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法统——中山先生的“国葬”与“党葬”

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时候，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后世有人居然提议将这幅画居卖掉来抗疫。有新闻报道，因新冠肺炎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法国商人史蒂芬·迪斯汀昆提出了上面的那个建议，不仅如此，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也开动脑筋，提议卖掉列宁遗体为俄罗斯日益严重的疫情防治费用筹钱。

列宁墓

《蒙娜丽莎》如果被卖掉，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是藏品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财富，只不过是归私人还是归政府收藏而已。而列宁就不同了，他是苏联的重要领袖人物，虽然苏联已经于1991年正式解体，但是不可否认，对于现在还是将来的俄罗斯、抑或整个世界来说，列宁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符号。

林肯纪念堂

世界上将重要国家元勋人物遗体留存的不在少数，比如法国的先贤祠、美国的林肯纪念堂、我们国家南京的中山陵等等。但是出售遗体的确实屈指可数。之所以在世界各地出现如此多的同类建筑遗迹，是因为这些遗体遗迹一直都是国家政治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国家教育国民、铭记历史的重要手段。

中山陵

要说明这一点，最好的莫过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党葬与国葬问题了。直到今天，在中山陵的解说词中依然会提起这一段历史，但是具体的历史过程却不见得人人皆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1924年的孙中山先生葬礼问题。

一、北上谈判：革命未成身先死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后，全国各省份云集响应，纷纷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由此中华民国诞生。人们，或者在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和社会进步人士看来，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巨变，推翻封建帝王统治，开创了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国。然而，短暂的统一局面并未能掩盖实际的四分五裂，各省势力割据，临时政府缺乏充足的财政收入，加之地方实力派各行其是，基本上政令不出南京，影响力微乎其微。

反观当时的袁世凯手握北洋军队，实力强大，加之当时欧美列强希望中国出现稳定的政治局面，通过一定的利益交换，袁世凯成功地成为了大总统，通过操纵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袁氏政府暂时维持了全国统一局面，并确立对各个地区的暂时的统治，出乎人意料的是，袁氏逆时代潮流，大兴封建帝制，哄哄闹闹的洪宪帝制后袁氏众叛亲离，含恨而去。

自此，北洋系四分五裂，奉系、直系、皖系在民国政坛兴风作雨。在1927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军阀争权，为了维持相互之间战争的大额军费，争相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赋税之高难以相信，大大消耗了民国政权的合法性。

亲手缔造共和国的孙中山目睹此情此景，心中难以平静，原想立志筑路富国的他再次扛起了革命的大旗，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几次革命中孙中山因没有自己的军队而受制于人，甚至一度遭到陈炯明等人的背叛，一度生命垂危。后经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三大政策，创建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在此时，直系奉系内斗严重，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力邀孙中山北上和谈，希望各方协议共建三民主义中国。

冯氏的政治热忱并未能化解当时北京政府、南方革命政府的巨大裂痕，以及由实力产生的各怀异志。中山先生北上和谈，原本多年从事戎马的他却积劳成疾，疾病复发，在天津时其实已有发病，到北京后住进协和医院进行疗养，1925年1月医生于做手术时断定为肝癌，3月12日先生与世长辞，告别了他热爱的国民，忍痛留下未竟的革命事业，劝告国民党要"同志任需努力"。

二、授予国葬：南北政府互争执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的葬礼便成了南北政府关注的焦点。当时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产生的国会已经被袁世凯解散，后历届国会多有政治合法性问题，所以当时北京的国会被称为非常国会。

当时，葬礼中最高的等级即为国葬，顾名思义，以国家名义祭奠，全国举行。其法律依据即为1916年的《国葬法》。

其中规定"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

而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物，是国民党和南方革命政府的领袖，其多年来对于国民革命的献身精神已经使他几乎成为民国政府的又一重文化符号和代名词。对于国民党来说，领袖逝世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对于北京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和非常国会来说也是。在当时南北对立的格局下，谁能为中山先生举办葬礼，谁就无形中在名义上成为全国政权的合法代理人。

所以中山先生逝世后，北京非常国会适时通过决议，"本会议依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本日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特闻"。

而在此前，民国政坛的重要人物黄兴、南北和谈代表伍廷芳、蔡锷等人逝世后，也均享受了国葬待遇。因此，北京非常国会的决议可以说合情合理。但是因为当时国会与段祺瑞政府直接尚存龌龊，所以段祺瑞执政府最一开始也有些踌躇，但最终还是决定3月17日为孙中山先生举行国葬。

北洋临时执政府——段祺瑞

国民党的反应也十分迅速，在中山先生逝世后迅速组建了葬礼筹备委员会，最为重要的有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处，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大都集聚北京，所以决策基本上就是围绕北京所进行的。筹备处下设秘书、事务、招待三股，前后招募工作人员300人左右。

针对北京政府的国葬安排，国民党内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一是赞成国葬，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致电北京的治丧处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号召全体党员，主张国葬，而同时北京市党部也发出号召"主张隆重的国葬国民革命领袖、开国元勋、吾党总理"。另一种声音与此观点不同，认为国葬可以，但是反对接受临时执政府的国葬，唐绍仪等人就明确提出"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追予国葬"。其他多地党部也纷纷致电，表达相同观点。

当时国民党尚未全国统一，而内部组织不够完善，内斗激烈。所以未能为孙中山组织大规模的葬仪，而是接受了执政府国葬的安排，却在整个典礼中避免国葬的名义。

3月13日治丧委员会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开始停灵祭拜活动，次日，各国公使及其代表、非常国会及当时在京的重要社会名流纷纷前往祭奠，19日灵柩从协和医院移至社稷坛，沿途欢送人员达到12万人之多，人们高呼民主革命的口号，国民党也通过播放总理录音、发表演说等方式进行宣传。

孙中山的水晶棺

24日至4月1日各界人士纷纷进行悼念，签名者达到74万人之众。因中山先生临终遗言，要死后归葬南京，所以灵柩只能暂时安放于西山碧云寺，至于保存遗体，原本定制了水晶棺，后苏联政府派人将水晶棺运至了北京，但是经过经验后发现并不符合保存遗体的标准，无法使用，所以就暂时将先生遗体保存在协和医院的美式楠木棺木中。

三、全国党葬：总理遗教传后世

1927年国民革命北伐席卷全国，各地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南京政府定都南京，中国由此开始了南京政府的统治时期。刚刚成立的南京政府已经远较当时位居广东时实力强大，且新政权甫立，需要得到全体国民更多的认可，所以为孙中山先生重新举行葬礼就进入了当时南京政府的考虑范围。通过强化中山先生的领袖地位来提高国民党本身的政权合法性。

1929年1月南京政府组织奉安委员会，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常委、总司令蒋介石任主席委员，下设总务、文书、财务、布置、警卫、典礼、招待、交通、卫生九个组和专刊编纂处，从南京政府中央部院抽调人员，由此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奉安典礼准备工作。

筹委会首先从全国各地派定了参加典礼的代表名额，总计549个南京之外的外地组织、928名外地代表。此外，在"奉安大典"举行前，国民党三大正式通过了训政决议，将孙中山打造为全民唯一的革命偶像，总理遗嘱成为唯一的精神纲领。

奉安大典也与训政决议相互配合，在南京派出北上迎接棺木的专列时，沿途途径各站无论大小都要举办隆重的欢送仪式，另外全国各地都要在党部组织下进行祭奠，臂缠黑纱，停止举办一起娱乐喜庆活动，演讲会、展览会、化妆表演、标语图画等方式更是比比皆是。

奉安大典

整个奉安大典包括棺木南下、浦口迎接、南京公祭和奉安典礼四个环节，1929年5月20日北平遗体易棺，28日抵达南京，29日至31日公祭，6月1日奉安，棺木正式葬于中山陵。

大典期间南京各商铺、居民住户降半旗致哀，娱乐场所停止营业，奉安当日全市电灯定时放亮，以为信号，所有人原地停止默哀。无论是棺木从北京南下，还是移入中山陵，场面都十分隆重，不仅沿途遍布花圈牌匾，素灯素彩，军警开道护卫，飞机低飞送灵。其规格、规模、仪典都为民国历史之最，之前的黄兴、伍廷芳华等人、之后的谭延闿等都无法与孙中山的奉安大典相比。

不仅如此，自棺木移葬在中山陵后，国民党更是时时祭奠，凡有重大会议事件都要前往陵园公祭，孙中山先生的葬礼不仅成功为新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建立了自生的正统历史叙事，而且也在国民党的演化下成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象征和民国的重要象征。

重要历史人物的葬礼一直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含义和文化象征，列宁也好、孙中山也好，以及世界各国政党建国领袖无一不是如此。可惜的是，因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列宁的遗体不仅未能得到新政府的格外重视，还被挪动，并提议出售，这背后也与新政权不在需要列宁来提升自己的政治话语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列宁始终都是俄国政府不可避开的一个话题，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符号，至于遗体，还是要慎重处置更显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