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万人口，中国最后一个普及中医院的城市是……

8月5日，国际中医药高峰论坛在香港开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港府建议今年财政预算案中设立5亿港元专项基金以支持中医药业的发展，包括落实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多项建议，筹建香港第一所中医医院等。这话反过来理解，就是迄今为止香港没有一家中医院。在中国（汉族地区）大中型城市中独一无二。

这几年，内地客到香港买中药（被骗）的新闻、以及香港商界、文艺界人士看中医的传闻层出不穷，给人的印象是香港是中医及伴生迷信的高产地，这样的城市居然居然没有一所中医院？

2013年，为造人成功，梁咏琪被拍到和老公看中医。

事实是：

a. 香港目前有中医门诊，但是没有中医院。医院管理局与非政府机构及本地大学合办的中医中心大多设立于公营医院内，其行政运作又独立于医院架构，目前中医并无正式渠道参与住院病人的治疗。

b. 香港这第一所中医院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药监局的支持下建立的。此外，药监局还将帮助香港建立一个中药标本馆。

c. 香港回归以前，当局对中医药放任自流，也没有纳入公营医疗体系之内。回归以后，中医药地位才越来越高。

对于香港这个特殊格局的原因，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殖民时期以来的历史。

1港英初期的不干预政策

1841年英国上校义律在占领香港岛时声明：“岛上华人居民应依照中国法律习惯办理。”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列明英廷不干预中国传统习俗及发展，中医治疗和中草药的使用自然也包括在内。

有趣的是，香港中医药界认为，这种不干预政策，是他们长期边缘化的原因。

1884年香港颁布《医药登记条例》，规定西医执业必须注册，但第二条同时说明：“本法令不适用于中国执业者，不限制他们专门对于中国患者的实践。”该条例到20世纪30年代几经修订，均未改变。

长期以来，港英官方对中医职称是“生草药贩卖者”（Herbalist），与内地习惯使用的Doctor of T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或者Practitioner of TCM的译法截然不同。中医可被称为中医、中医师、中医生、国医、唐医等，但不能使用医生、医师、医务所、医疗所等现代医学的名称。同时还禁止使用包括X光机、血压计、听诊筒和注射器在内的现代医疗仪器。到1894年，中医已无权签发死亡证以及病假证明书。20世纪60年代初，港岛湾仔区有一位中医白某因为在名片上印了Doctor头衔而被起诉。

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医药人员执业行为有一个比较低的保障。1911 年之后，香港同样出现过“废止中医药”的争议，而且政府对中医执业与中药销售也有各种限制，但中医药界始终运用南京条约以来的习惯，最大限度争取保障利益。

2瘟疫撕破中医遮羞布

1851年，港英政府针对华人随意弃尸的现象划拨土地，建起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摆放灵柩的“义祠”，后逐渐成为收容难民和垂死病人的地方，其间会有病人或家属请中医来诊治。

但义祠卫生恶劣、管理混乱引起政府和各界不满，1869年“义祠丑闻事件” （其恶劣的卫生条件被当地和英国媒体曝光）最终促使当局整治义祠并考虑华人医疗问题。

这一事件反映了华人对于新式医疗的排斥——宁愿去没有专职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的义祠，英籍德裔传教士欧德理说：“殖民地的几乎所有华人宁愿像狗那样死去，也不愿意去国家医院。”港督麦当奴在1869年6月给殖民地部大臣的函件中说：“将以应付华人之特别需求及适应其偏僻之成见，而此乃国家医院所不能应付者也，观去年之报告入国家医院者，欧西人与印度人为数九百三十四，而华人以十万之众为数仅二百二十三，可见一班（“斑”）……应使华人建立一适宜医院及庇护地，由欧西人监督而归华人管理及指挥之，于是土人之就之者必无裹足不前，一似其入国家医院之视为畏途者也。”

在港英当局、华人领袖与华人的合作下，香港第一家由华人管理并免费为贫病华人提供中医药治疗服务的东华医院于1872年开张。但殖民地医官艾尔思医生说：“很难想象在一个英国殖民地，这样的医院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它的医生完全不懂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外科学、医学或助产学。这样的机构……对于启蒙中国人的心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东华三院

医官曾建议应该东华医院拨出部分病房用于西医治疗或者在其他地区设立一个用西医西药的医局，不过计划没有实施，直到香港鼠疫爆发，东华医院的弊病引来前所未有的批评。

1894年5月8日香港确诊首例鼠疫患者，殖民政府采取了医院强制隔离与治疗、挨家挨户搜查与清洁消毒、用石灰埋葬鼠疫死者等防疫措施。华人社会则以传统习俗的名义，通过华人组织向当局争取自行处理鼠疫感染的权利，同时也以制造与传播谣言、藏匿鼠疫患者与纷纷离港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双方僵持不下甚至一度发生武力冲突 。

疫情初期，东华医院所在的华人聚居区出现大量鼠疫患者，但医院在监测和发现传染病患者问题上出现失误，中医医生缺乏正确的疾病与死因登记方法，未能及时发现和报告鼠疫患者，从导致鼠疫的大规模传播。

随着疫情蔓延，为缓和华人社会对强制移送鼠疫患者到医院接受西医治疗的抵制，当局同意东华医院临时设置玻璃厂医院和屠宰场医院，并由中医医生负责治疗。好在部分中医医生开始接受西医，并且会劝服某些由中医治疗无效的患者转而求诊西医。

国家医院署理院长劳森医生鼠疫期间频繁来此巡视，他在当年5月的报告中严厉指出：“必须严肃地考虑解决东华医院问题。我不得不以一种相当强烈的语气斥责这个医学和卫生恶行的温床……它对于香港的公共卫生是一种耻辱和危险。”

（可参考《临高启明》中对占领广州后的瘟疫战争相关情节）

直到1987年初，中西医交锋与冲突以及长达两年半之久的东华医院存废与改革之争，最终以引入西医而告一段落。

从东华医院的实践看，不管是总体的治疗死亡率还是特定疾病的治疗死亡率，西医效果都明显优于中医，这成为当局力推西医发展的重要理由。到20世纪初，市民逐渐接受了西医。

1987到1925年，东华医院中医治疗平均年死亡率为38.12%左右，西医则为22.83%左右。而且，在痢疾、脚气症和疟疾等特定疾病的治疗上，西医同样比中医拥有更为显著的治疗效果。中医治疗痢疾的平均年死亡率为49.13％左右，而西医则为33.37%左右。

显然，在一个中西医共存的空间中，面对西医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中医的情况，更多患者势必主动或被动选择西医。

3短暂的盛极而衰

当然中医也有赢的时候，1905年香港天花蔓延，当时西医对天花并无特效药，只靠种牛痘预防，中医对治疗麻痘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是被禁止治疗天花病人。最终东华医院主席和华人社团领袖向港督上书请求用中医治疗，获得了批准。

1939年，医务委员会要求香港医院账目划分为慈善和医务账目，有关中医的所有收支均列入慈善账目。在港英当局看来，中医服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医疗服务，只是一种赠医施药的慈善功能。

早期移居香港的中医多是前清遗老以及落难秀才，移居香港之后才转行习医，这类旧式文人多偏向保守。中医同业各自经营，很少往来，把药方视为传家宝，不肯公开或外传，学术氛围淡薄。中医药业基本靠着民间的“信仰”才得以保存。直到30年代初，才有倡导中西医学汇通的卢觉愚等人崛起，有了新的转机。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大量内地人流亡到香港，1940年香港的人口超过150万。庞大的人口需要医疗服务，但传统中医诊疗过程复杂，满足不了需求。这种需求端的压力反而成为香港中医药改良的开始。一方面简化流程，将药方编制成《验方集》的改良方法；一方面把药剂改为研成粉末，不用煎药，改用药散吞服，这比煎剂减少药量，也节省医院经费。

因为中医只能用中医药不能用西药，所以好的中医会有一套过硬的技术，但由于中医只需要自称即可开业，不管任何人对中医药有多少知识，都可以领取商业登记牌照，也造成庸医充斥市场。

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在1942年7月制定中医资格标准，办理中医登记，允许中医继续行医。但中药需要煎煮服用，手续繁琐，不适合战时需要，日本人最终下令取消了东华医院的中医，另外两所医院也只保留了中医门诊，香港的中医一蹶不振。

4现代医学的新挑战

抗生素在二战期间被发明，西医有了一种新武器，中医在内科的“相对优势”大不如以前，尤其是西医廉价诊所设立以后。

香港的日常诊治的疾病中80%都是季节性传染病，即中医的“时病”“时疫”，在抗生素面前中医立刻屈居下风。

中医后退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中药价钱太贵，在60年代尤为突出，炮天雄涨了十几倍，白术涨了五倍……结果去中医诊所的多是富贵之家，到西医廉价诊所的反而是贫穷人家，与往年相反。

此时又是内地救了香港中医药界。50年代，上海广州等地的中医跑到香港，增添了新的力量。而60年代世界的”针灸热”也提升了香港在中医药界的地位。

香港本地中医也在抗争中获得了一些权利。比如1958殖民政府年修订《医业登记条例》，增加治疗眼病，规定任何人如非登记执业医师或临时登记医师，不得自行标榜为有资格、合格或愿意为人治疗眼疾，违者将受罚和监禁。这引发中医团体的激烈抗争，最终政府未同意修改法例，但政府医务总监在立法局专门补充：“正统的中医，无须忧虑他们所沿用的治疗方法会受到任何限制。至于个人选择医生的自由，政府无意亦无权加以干涉。”

1960年，港府人员检查中药店含有雄黄的成药，认为违法毒剂与药剂条例中有关含砒霜（管理药物中的第一类毒药，需要在要及时监督下在药方配售）的规定，对店员进行检控， 计划将中药雄黄列为第二类毒药，香港中医药界极力反对用管制西药的条例来管理中药。结果香港医务署也表示尊重中国人沿用中医药习惯，雄黄可在中药方适用。

此后在《医药及毒物条例》、《药剂及毒药条例》、《不良医药广告管制条例》等法规制订和修订中，也顾及了中医药界的意见。

港英政府的这种妥协，一方面保证了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存权利，但也意味着限制了有关部门以科学或卫生为理由来管理中医或者倒逼中医自我改良。结果就是西药受到严格规管，中药却不受规管，有人误服中药，造成市民对服用中药也感不安及恐惧。

80年代，香港多位老中医去世，直接导致人才凋零、青黄不接。这时内地开放，中医药学院毕业的有经验的中医师纷纷来到香港，填补了真空，再次救了香港中医药界。

但是1985年起，发生了多起中药中毒事件，社会对中医药安全越来越关注，殖民政府在1989年8月成立了中医药工作小组，检讨香港中医的执业情况以及中医药的使用情况，并就推广中医药的正确使用和确保中医药的专业水平提供意见。对于管理烈性或有毒的中草药问题，当局在移交主权前已经确认，54种成为有毒或烈性的中草药将受到管制。

5回归后的规范化和地位提升

香港的医疗系统基本沿袭英国制度，以西医为主导，免费提供公营医疗服务。回归后政府提出成为国际中医药中心的目标，开始规范中医发展，并把中医治疗逐步纳入公营医疗体系。

基本法起草时原有“促进中西医药发展”字样，在1988年一度删去，香港中医药界团体联合起来发表意见书，派代表到广州向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表达意见。最终《基本法》第138条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发展中西医药和促进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香港中医药的合法地位。

1999年7月，香港《中医药条例》通过，据此成立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负责规范管理中医注册、中医执业资格试和中医纪律等以及中药使用、制造及销售。    

根据条例，所有执业的中医必须注册，但回归前香港没有中医注册制度也没有中医本科学位课程。为了不影响在职中医的生计，委员会批准在2000年1月3日已在香港执业的中医可循过渡性安排申请成为注册中医师，可以凭“表列中医”的身份继续行医，但不能开病假纸，不能开某些药。

2013年资料显示，香港有6500 多名注册中医，约占中西医总人数的33%，而各种执业中医向市民提供服务占本地门诊服务的20%。

近年来港府推行医改，在新的发展思维及财政压力下，中医在香港的医疗制度下得到一席之地，但还没有全面纳入公营医疗保健制度之中。

私营医疗是香港基层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收费高昂，门诊服务约70%由私营提供；住院服务约90%由公立医院提供，这也是公共医疗开支中最大的部分。香港没有官方的强制医保，商业保险是否报销中药需要看保单具体情况。

香港中医的传统治疗方式

长期以来，香港中医主要靠民间自发，通过私人的小型中医门诊、药材铺、中西药房或医馆服务市民。直到2001年10月，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公布计划在2005年年底前通过医院管理局的中医部资助，在各区开设十八间中医门诊中心，提供较全面的中医全科及专科服务。中医中心需自负盈亏，会预留部份免费医疗名额予接受公共援助的病人。

香港公营医院一直没有中医医院，医院管理局虽然制定了“中西医协作”，但存在很多障碍，包括互相不了解和缺乏沟通，以及语言障碍。香港西医多用英语，中医教育则全中文，而西医对西药与中草药相冲的担忧普遍，对某些中医疗法的成效抱有怀疑。

 一份在香港关于中医药的调查

香港有多所大学开办学位或学位以上中医教育，却没有专门的中医院，导致不少中医学生实习无门。2015年，港府接受香港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出资兴建中医医院。

同时，香港和内地中医药界联系更加紧密，国家中医药局和香港互动频繁。历任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中也会提及中医药发展。2017年10月，林郑月娥表示，会致力促进香港中医药的发展，令中医药在推广公众健康中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考虑开拓中医药在内地和邻近国家及地区的市场；和以促进香港成为中药检测和质量控制科研的国际中心。

这里有三个时间节点需要注意：香港卫生署中医药事务部于2012年4月被世卫组织指定成为全球首间重点协助制订传统医药政策、策略及规管标准的合作中心；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2016年国家推出《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香港力推香港中药材标准国际化，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中医药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　

但是，随着人口的急剧老化以及个别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病患率增加，香港现行的医疗制度负担日益沉重。港府认为医疗制度需要变革，否则在可见将来势必会严重倒退，难以继续为市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这却让中医药界又看到新的空间……

6比内地严格的监管

无监管时代，香港就有多起中药中毒事件。之后还发生过1992年至1994年间的鬼臼混作威灵仙中毒事件，2001年一名女子服食中医师自制的保宁丹而铅中毒，2004年发现有寻骨风混淆白英而致肾脏受损病例，2004年牙硝混淆芒硝事件。这促使在加强中医监管的同时，加强对中药的监管。

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接受中药商申请牌照。中成药有注册制度，任何已配成剂型形式，及已知或声称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舒缓人的疾病或症状，或调节人体机能状态的中药产品都要注册登记。传统中药材加工炮制工要求场所内部装置所须达到卫生标准。

中药分类方面，一些烈性及有毒的中药需要有注册中医处方才能用,而部分含有剧毒品种则被禁用。2004年，由于马兜铃酸可能导致急性或慢性肾功能衰竭及尿道癌，虽然香港没有收到不适的报告，但香港卫生署宣布禁止进口及销售含马兜铃酸的中成药，将来在审核中成药注册申请时，也不会批准此类中成药注册。

目前，与内地相比，香港制定的中药材重金属含量标准，中药材、产地以及药物炮制等多种标准上，更接近国际标准。对中药品成分、药效以及毒副作用都有严格的要求。

以中药的重金属限量标准为例，内地《中国药典》中药材内铅的含量限制是不能超过5mg/kg，而香港《中医药条例》规定仅为0.179mg/kg；水银（汞）的限度内地为0.2mg/kg，香港仅为0.036mg/kg；常见作为毒药的砷，内地最高限度是2mg/kg，香港则规定不超过1.5mg/kg，各项标准可相差最高数十倍。

而出售的中成药说明书必须列明超过半数的有效成分种类以及每种成分的份量、功能和药理作用、毒副作用和禁忌、成药时须采取的预防措施等。

港府2010年成立“香港检测和认证局”，下设推动中药行业检测和认证服务小组，目的是为中药建立一套评价体系，并为产品在检测认证后颁发资质证书。卫生署不断扩充的《香港中药材标准》到已经涵盖约200种常见中药材，每种药材都详细列出了性状和鉴别方式，包括大量显微图片以及测定成分的方法细节。

截至2017年2月，香港共有注册中医约7200名、表列中医约2600名及有限制注册中医约40名；有中药材零售商约4600个、中药材批发商约930个、中成药批发商约990个及中成药制造商约270个。香港中医的收入还是低于西医。香港中医药专业学生刚毕业后的收入大约在1.5万港元左右，只有西医学生的一半。

然后，然后就到了本文第一部分谈到的事实，由政府出资，在中国唯一没有中医院的汉族大城市补上缺环，这应该会对香港的中医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8月5日，林郑月娥宣布香港筹建第一家中医医院

从一个多世纪的香港中医发展史来看，有这样几个事实值得注意：

a. 没有法律规范和改良的传统中医没有竞争力。一旦开始抵制现代医学和科学，不需要别人压制，中医药就会自己把自己玩死，只能消费民众“中医信仰”才能苟延残喘。

b. 不要把中医药和“传统文化”捆绑。虽然香港中医药界对监管部门的的抗争带有一定反殖民色彩，但不等于学术上有道理。回归前后，恰恰是因为格外严格的监管才给香港中医药带来了比内地好的名声。

c. 香港近年来政府鼓励发展中医药的背景之一是人口的急剧老龄化，医疗制度负担严重。建立中医院的初衷之一是降低医保开支……至于如何降低，各自理解吧。

本文自马前卒工作室微信公号

作者：豆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