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美国国务院与冷战媒体美学 （上）

20世纪50年代，为了应对社会主义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以施拉姆等人为代表的美国传播学家采取了通过文学促进信息传播的方法，借助文学创作来对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等工作进行宣传。以文学的形式进行跨文化信息交流，这个有难度的工作最好由真正的东亚文化中间人来完成——张爱玲因其经历显示了太平洋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是“民主的美国”和“红色亚洲”之间隔阂的典型产物，从而成为扮演这一中间人角色的绝佳人选。在为美国情报总署工作的三年里，张爱玲将信息和美学融合到一起，使出其一贯为人称道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压缩成信息数据的碎片，运用参差对照散布信息和社会现实的意义，实现了更广泛的信息传播。但这一切不能掩盖的是，其作品内容实质就是配合美国方面进行反红色宣传。

本文将美国传播学发展简史、时代政治背景、以及张爱玲个人的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而全面的研究视角。文中在对美国政治传播思想的发展、介绍张爱玲与美国情报总署的关系、以及对张的作品分析上都有详细而独到的论述，并客观论证了张爱玲的作品在1952年前后的创作形式与风格上出现较大转变的原因。同时不容我们忽视的是，在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对于张爱玲几乎一面倒的积极评价之下，这位女作家的创作背景和写作目的、特别是她1952-1955年所写的作品，其书写背后却隐藏着与其“美国政府宣传代言人身份”的多重联系，这也是我们重新解读张爱玲不可忽视之处。

文章原刊于《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2期，感谢李斌老师推荐给保马推送！

—文学信息战：—

张爱玲，美国国务院与冷战媒体美学

苏真 / 撰   张慧 /译

This thing we call reality is unsystematic,  like seven or eight phonographs

playing all at once in a chaos  of sound, each singing its own song.

(现实这个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 打成一片混沌。)

—Eileen Chang, Written on Water(流言 Liuyan)(1945)

有的时候，美国似乎是在众声喧哗，向外界传递着不明确的信息。

 —约翰·W·亨德森，美国情报总署

1952年底，中国知名作家张爱玲申请了美国情报总署驻港办事机构的工作。在此前的三年里，张爱玲的职业写作出现了困难。尽管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就拥有了上海最知名作家的声誉，但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军事胜利，她的写作受到了威胁。张的作品讲述中产阶级的故事，具有现代主义风格，这和愈发被政府认可的左翼无产阶级美学标准发生了冲突。张爱玲对自己在大陆的前途没有什么把握，她便去了香港，在港大复学。香港是英美情报人员[1]设在中国的“监听站”，张爱玲在香港出现，引起了美国情报总署驻港机构的文化工作处处长理查·麦卡锡的关注。麦卡锡对中国现代文学非常熟悉，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张爱玲的职业写作，对其作品也很欣赏。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招募这个“文学天才”，完成美国的东亚情报部署任务[2]。1951年底，麦卡锡跟踪张爱玲，来到她的住处，劝她申请一个翻译的职位。张爱玲的申请被接受了，第二年春天她便开始了工作。

张爱玲在为美国情报总署工作的三年里（1952-1955），写作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这一转变长期困着研究她作品的学者们。张爱玲入港前和离港后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矛盾对立，让他们感到困惑：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张爱玲一律用中文写作，她运用独特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主要写短篇小说。1952年以后，她转为用英文写作，作品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并发表了一连串小说。张爱玲大概是1955年移民美国，开始以美国小说家的身份写作，比较成功。她似乎放弃了在上海时的写作方式，全身心投入为美国读者写反共的通俗小说。于是，学者们把张爱玲1952年前后的作品隔离开来，发现这两个时期的写作是无法联系起来的。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偏重张爱玲早期的汉语写作，而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却主要关注她用英语创作的美国小说。无论作为哪一派学者，还是作为一个读者，在他们看来，这位与众不同，名叫张爱玲的人总是具有两面性，是一个有着两个名字、两种人生、两段历史和两种写作生涯的作家。

张爱玲突然转变成美国作家，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对这位人们普遍认同的、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的张爱玲进行深入的考察。解开这个谜团，对解释冷战前期美国的政治策略、美国文学史和传播学的兴起之间日趋复杂的关系很有价值。没把握住港大复学的机会，导致张爱玲融入到一个新成立的国际媒体体系之中，该体系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冷战行动十分重要。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人们才能更好地解释张爱玲转变成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这一问题的本质。作为译者和作者，张爱玲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还显示出那个时期的信息和文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在此期间，文学被视为传播信息的有效工具。最终，张爱玲的一生与政治分不开，因为她的经历让美国在东亚的帝国野心昭然若揭，同时也揭示了美国政府怎样招募像张爱玲这样的流散作家开发新的写作模式，而这一新的写作模式对遏制“红色”中国至关重要。

张爱玲

本文将对三个相关的论点进行详尽阐述。第一，美国情报总署在香港及更为广泛的亚洲部署的行动，是50年代美国信息理论极为重要却又遭到忽视的一个部分。最近出现了一个学术团体，专门研究控制论下的信息理论兴起问题，该研究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出资，这个学术团体还关注瓦伦·韦弗诺、伯特·维纳及其他学者的经验主义研究。[3][4][5][6] 该学术团体以大西洋派为中心，密切关注美国和欧洲科学家之间的联系。这些科学家致力于构建一个由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的反苏“全球联谊会”[3]。就这样，在由中国引发的一系列不同寻常问题的驱动下，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在太平洋地区出现了。在东亚实施信息-传播理论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为在该地区从事实际工作的特工服务。香港的情报工作人员直接面对来自中国的对手，他们比俄罗斯人更神秘莫测，在东亚的情报战中，这个对手似乎胜过美国人。美国的特工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上级传下来的理论，不久，他们根据当地情况修订了信息理论，并在太平洋地区实施。

第二，上述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国情报总署把重点放在拓展信息自身的文学空间上。这与洛克菲勒基金及其他地区对应的大西洋派项目有明显的不同。后者在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所做出的科学性突破的带动下，试图运用信息理论中的意义的概念或语义学，而此时，传播学的学者们，如威尔伯·施拉姆，却把太平洋地区的情报工作联系起来，因此，他们所持的信息观也就更加灵活，他们认为信息保留了情感和意义的痕迹。施拉姆是本论文的核心人物，被普遍认为是美国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和他的同事，如香农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不一样，他最初接受的是人文学科的教育，获得了英语博士学位，在爱荷华大学工作了几年，担任英语教授，在此期间他似乎全力以赴地将经验主义的信息观和人文主义的信息观融合起来[7]。这样看来，作为施拉姆的朋友和同事的麦卡锡，转为雇佣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家来振兴止步不前的美国东亚情报计划，完全是件不足为奇的事。美国的情报工作人员和理论家们认为，张爱玲的文学天赋很高，又具有中国民族志方面的知识，能够对美国情报总署的这一实证工作有所补充。最终，关于文学与信息的一个新的观念从麦卡锡与张爱玲的邂逅中产生了。

最后，重点阐述美国在控制太平洋地区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出现的、有关媒体和信息的一些特殊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有效地反映了我们对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所进行的冷战的理解。自20世纪早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很有诱惑力。广袤的中国代表的是“7亿潜在的客户”，可以为美国公司谋利。[8]然而，1949年共产党取得了军事胜利，“中国失守了”，中国也由潜在的经济伙伴变成了政治威胁。美国国务院的头脑人物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具威胁性，因为它比俄罗斯人口多，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影响比俄罗斯大。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担心中国会煽动更广泛的东亚民族解放运动，把“自由亚洲”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打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平衡。为了应对中国所带来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研发了先进的通讯设备对抗中国的“红色”宣传。特别是，美国在中国没有布置支持民主的“地下组织”，搜集情报很困难，不像在拉丁美洲和俄罗斯那么容易。有鉴于此，美国人创建了极为灵活的传播理论，强调文学的作用，雇佣像张爱玲这样的文化代言人。[9]张爱玲的经历揭示了冷战历史的新层面，显示了太平洋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它让人们关注，在50年代文学被当作武器用来挑战和消除中国宣传的这一过程。

我把这一过程称作“文学信息战”。科技和媒体是信息战的决定因素。“文学信息战”的概念相对比较新颖，近年来这一概念变得更为具体。美国国务院先是发明这一术语，1993年再把它用于自己的战争策略中，在此前的50年代的心理战战术中，美国国务院所实施的是这一概念的原型。[10][11]信息战发生自冷战伊始，本文对其文学系谱进行追溯。我认为，文学信息战自产生之日就是人们在新的通讯技术时代里对文学功能的用心反思及投入。有学者证明，对信息理论的阐释离不开文学史。在此我提出，在设想信息被用作武器的时候，文学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12][13][14]。恰恰是在太平洋地区，在美国和共产中国之间的冷战对峙中，文学信息战拉开序幕，如今这场战争意义更深刻，也更迫切。

香港的美学信息

1951年，张爱玲来到美国情报总署驻港办事机构工作，时值该机构刚刚成立，与其前身相比有明显的进化。该机构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克里尔公共信息委员会（CPI）。一战期间该委员会成立，旨在鼓动民众对战争的热情，但随后该委员会解散，因为“宣传”暗示操控，因此民众对“宣传”理念越来越感到不安。然而，二战期间该委员会以作战咨询局的身份再次出现。与CPI相比，OWI（战争信息办公室）在做宣传时更依赖事实，因此远比CPI受到民众欢迎。为了对付德国在欧洲的宣传手段，美国政府组建了一个通信专家小组，成员包括拉扎斯菲尔德和卡尔·霍夫兰等人。这些专家研究心理战，并发明了大众劝导新模式。[15]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当然，这就标志着美国传播策略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看起来与以往不同：美国不再有显性的敌人，它的敌人更多是概念上的，是以俄国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敌人。此外，美国政府好像是对过去十年里激增的新媒体技术，包括半导体、电报和电影等刚刚有所认识。这两方面的变化推动了美国情报处的创建，该机构致力于通过新媒体形式与手段对全球信息进行控制。这就是说，现在的世界似乎被混乱不堪的文字所充斥，这些文字来自无序的、无边界的媒体战场。为了战胜共产主义，美国政府需要占有这块阵地，即：操控这些文字的意义，引导它迈向民主的目标，服务民主的巩固。1948年，哈里·杜鲁门签署了史密斯-蒙特法案，美国情报处和其辅助部分从此产生。[16]

杜鲁门对美国情报处只不过是一时兴趣，倒是1952年新当选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把美国情报总署在美国冷战政治策略中的地位提升到核心，增加了对它的资助，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成员。更为重要的是，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让艾森豪威尔在思考问题时更加理智。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写到：“情报总署的作用是创造性地描绘美国政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法愿望之间的联系。”[9]他召回了许多曾为OWI做过贡献的学者，推动了信息领域高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复出的核心人物有拉扎斯菲尔德、爱德华·伯耐斯和哈罗德·拉斯威尔。由于性格和研究方法不同，他们开始单干，然而，阐释大众传播的影响、对其进行实证研究，这一共同目标又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更确切地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大众传播本质上是社会科学，因此，他们经常采用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模式。信息的概念在这一研究中至为关键。像拉扎斯菲尔德这样的学者，还特意把propaganda(宣传)换成information(信息)，就是为了让人们关注传播学研究中的科学的、而非意识形态的意义。（102）从词汇学的角度解释这一转换就是，一战中propaganda被赋予了贬义的色彩，而新组建的美国情报总署想撇开这一传统。还有，这一转换又显示了在未来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词汇战争”中，“事实”成为传播最可信赖的盟友。[17]美国国务院的领导层坚信，要赢得那些有着外国文化背景、心存摇摆的人民的支持，事实比谴责和没有佐证的论断更有说服力（102）。

麦卡锡主义

美国情报总署强调事实，而不是宣传，这一作法主要来自拉扎斯菲尔德的观点。这位著名的定量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美国情报总署和其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的发展中发挥了其重要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的思想传播的“两步”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在美国情报总署的工作中最为明显。拉扎斯菲尔德在该理论中提出，新的观念首先在媒体中出现，然后被政治或社会精英诠释和再诠释，他们用这种方式把观念传播给大众。拉扎斯菲尔德认为，现代社会十分复杂，因此这一过程必不可少，而且很有价值。新的政权和意识形态突然出现，将战后的世界变成“黑暗和混乱之地”[7]。在此背景下，信息机构可以帮助现代的人类在自身的环境中为自己定位。信息机构为这么一个人类个体提供帮助，它条理清晰地告诉这个人，这个世界尽管很复杂，但其组成部分是可控的。在广泛研究基础上，拉扎斯菲尔德指出，“间接、详细的事实”对普通男女更具吸引力（120），而且，事实可以为解释复杂现象提供典型。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在传递这种事实或信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无线电，就是通过对整套话语进行压缩来传递信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扎斯菲尔德呼吁用科技的力量来解决现代性本身给人类造成的迷失。

对信息工作，拉扎斯菲尔德采用自上而下观念一致的方法。然而，这一方法一提出就几乎立即遭到了该研究领域工作人员们的反对，他们发现这一方法弊端很多。1953年，利奥·博加特和施拉姆两人都在伊利诺伊大学工作，他们在访谈基础上对美国情报总署的协议书进行集中调查。调查发现美国情报总署的特工们是一群不满的家伙，特别是作为公职人员，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最让工作人员们感到不安的是，尽管拉扎斯菲尔德做了研究，并在研究基础上撰写了《宣传策划者的角色》[18]这样的战术手册，所有的决定都是外勤特工们临时做出的。以至于一位受访者这样说到，“情报总署罹患集体分裂症”[19]，他们无法确定一个单一的行动方针，而最终结果就是，美国情报总署像是在众声喧哗，令人不解其意。[20]

这次采访显示，发生危机的根源是没有足够的信息观念，包括怎样理解和运用信息。情报总署的员工特别是那些最不满意的员工，感觉他们的工作就是盲目地搜集数据，视野狭隘。许多人没有掌握搜集数据的方法，不知道他们所发现的是什么，抑或他们努力的结果是什么。此外，他们发现对信息进行统计、提取并还原成事实都是白费力气，也过于简单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无法分类编号。总之，美国情报总署的特工人员汇报称，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信息机器上的一颗螺钉，所做的事儿跟最终产品没什么密切关系。情报总署的员工们之所以不满意，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宣传策划者的角色》这样的入门手册，这些手册为特工们提供了一套通用指南。尽管这些小册子承认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各式各样，且数量庞大，但作为特工人员，他们仍然要把这样的信息进行提炼，“对其要旨进行说明”[18]，或把它们简化成容易消化的信息，以便将它们进一步提炼成声音碎片方便无线电播放。《宣传策划者的角色》尤其奇怪的地方是，它与自己制定的规则和程序有冲突。手册规定，在一个报告中明确了的事实必须能够证明另一个报告中的事实，这样一来就为所描述的事实建立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密室，任何可能与室内事实相矛盾的信息都无法进入。最终结果是，报告可能会循环反复，而循环反复的危险性手册里是指出了的。

这类性质的问题在美国情报总署设在东亚的各办事机构表现的最为明显。情报总署在中国没有布置线人网络和支持民主思想的秘密组织，这就使信息在情报总署的回音室里更加噪杂，更加深刻地被人所感受。同时，集中调查又发现，西方种族主义对亚洲文化的偏见，如同洪水般泛滥，如，因缺少有关东方文化的实际数据，“东方的儿童心态”的断言便取而二代之。[19]美国情报总署的大多数外勤特工是白人男性，他们发觉很难融入到重要的场所，比如乡村，因此要获取有关中国的可靠情报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更加让人感觉到，美国情报总署与现实相脱节。

美国情报总署驻亚洲办事机构需要有新的、观念上的指导，博加特研究项目的共同主办者施拉姆打算填补这一空白。施拉姆被普遍认为是传播学之父，他在这个领域撰写了十多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包括《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21]，并且在伊利诺伊大学、爱荷华大学和史坦福大学成立了重要的传播学系。很多人把传播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朝气蓬勃的局面归功于施拉姆的个人魅力、组织才能、大量的著述以及对研究生的培养。然而，他早期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却是文学。20世纪40年代，他获得了爱荷华大学的英语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和其他职务，并和保罗·安格尔一起成立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施拉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上升得如此迅速，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他明确地放弃了自己的人文教育，并投入到被人们认为比文学批评的影响更大的研究领域。有些人，如朗·鲁宾，在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施拉姆决心放弃与人文学科的联系，并巩固自己的社会科学的资格。

威尔伯·L·施拉姆

这些说法很多并没有错，然而施拉姆的部分魅力以及他能够从诸多同事中脱颖而出，如和拉扎斯菲尔德相比，更准确的原因是他的人文学的背景。这一背景为迅速成为纯粹是基于数字的学科带来了所需要的主观主义元素。施拉姆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一部分雄心是告别他早期的“薄弱”的文学教育，另一部分则意味着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传播学领域的论争产生影响。想想那本《大众传播》[21]的前言，里面就明确指出该手册是为美国情报总署所做。该书表面上是有关传播学的一般概念，以及怎样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阐述。然而，它鼓舞了人们讨论传播的热情，让这本书变成一个国际交流的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这一点得到了更好的体现。施拉姆[21]认为，传播学的目标是在国与国之间构建一个“交际链”，如在美国和朝鲜之间，这两个国家一直就缺乏牢固的联系。该项工作的“特殊困难”在于， “在由不同规范所确定的文化之间或主观的个体领域之间”，寻找“意义转换”的方法。在《大众传播》的第一篇文章里，施拉姆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对文本怎样通过将信息进行编码以转换其意义进行了探索。他写到，交际是通过信息产生的，信息必须进行编码，编码即形成“文字”，有文，交际才能“行之更远”，即将这些信息以最理想的方式传播下去。施拉姆画了一个“重叠的圆圈”的图像，图像中的每一个圆圈都代表一个文化，该文化与一个更大的“知识的公共空间”相关联。然而，有的文化却与这个公共空间几乎没有重叠，这样它们之间就需要增添一个中介，对信息进行编码，弥合两者之间的“距离”。[21]

《大众传播》的导言部分惯例式地引用了香农的著述，然而香农的东西更像数学，读起来枯燥，而施拉姆却引用了一连串的文学典故，如从《伊利亚特》和《飘》拈来的典故，这样他的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为此他更加坚信，文学也许比任何其他文本类型都能更好地完成编码工作。他认为言简义丰的文学文本可以极大地提高意义转换的效果，弥补文化的迥异和民族的不同所产生的隔阂。[21]留存在施拉姆脑中的人文知识此时看起来像是个小小的意外。但如果人们参照早期的文学作品语料库，施拉姆喜欢把文学作品视作某种交际对象，他的这一兴趣会体现得更加明显。施拉姆[21]写了篇论文——《富于想象力的写作》，向一个权威的文学批评集《文学研究》投稿，该刊物的编辑是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时的导师——诺曼·福厄斯特。文中施拉姆强调，文学作为媒介，不仅感知现实，还积极主动地塑造现实，施拉姆就这样回应了威廉·迪安·豪威尔斯，还有其他学者们的早期构想。他把这一构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将文学描绘成一个“活跃的东西”，通过“融合、浓缩和强化”的方式运作。[21]在此，施拉姆将文学文本看作一个“制造现实”的对象，制造的过程是按着它自己的形式和结构进行的。文学为某一特定的社会目的给现实重新注入活力。

施拉姆大量借鉴了了肯尼斯·博克和其他美国早期的文学批评家的著述，观点依然落后。然而，这些观点在他为美国情报总署所做的情报工作中就显得很有创新性了。如果我们把相隔只有短短十年的《大众传播》和《富于想象力的写作》放在一起看，有关传播学和信息理论的一个新视角便会出现，这一视角是与美学问题同在的。施拉姆从威廉·保尔森[22]那里借用了一个短语——“美学信息”，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交际理论。按着该理论的设想，文学具有独特和优越的性能，可以渲染、塑造和传递信息。保尔森提醒我们，文学文本的符号自文本产生之时就具有多样性；同样，施拉姆认为，如果交际就是编码，那么，编码最好的媒介物就是代码丰富的文本。施拉姆实质上是颠倒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理论框架，即：他不是通过文本把现实提炼成压缩的事实，而是通过文学让现实复活。

施拉姆的观念对美国情报总署驻港机构的日常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算的，可是，因没有足够的记录，要证明这些影响并不容易，然而，我们却可以观察到施拉姆观念的渗透力。在某一程度上，这些观念为让美国和亚洲的情报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变得更为宽泛的功能具体和明确起来。施拉姆带头为美国情报总署审查和制定了新的惯例。

他再三被要求为国务院做研究，如：他写了《四篇宣传理论工作底稿》，这些研究对政策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施拉姆对亚洲有格外的兴趣——台湾、朝鲜和中国为检验他的理论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同时，这样的环境对于他的竞争对手，如卡尔·霍夫兰等人来说，是相对没有涉足的领域。在朝鲜，他对共产党对士兵进行宣传的效果进行现场研究，后来他又作为驻夏威夷的中-西方研究中心成员对亚洲新兴国家的大众媒体进行探索。对施拉姆而言，东方是他的一个伟大事业。同时，他又牢记文学体系在自己阵地中的重要地位：在爱荷华大学的时候，他和作家工作坊的合作帮助他澄清了自己对写作和交际的看法，他的观点也就是在那里得以孵化。1955年，施拉姆转到伊利诺伊大学，但与工作坊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作家工作坊在恩格尔管理下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资助。我在此所概述的是一个统一的制度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外交政策、文学和传播研究共同汇合在施拉姆的著述和事业中。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施拉姆的文学与传播学融合理论似乎与那个时代的总体思路不相协调，后者强调的是，信息研究要有坚定的实证态度和社会科学方法，而施拉姆在很多方面仅仅是在恢复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美国国务院的项目，即努力通过文学促进信息传播。1937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了“文化合作部”，协调美国和战时战略地区如中国之间的联系，通过文学传播，宣传民主之类的美国的政治价值观。[23]为该部门服务的特工人员，如费正清（后来成为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认为，文学比任何其他的媒体都能更好地传播复杂的观点。此外，该部门还赞助、邀请了许多重要的中国作家作为客座作家，如曹禺、老舍和郭镜秋。

美国政府二战后解散了这个部，施拉姆在驻港的美国情报总署中国分部里仅对它的重要部分进行了恢复。有几个作家，如郭镜秋，从文化合作部的战时项目中招募过来，继续为国务院的美国之音工作。其他人，如理查德·吉姆和聂华苓，施拉姆则通过自己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关系把他们弄进美国情报总署工作，作家工作坊在20世纪50年代邀请了许多亚洲作家。[24]在施拉姆看来，以文学的形式进行跨文化信息交流这个有难度的工作最好由真正的东亚文化中间人，如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完成。冷战在“民主的美国”和“红色亚洲”之间制造了隔阂，而这些作家本身就是这种隔阂的产物。他们通过写作进行各种文化斡旋，并完成弥合这一隔阂的目的。张爱玲在美国的前几个月做新闻报道，汉译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如《老人与海》。

张爱玲将信息和美学完美地融合成一体，这让理查德·麦卡锡为很兴奋，他立即把张爱玲的成功告诉了爱荷华大学的施拉姆。施拉姆的回答是：让她写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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