，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一变再变：从大革命，到阶级斗争，到抗日救亡，到人民解放，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国民劣根性的话题先逐渐后彻底，从公共话题中消逝。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开的推进，言禁的放开和观点的多元，文艺的活跃，对传统和文化的反思一时间又成了知识界热议的话题之一。那时候——也就是“河殇”时代，人们不仅热议鲁迅，还发现同根同种的海峡对岸，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问题的热议也持续比较长久了，并且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和作品，比如柏杨及其《丑陋的中国人》，和刚出茅庐的龙应台女士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

90年代之后，随着国力日进，一代代新人的崛起，互联网的普及等因素，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日趋多元化。所谓“国民劣根性”的话题再度逐渐沦为明日黄花，只偶尔在公知们的文字中才会看到它。

那么，该如何看待“国民劣根性”这个历史性话题？现在还有没有旧话重提的必要？

首先我们要把今日偶尔见到的大小公知们动辄把一些社会负面现象归结为国民劣根性，与当年鲁迅等进步知识分子深刻反省和讨论这个话题区分开来。同一个话题，不同时代的人谈论它，本质完全不同。鲁迅的时代，思考和论述这个话题，是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支撑的。现在，100年过去了，时移事易，所谓的国民性——如果有的话，也早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也有些东西，并不会那么轻易的发生改变，比如中国人的勤奋，吃苦，善良，务实，希望文艺作品的结局是大团圆的等——但这些，就和“劣根”两个字没任何关联了。至于鲁迅所痛批的国人的冷漠麻木、愚昧迷信，一盘散沙不团结，在那个时代是不同程度乃至很严重的存在的；所以鲁迅的反思和批判是合理的。但是今天，谁如果还认为中国民众依然如故，那就是完全无视时代的进步，是刻舟求剑的思维在作祟，是一种自轻自贱的贱骨头心理在作祟。只需要看一下疫情之下的中国民众的表现，与西方民众的表现，哪个国家的民众更具有理性精神和家国情怀，结论不言自明。中国自然还有大量的民众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科学和文化素养算不上很高，但绝大部分也不至于认为戴口罩对阻断病毒传播毫无作用；更有甚者如大英帝国的一些民众，上演把病毒传播归咎为5G基站，一把火烧掉的脑残剧。

其次，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全世界的民族中，以笔者的视野，我只看到中国和日本，有所谓对自己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反思，而且都发生在国家处于相对落后和低谷的年代。如日本人高桥敷于1970年写作和出版了《 丑陋的日本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的写作，正是对前者的直接仿效。这可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东亚文化圈的人，更具有自省精神，如儒家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二是国家的落后促使人们的反省。

总之，时代在改变，社会在改变，在进步；随着中国在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所谓的“国民劣根性”话题，实际上已经被埋进了飞速进步的时代的春天里。当然，中国要全面领先世界，按照林毅夫先生的乐观预测，也还需要几十年。社会的各个方面，还远没有到尽善尽美的境界。阴暗面和丑陋现象，总还是会有的。对政府的监督，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和批判，甚至在国家民族层面所作的宏观的反思和反省，也会长时间内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但是，如某些公知那样，动辄把一些个案，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冷嘲热讽，唧唧歪歪，骂骂咧咧，则显然是陈旧思维模式的迂腐表现，是旧时代一些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自视甚高的迂腐思想的借尸还魂。这种言论和行为，基本是愚蠢而丑陋的，没什么建设性和善意可言。它们想再掀起什么舆论的巨浪，是不可能的了。疫情之下，广大民众自发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以方方等为代表的公知的鄙视和唾弃，恰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反应。

必须说一下，鲁迅先生是一个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人。他说：“我确实不时地解剖别人，但我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正因此，他的思想，他对国民及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从早年到晚年，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年的他，对国民的种种劣根性的表现，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晚年，则从阶级论者的角度出发，写出了《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这样提气的名篇，兹摘引两段如下：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反观龙应台和方方等公知们，他们对自己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批判“一以贯之，对西方文化的跪拜一以贯之，对自己的思想观点何曾有过一点半点反省和改变？每当看到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把方方和鲁迅相提并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可笑：这不是蠢就是坏，是对鲁迅先生最大的不敬和亵渎。

江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国已经不再是陷入泥淖的破车，而是驶出三峡的战舰。让那些惯于留恋旧时光景的公知们去抱怨吧，可怜的怨妇们！（20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