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困扰中国一千年的改革“隐痛”, 为何今天还无法根治？ | 文化纵横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纵横》2020征订火热进行中

✪ 雷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整理/刘文娟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一对经典的历史人物。他俩为什么从惺惺相惜到水火不容？为什么这么针锋相对，势不两立？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动机和关怀？这是一个有趣且深邃的话题，困扰了中国历史近千年。更进一步：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其中到底有哪些内在的逻辑和跳不出来的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雷博先生认为：王安石变法的缘由根植于北宋以后的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之中，司马光也同样认识到了变革的重要性。然而王安石以“超前”的社会理解和思路，出于与宋神宗一致的，追求“更好”政治体制的愿望，制定出了“先进”又复杂的变法蓝图。在宋神宗朝时，变法事实上相当成功。然而随着宋神宗、宋哲宗两代君王英年早逝，变法失去了皇权支持，对人性、社会和皇权与王安石持完全不同态度的司马光获得机会，完全颠覆了王安石留下的制度，也由此引发了北宋的党争历史。而随着北宋衰落，执政者在寻找“替罪羊”之时，将目光定格在王安石身上，最终造成王安石变法承担了“失败”污名。这场变法对当前的启示意义，不仅存在于其理想目标——追求国富民强和制度优化之中，也在于王安石的某些精细设计，以及由变法引发的不同观念的争斗之中。作者指出，政治现实是不进则退的，我们已经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历史作为经验和教训，可以追求并不断优化现实制度。面对改革，我们既要追随王安石的深邃与锐利，努力追求卓越公正的“更好”，勇敢变革；也要铭记司马光的警告，防范以改革为名义的压迫与伤害，先保住“不坏”。

2020年5月5日晚，文化纵横与今日头条合作举办“纵横说”直播节目，邀请雷博先生奉献首场讲座。本文为《文化纵横》主创深度思想直播节目“纵横说”首场讲座的整理稿，经作者审定后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讲座视频可在B站搜索“文化纵横”后观看）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啥互怼？

——北宋改革的深层逻辑和现实启示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对很经典的CP。这俩人为什么互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同时也很深邃的话题，困扰了中国历史近千年的时间。他俩为什么从惺惺相惜到水火不容？为什么这么针锋相对，势不两立？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动机和关怀？更进一步：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其中到底有哪些内在的逻辑和跳不出来的困境？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怎么从“相爱”到“相杀”的？

（一）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背景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年纪相仿。司马光出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也就是公元1019年，祖籍陕州夏县，在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王安石比他晚两年，1021年出生，他是江西抚州临川人。一个西北，一个东南。去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明年该轮到王安石了。

他俩家庭条件相似，但还是有差距的。

司马光相传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在当地一直是名门望族。祖父和父亲在朝为官，以正直闻名，司马光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端凝稳重，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很多朝中大臣名士都对他特别赏识喜爱，有的把女儿嫁给他，有的比如说庞籍那就是把他当成干儿子对待。司马光十九岁考中进士之后，除了很短的时间担任过地方官僚属、副职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朝廷担任馆阁官和谏官（也就是监察官员）。这类官职当时被称为“清华之选”，不用在基层干脏活累活，专心读书写文章，未来的上升空间还很大，很受人羡慕。在这个期间他读了大量的史书，也为后来编写《资治通鉴》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所以司马光的学者士大夫气质非常浓厚，是敢于仗义执言的道德君子，但是在基层治理经验方面比较匮乏，尤其是没怎么去过南方，对于“江南”这个新兴的经济活跃区域，对于中国民间当时非常蓬勃的经济发展需求和面临的具体矛盾，他是很不熟悉的。请大家记住这一点，这是个关键。

王安石也算是一个官二代，但是他父亲王益就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长期辗转在南方各地为官，所以王安石从小是跟着他父亲一起在各地宦游。王安石本人那确实是天才，读书过目不忘，下笔如有神助，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他本来妥妥地是那一榜的状元，但是因为文章中用的一个典故有点尖锐，让仁宗皇帝觉得不爽，把他和第四名做了一个调换。别人要是丢了状元不知道该怎么哭天喊地，王安石一点反应没有，因为考中科举这件事对于他来说真的是生命中极其不重要的一个小水花。王安石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子，有一种哲学家式的孤独感，萧疏散淡，对功名利禄、飞黄腾达、荣华富贵这种事情毫不在意。一辈子只有一位夫人，纳妾、狎妓这种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时尚”，王安石碰都不碰。别人都是削尖了脑袋要到开封府天子身边当官，王安石的态度是能不去就不去，我宁可待在基层，和处士、禅僧这些人做朋友，也不愿意去混那个官场圈子。

（二）王安石的志向

那王安石看重的是什么呢？“学为圣人”。尧舜、周公、孔子、孟子，那是他的偶像。特别是孟子，王安石成名之后，欧阳修给他写了一首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把王安石比作韩愈，结果王安石很客气地回复“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言外之意是：我的爱豆是孟子，我不当墙头粉，韩愈就算了。

王安石这个“学做圣人”不是随便说说的，他是认真实践的。他早期的成长经历中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积累扎实的政治经验。从最基层的知县，到中层的通判、知州；从负责财务的度支判官，到皇帝的笔杆子知制诰，他的政治履历非常完整。特别是在做基层亲民官的时候，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他后来变法时候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在这个时期做过试验。

他干的第二件事更重要，也给他本人带来了巨大的声望，那就是学术思考和写作。不仅有短篇的议论、文章，也有给仁宗皇帝上的万言书，论述治国的要领，更有成体系的政治哲学著作，探讨治国理政和道德人心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著作《淮南杂说》当时一推出，天下轰动，将其与《孟子》相提并论。所以王安石当时的声望极高，那就是一代宗师的地位。

（三）王安石和司马光共同的改革诉求

在那段时间里，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为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俩再加上吕公著、韩维，并称“嘉祐四友”，志同道合，经常诗文唱和。他们俩在学问、人品、处世态度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彼此也互相尊重敬仰。而且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宋仁宗的时候，都属于改革派。为什么想改革呢？因为宋仁宗朝的那个政治情况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没法不吐槽。

最近的热播剧《清平乐》讲的就是宋仁宗的故事，我也经常看到自媒体文章把他描绘成一个宽厚包容、爱民如子的皇帝，“中国历史上最仁爱的君主”、“站在包青天身后的男人”。没错，宋仁宗是很宽容，范仲淹、包拯、欧阳修、三苏父子这样的名臣出现在这个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就是现在网红的“诗词默写背诵天团”。

可是与此同时呢，那些搞裙带关系的、和稀泥的、尸位素餐的官员，宋仁宗也一样很包容，甚至还更包容。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行政效率低下，缺少规划和执行。国家内部，冗官、冗兵、冗费一年年在暴涨，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财政越来越困难，老百姓日子很难过。欧阳修就警告说，当时的民变是“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对外就更不要提了，不但被辽国顶着脑门威胁，就连小小的西夏，都能把大宋朝搞得左支右绌、焦头烂额。

宋仁宗也想励精图治。他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搞“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十项改革主张，看起来都很给力，可是结果呢？施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他们到仁宗那好一通抱怨，仁宗一看，既然这么多人反对，那好吧，咱们不改了。把范仲淹他们打发到外地当官，新政就这么半途而废了。

所以欧阳修就吐槽说：陛下您不能只有纳谏之明啊，也得有力行的果断啊，不然就是“言愈多，听愈惑”，大臣们的谏言这么多，陛下你谁的话都听，反而会越来越迷惑。一有水旱灾害，就下诏广开言路，让大家献计献策，哗啦一下收上来几千份奏议。然后呢？怎么办？怎么执行？没有章程、没有后续的行动。欧阳修说，我在地方上看到官员们怎么办事呢？朝廷下一道命令，州县官们就互相通气说：别急，先不急着执行，咱们先应付一下，过两天肯定要改。结果真的，没过几天又下来一道命令，说前天那个不算数啊，不要执行了，已经执行的赶紧追回。官员们彼此会心一笑：真有先见之明。你想想这政策一来一回的反复，浪费多少冤枉钱，最后还一事无成。如果全天下都是这么一个朝令夕改、苟且拖延的摊子，皇帝你再简朴、再勤政、再开明，有什么用呢？

所以宋仁宗可以说是一个好人，作为一个皇帝比起那些荒淫无道的暴君强多了。但真心不能说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太纠结、太优柔寡断了。当然这一点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和北宋的政治模式密不可分。

北宋开国之后，有鉴于前唐五代武人乱政、藩镇割据的弊病，推行文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一套强调制约与平衡的政治模式，当时的人称之为“祖宗之法”，它的指导思想是八个字：“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里面的“事”，指的是“大事”，“曲”指的是小事，意思就是，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朝廷都要有制度来防范可能出现的弊病。它的好处是权力主体彼此相互制衡，可以防微杜渐，外戚、权臣、宦官、军阀，这些曾经在历史上翻云覆雨、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到宋代基本就被驯化了。可是弊端也很明显，相维相制，意见大于决断，争论大于是非，形成了一个“君弱臣强”的格局——皇帝不敢做决定，把很多重大的政治决策付诸“公议”，元老大臣们，你们商量，你们决定。

可是公议的结果往往是两派相争，难分高下，互相怼来怼去，政策就像墙头草，扶得东来倒得西。所以我们说宽容是一种政治美德，但是宽容要建立在起码的是非、决断和效率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孔子所批评的“乡愿”。

宋仁宗去世后，北宋朝堂就开始有各种变革的呼声。司马光当时就大声疾呼：“天下之势，危如累卵。”必须要变，要革弊立新。类似的声音当时有很多，所以说王安石变法不是他一个人的诉求，而是整个时代的共同呼唤。

(订阅《文化纵横》2020年杂志，享半年免费畅读所有已出版杂志电子版VIP，仅剩最后200席)

（四）王安石和宋神宗的遇合

宋英宗在位不久便去世，他儿子宋神宗即位之后，当时朝野的大臣名士们，都期待王安石能够出来主政，司马光也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推荐者，多次上书力荐。神宗也早就听说王安石的盛名，就召见了王安石。

他俩第一次对话很有意思。宋神宗问了王安石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唐太宗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呢？”因为神宗很崇拜唐太宗，他和王安石聊自己的偶像，其实是想问“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成为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呢？”王安石的回答很出人意料，他说陛下，唐太宗不算什么高明的皇帝，那真是赶上乱世矮子里面拔将军。你真正应当效仿的对象是谁呢？尧舜。一般人觉得尧舜境界太高、太理想，根本达不到。其实是他们没弄懂一个简单的道理：越是像尧舜这样的圣王，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反而越是脚踏实地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中人为制”。就是依据普通人的人性、能力和愿望来治理国家、设计制度。

王安石的这番话，对宋神宗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读这段史料时都能感觉到宋神宗当时那个眼睛里冒着小星星、搓着小手手的激动状态。

某种程度上，王安石说出的是神宗自己的心里话。当皇帝的人，可能天天都能听到大臣用尧舜两个字来吹捧自己，但没人会当真。可是王安石说尧舜，是在严肃认真地告诉他：尧舜离得不远，圣王之治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只要有理想、有行动力，咱们一步一步地创制法度、搭建治理体系，尧舜之治就是可以实现的。

理解北宋改革，理解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张力，首先得先理解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他们俩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特殊，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一种君臣关系，可以说是真正的“道术相合”。宋神宗后来就真的是把王安石当成自己的老师，事事请教商量；王安石也尽心竭力，手把手地教宋神宗怎么当皇帝。当时的人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说“上与安石如一人”，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我们现在说到王安石变法这件事，首先想到的都是王安石设计的那些法令，但其实在我看来，这场变法中，王安石最重要的作品不是法令制度，而是宋神宗这个皇帝。王安石的思路很清楚，要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得抓住皇帝这个枢纽。得有一个明白、坚定、持之以恒的推动者和主导者，否则制度设计得再好也没有意义。所以王安石鼓励宋神宗要有决心、有意志，认准了就去做，乾纲独断，不要被流俗之言影响，这样才能打破陈腐的规矩，开出一个新的气象局面。

（五）王安石的改革措施

至于变革的具体做法，当时有很多人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其中绝大部分可以归为两类：一种是“陈词滥调”，一种是“道德高调”。什么是陈词滥调呢？你去看一下当时臣僚给皇帝上的奏议你就明白了，都是套路。先是痛陈时弊，然后提出建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基本上都是亲贤臣，远小人，省用度，防贪污，简机构，裁冗官，厚农桑，抑兼并。翻来覆去就这些。另外一类是道德高调。这些人认为应该怎么改革呢？法先王，恢复周代的封建、井田制度，见到皇帝就说陛下你要诚意正心，君心正则天下莫不正。

你说这种话说错了吗？没错，但也没有执行方法和可能性。而王安石的改革路数很不一样，他直接落实到具体的人事制度、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家可能都知道王安石变法中的几大新法：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高中课本都学过。

这些法其实是结果。他真正的操作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先选人。他跟宋神宗说，现有的这些官僚都是从旧的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哪些人能用哪些不行，不知道。所以皇帝首先得当当人事总监，来面试年轻人，每天辛苦一点，不停地接见年轻官员，在这里面看看谁脑子比较清楚、比较有朝气，就把这些人选拔出来，去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编修条例。就是中央各个机构的运行规则。先从三司这个国家财政机构开始编起。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是一笔糊涂账，所以你要先把财政管理的条例机制先理顺了。编修条例的同时就可以考察选拔这些年轻人，看谁有大局观、能发现问题、办事果决效率高。符合要求的，选出来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推出新法改革措施。让他们去执行、去锻炼，到基层去摸爬滚打，去推动改革，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也是真正考验人、锻炼人的工作。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选拔的过程，那些真正有水平的、能干事的人很快就脱颖而出了。《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就是王安石和宋神宗挖掘培养出来的人才之一。

有了合适的人，接下来才能“理财”。为什么王安石变法这么重视理财呢？有些人说是因为宋神宗想要开疆拓土，所以需要富国强兵。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准确。宋神宗和王安石第一次讨论理财，宋神宗就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怎么能让陕西前线钱重货轻？就是陕西前线有钱没用，没有购买力，军需和民用的各种物资都买不到。这怎么办呢？王安石跟他说，想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行“开阖敛散”之法。就是政府要用大开大合的手段，对全国范围内各种物资进行统筹调配，用到需要的地方去。

王安石这句话，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它强调的是中国内部有几大功能不同的经济区域：西北、河北是当时的前线，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来保障国家安全；荆湖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开发潜力很大，需要资源投入；江南、山东、巴蜀，物产富饶，可以提供粮食、布帛、茶叶等等大宗物资。所以中央政府需要建立起一个流动机制，一个转移支付机制，把全国这盘棋给盘活了。王安石想要的改革，不是小修小补小打小闹，不是从这儿抠出一点、那儿省出一点儿，而是国家经济运行模式的全面升级，是要打造一个“超级治理体系”。

王安石经济改革这个话题，真要展开讲一个学期都讲不完，里面的细节太丰富了。各项新法之间的配合关系、用人的策略、物资与货币调配的方式、试错的机制、精细调整的手段。仔细读那段时期的史料，越读越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这是一千年前的人干出来的事情。就像是一个顶级的围棋高手，谋篇布局、运筹帷幄，用王安石的话说，叫做“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之先后定胜负。”我们现代人都看不明白。我们这些专业学者，吃这碗饭的人，也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真的完全看懂了王安石在干啥。

（六）反对派的激烈批评

现代人都看不明白，当时那些士大夫们完全就是懵圈的状态。王安石你不是号称天下儒宗吗？你不是崇奉孟子吗？《孟子》开篇第一段，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大爷你不远千里来我们国家，如何对我们国家有利呢？孟子回了他一句：“王何必曰利，但云仁义而已。”所以治国最重要的是仁义！你怎么能讲利呢？我们都期待你上台来革除弊政制礼作乐呢，你一搞这些东西那你和管仲、商鞅、桑弘羊这些法家有什么区别？你就是个法家，表面上打着先王之道，打着尧舜周公的旗号，其实是在文饰你自己的那一套歪理邪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喷，往死里喷。

尤其是王安石的新法中先推出的也是最核心的一条：青苗法。在反对者眼里，这就是国家出钱向老百姓放贷，这不是典型的“与民争利”吗？所以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带有很强道德使命感的士大夫们成了最激烈的反对者，特别激烈地反对王安石的“理财”观点。

王安石的看法是：天地之间有大量的剩余财富，隐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没有有效的整合起来，所以理财要做的，就是“因天下之利，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就是通过改革，建立起一种循环机制，把散落的财富聚拢起来，还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就可以供应国家的开支。

司马光说什么“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亏你好意思说这样的话。所谓天下的财富，那不就是老百姓生产的布匹粮食吗？总数是有一个定额的，不可能凭空生出来。不在民间，就在官府。如果官府获得了更多的财富，那一定是用各种名目手段，从民间巧取豪夺来的。所以别给我扯什么“因天下之利，生天下之财”，没那回事，都是为了掩盖聚敛剥削的花言巧语。

司马光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北宋还处于农业时代，农耕是一切社会财富的基础。在没有工业化的前提下，社会财富总量增长是非常有限的。可是问题在于，他把社会经济的运行想得太简单了，变成了官方与民间的二元对立。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在自然条件下，社会经济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破坏性因素，在阻碍经济的良性循环。其中最大的破坏性因素就是粮食这项大宗商品的价格潮汐。

在传统社会当中，粮食的价格波动是有很明确的周期规律的。秋天收获之后价格一定低，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价格一定会高。丰收年景价格会很低，灾荒年价格又可以高到没有上限，斗粟千金。《韩非子》里面有一句话,“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意思就是：丰收的时候，就算是不熟悉的客人我们也好吃好喝招待，可如果是饥荒年景青黄不接的时候，哪怕是亲兄弟，也不会把东西让给他吃，因为给了别人，我就得饿死。

这是很残酷的生存法则，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套利空间。只要你有资源，囤积居奇、低买高卖，大的社会环境再相对稳定，很快就可以富得流油。有了余钱余粮你还可以放高利贷，中国民间长期博弈形成的最常见的利率是“倍称之息”，就是100%的利息，借一斗还两斗，一直到晚清民国时代都是如此。还不上那就抵押房产土地，抵押光了要不饿死，要不逃走到他乡给人当佃农。

这个情况很早就出现了，《史记》里面就记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对基层生产的巨大破坏。所以国家需要通过“常平”的方法，建立官方的储备，粮价低的时候收储，粮价高的时候售卖，平抑价格潮汐。如果你像王安石这样，再能提供相对的低息贷款，就可以打击高利贷者的套利空间，帮老百姓渡过难关。

我们从现代科学角度也很容易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一个封闭的系统会自然地趋向于混乱无序，所以需要治理者的干预，通过仓储和贷款，实际上是给这个系统注入了时间和空间层面的秩序。抵消其中的破坏性因素，这本身就意味着财富总量的增长。而国家财富集中还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用于农田水利和土地开发，北宋神宗朝是中国古代史上农田水利建设最发达的时期，甚至没有之一。这么大规模的建设钱，就是青苗贷款在背后支持。有了水利，防止抛荒，扩大开垦面积，这就又可以大大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所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真的实现不了吗？“国富”一定“民穷”，“国进”一定“民退”吗？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本身就是需要反思的。

那司马光又问：对，打击囤积居奇是应该的，可是咱们本来就有历代相传的常平仓。用常平仓不就可以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了吗？为什么要搞这个奇奇怪怪的青苗法出来。

司马光他们问这样的问题，就说明太缺乏基层治理的经验了。王安石的回应就一句话，常平仓在当时已经几乎完全失效了。名义上虽然还维持着运转，但其实基本没用了。为什么会失效呢？因为常平仓一般是建在州府，它收买和投放的都是粮食。乡下的农民想要获得常平仓的赈济福利，来回一趟州府县城，运输成本就很高。更何况，这福利他们很难得到。每年常平仓开仓卖粮的时候，就被富商大户雇佣一些城市里的流氓混混都给领走了，他们低价拿了政府的粮，转手再高价卖给需要的老百姓。反过来，到收获的时候，也是低价从老百姓手里收购，然后高价卖给官府，一来一去，躺着就把钱挣了。等于官府不但没有打击到套利空间，反而白白给黄牛们提供了一个赚差价的机会。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针对的就是这种政策失能——缺少一个直接连接官府和基层老百姓的渠道，各种资源、信息都被堵塞住了。他的具体执行方式依然是非常超前的手段：货币化。不是用粮食来敛入散出，而是用铜钱，用货币建立一条上通下达的渠道。农民每年借的是钱，等到还的时候也还钱，设置一个提举常平官的系统，渗透到基层，来负责青苗钱的投放和回收，这样就用轻便易行的“钱”，替代了运输和保存成本都很高的“粮”，农民不论是领贷款还是还贷款，都很方便，也能绕开那些黑社会混混们，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建立起了一条比较直接的经济渠道，把农业人口也纳入到货币的循环体系当中。

这种做法背后隐藏着一个深意——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量新的商业场景和商业需求涌现，但是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还是自给自足、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无形中被排斥在了新的商业机遇之外。而且你说农民不需要钱吗？是，他日常生活也许可以自给自足，但是孩子想要学点文化读点书呢？求医问药呢？婚丧嫁娶呢？到贫困地区调研一下，因学致贫、因病致贫、因婚致贫，还是重要的原因。民间高利贷针对的往往也是这种急迫的需求。所以王安石变法在中国经济史上带来的巨变是：铸造发行了巨量的货币，最多的时候一年接近五百万贯，同时大量商业票据甚至纸币也进入流通体系。量变带来质变，货币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大范围、大规模流动，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貌。

类似这样的争论还有很多。

王安石新法的内涵非常丰富，当然，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各种弊病，反对者的批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实际上整个宋神宗朝，这些新法都是在批评和反思的声音当中不断动态调整。他和宋神宗怎么样给新法不断地打补丁，调整各种细节、比例和运营方式，强化信息渠道、强化监管督查，这是一场改革当中最具含金量的部分。所以说研究和评价一场改革，必须从一个完整的、全周期的角度去考察。不能拿着变法前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当时人的批评，就下结论说：王安石的改革导致天怒人怨，所以它失败了。这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态度。

（七）新旧两派的决裂与对立

总而言之，王安石推出变法的各项措施，在朝野上下激起严重的反弹。这些反弹不仅来自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人，因为利益是可以妥协的；更激烈的反对来自于理念上的排斥，这是真正的水火不容。而北宋的政治模式也造成了意见之间尖锐的对立，没有缓冲空间。司马光他们的态度就是：青苗法这些新法必须罢废，不然我就辞职不干。他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他的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搞出一堆新机构，把原有的官职都给侵夺了；凭空生出一大摊子事来，鸡飞狗跳，上下不宁；所谓理财其实就是搜刮老百姓；别人说你你还不听，搞得怨声载道、诽议连天。总之，变法就是败坏祖宗家法，赶紧停了吧。

王安石很尊重司马光，而他的尊重方式则是毫不客气地怼回去。他写了封回信，叫《答司马谏议书》，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针对司马光提出的四点反对意见，一一加以辩驳。他说：我受命于皇帝，要立法命官，这是重整朝纲，谈不上侵官；学习先王之道，兴利除弊，这也不是生事；为天下理财，这不是搜刮剥削；驳斥谬误、反击小人，这更不是拒绝建议。至于怨声载道，这事我早就预料到了，所以也不足为奇。现在这个政治风气就是大家同流合污，媚俗取容，不想着怎么把天下治理好，就想着当官混日子。所以哪怕人人反对我，寡不敌众，没关系，孟子说了“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就是要把这场变革进行到底。

王安石这么强势的反击和“回怼”，不仅在宋代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在此之前，北宋绝大部分宰相的风格都是柔软包容、善于妥协，所谓“将军额头跑得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在反对者看来，批评、反对、妥协、平衡，这就是大宋朝的祖宗之法；而王安石作为执政者，固执己见、油盐不进，这种态度比新法本身更过分，就是个“拗相公”。王安石的态度则是我现在要干事，不想吵架，你们愿意参与很欢迎，不愿意地方上有的是清闲职位，我给你安排。

话说到这个份上，司马光是无论如何不能留在朝中做官了，坚决要求外放，宋神宗知道他是个正直的好人，想挽留他，让他当枢密副使——就是军政系统的副长官，可是司马光坚决辞职。后来到陕西做了一段时间地方长官，然后干脆把职事都推掉，回洛阳一心一意编修《资治通鉴》。他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对新法的批评，都蕴含在了这部史书的写作当中，对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描写与评论，都是有意图的，特别是对汉武帝的描绘——借着汉武帝来讽谏宋神宗，真是煞费苦心。

如果历史按照这个逻辑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王安石把宋神宗带上道，然后宋神宗自己主持新法，把这个体系搭起来，然后不断地调整修缮。可是万万没想到，宋神宗38岁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未竟之业。而那些极力反对新法的旧势力，包括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都还在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请司马光回来当宰相，通过“以母改子”的名义，把宋神宗朝的新法全部彻底推翻。

要说王安石执拗，司马光比他更拗，他的要求什么呢？限期之内，毫不留余地，必须完全改回到宋神宗上台之前的旧制度。哪怕这些新法已经成规模，在民间运行得很好，不行，全部废止。宋神宗朝经略西北开拓的疆土，全部放弃。当年反对新法的那些人都觉得这样太不可理喻了，苏轼就骂他是个“司马牛”。而且，王安石起用的这些新党大臣，在他看来那都是祸国殃民的罪人，都要予以贬谪，其中神宗临终前亲自提拔的顾命大臣蔡确，甚至被贬到岭南而死。

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当初宋神宗朝的时候，这些反对者们也就是政治上不得志，现在这个口子一开，那双方就结下死仇了。到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之后，又回到他老爸宋神宗的路线上来，新党带着怨气重新上台，对这些旧党又进行残酷的打击报复。这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早就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们越斗越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那些能干事的人出不了头了，谁会斗，谁会演，谁会讨好皇帝，像蔡京那样子的，谁就能够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到宋徽宗朝，政治风气越来越轻薄浮躁，北宋亡国的祸根也就种下了。

王安石变法后来被污名化，也是因为宋高宗赵构上台之后得找人甩锅。因为北宋灭亡这个事太丢人太耻辱了，他老爸宋徽宗、哥哥宋钦宗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太糟糕了。一会儿心急火燎地要上去打，挨了一拳又马上跪地上求饶，最后把自己整成亡国奴了。宋高宗必须要找人背锅，不甩锅他自己没有政治合法性了。他给这事定了个调子：都怪王安石，不光把我爷爷宋神宗给忽悠了，把我老爸宋徽宗也给坑了。所以从南宋以后，批评王安石变法就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甚至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王安石“拗相公”的形象就定型了，他的同党很多人都被打入了宋史的奸臣传。直到晚清民国，东西方文明相遇之后，大家才重新意识到王安石变法的价值，经过几代人的学术努力，我们今天才可能有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视角。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矛盾为什么这么激烈？

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矛盾，有很多种说法。

首先是一个地图炮，说他俩一个西北人一个东南人，天生就合不到一块去。这个地图炮在北宋就有人开了，传说著名哲学家邵雍，有一天忽然听到杜鹃叫，他就皱眉头说“洛阳以前是没有杜鹃的，如今才开始有了。天下将得太平时，地气是从北到南的，天下将陷入混乱时，地气是从南到北。如今南方地气来了。”南方人要当宰相，天下要大乱了。这类段子在宋代笔记里面有很多，以邵雍的儿子邵伯温为代表的一帮段子手们，在王安石变法之后编了大量这样神神叨叨、子虚乌有的故事来黑他。

还有一种地图炮，说王安石是南方人，所以他推行的这些新法都比较适合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地区，不适合北方。讲这种话的就得读一下史料，看看当时西北和河北缘边地区对青苗钱的需求有多高，看看王安石新法在支持西北地区物资供应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订阅《文化纵横》2020年杂志，享半年免费畅读所有已出版杂志电子版VIP，仅剩最后200席)

以前阶级史观流行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司马光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王安石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那个时候还讲儒法斗争，说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是法家。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现在也都被学术界抛弃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根本分歧，是他们治道的差别，也就是政治理念和政治逻辑层面的根本区别。王安石追求的是“更好”，而司马光主张的是“不坏”。

要解释这点，就要从他们两个人的学术和思想根基上来看。

王安石是经学家和哲学家，他主要的思想根基是儒家经学，同时对道家、法家和佛学也有非常深湛的研究。想要理解王安石，他的这个经学和哲学背景必须深入钻研。在他的学术体系当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两部经典，一部是《孟子》，另一部是《周礼》。王安石很明确地讲，他的变法很多灵感是源于《周礼》的，青苗、市易、保甲、免役这四大新法都可以在《周礼》中找到理论基础。

《周礼》又名《周官》，相传是周公所作，是一部通过职官制度来表达治国方案的儒家经典。这部书很神奇，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很少见类似的政治学文本。它描述了一个理想的王道政治格局，在“王”的下面分出“天、地、春、夏、秋、冬”六类职官，每类下面又有很多具体的机构和官职，执掌着特定的职事，涵盖了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精密严整、气象宏大的职官体系。

这个书肯定不是周公做的，但是里面保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制度。现代学者考证应该是作于战国初年，是当时的儒家学者对整个周代制度的归纳、整理、提炼并加以理想化。这部著作很有意思，从汉代被人发现之后，就成为中国历代政治变革的一个蓝图和推动力。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一部讲官制的书，为什么能成为改革的动力呢？打这么一个比方，假如你是一个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每天高不成低不就，在那儿混日子。忽然有一天，拿到了一张学霸的满分考卷，你一看就看呆了。人家这字怎么写得这么工整？答题怎么这么有逻辑、有条理？简洁干净的卷面，一句废话一个涂抹都没有，上面是一个大大的一百分。你看了这张卷子什么心态？有没有发自内心升起一种愧疚感？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怎么人家就能写得那么好？有没有一种想要洗心革面，发愤图强的冲动？《周礼》就给人这种感觉，你看了之后，再对比一下同时代的政治状况，这都什么玩意，想要照着它来改革，来变法。

但是王安石说了，照抄是不行的。西汉末年王莽干过这样的事，结果一头栽坑里了。照抄学霸的卷子，那叫做画虎不成反类犬。应该怎么做呢？你要研究这个卷子，琢磨学霸审题的思路、解题的方法，消化理解融会贯通，然后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条件去答题，这样才有意义。

王安石推崇的另一部经典是《孟子》。《孟子》的气质是：法先王，大有为。好的治理值得追求，可以实现。孟子明确跟齐宣王说，仁政这件事情，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是真做不到的，是“不能”。而是“为长者折枝”，给老人家做个拐棍，扶人过马路，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做不做的问题。做，那就可以实现；不做，那就永远没机会。所以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孟子》就是一个打鸡血的书。

司马光跟王安石很不一样。司马光是历史学家，他一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资治通鉴》，他研究的是从战国三家分晋到五代末宋太祖黄袍加身，这段时间中国历史的兴衰浮沉。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政治犯罪大全。想知道什么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吗？想看看什么叫阴谋厚黑、尔虞我诈吗？想亲眼目睹兄弟反目、骨肉相残吗？想见识见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吗？欢迎收看长篇历史伦理犯罪连续剧——资治通鉴。读《通鉴》就是这个感觉，反复无常的政治格局、血淋淋的教训，冷峻无情的历史因果。

所以如果我们打一个很形象但是不一定恰当的比喻：王安石，就像是学而思的名师，对于他来说治国理政就像参加高考，《周礼》和《孟子》就是他的应试宝典。作为一个政府，作为一个皇帝，就是要追求更好的成绩、更好的政治。不需要智商有多高，普通人的资质就可以。只要肯努力，211、985，甚至上清华北大都不是梦！

司马光呢，相比之下更像是个政教处主任，他对提分这事心里没谱，但是他见惯了青春期的孩子是怎么堕落的。所以他的态度是：政治是个危险的东西，皇帝就像调皮的顽童，自制力特别差，所以在有梦想之前，先要现实一点。遵守纪律，别出事，别抑郁。考上什么学校无所谓。重点是：做个好人！

(订阅《文化纵横》2020年杂志，享半年免费畅读所有已出版杂志电子版VIP，仅剩最后200席)

他们两个人因为学术根基不同，政治理念不同，所以在“治道”上有完全不同的取向。这是他们在观念层面最大的分野。

更进一步地，在这个分歧当中还隐含着不同的哲学立场——他俩对人性的看法也不一样。

王安石的人性论是：现实的人性受到后天习气的影响，是有善有恶的，但是人性最内在的本源是善的。这是受孟子的人性论的影响。因为人有善的本源，所以人心的本能是向善的，好的治理就是要把这个善的本能挖掘出来，提炼、扩充，变成制度和公共政策，变成一种从社会整体层面对公平、正义、效率、良善的追求。一句大白话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看得下去吗？我看不下去，于心不忍。所以要把这个“不忍人之心”转化成一个关怀弱势群体，实现整体价值的“不忍人之政”，这就是王安石理想的政治模式。

那司马光的人性论，则认同汉代学者扬雄的观念，“性善恶混”。人从历史经验教训出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人性是不一样的，有善也有恶。性善的是少数；绝大部分人是平庸的、可上可下的；还有不少人是骨子里坏透了无可救药的。所以好的治理是防范、制约，要用非常严格的纲纪、名分、法律、制度来维护，这是原则问题，绝对不能打马虎眼，不能给那些千方百计想要作恶的人留下任何理论和制度空间。唐朝就很典型，开国时候就有个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弟、逼君父，就弄得唐朝的经学家、理论家们很尴尬，讲伦理的时候就得留下各种弹性空间和余地，就得说“父子兄弟伦常很重要，不能骨肉相残，但是有时候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然太宗皇帝的面子没法搁了。可是如果在政治理念的层面都不能明确高举道义的大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武后篡权、骨肉仇杀、安史之乱、甘露之变，最后到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就是彻底人吃人没下限了。所以在司马光这里，纲纪、名分、政体，比什么都重要。

人性论不一样，两个人所理解的“天道”就很不一样。王安石看到的“天道”的特点是：流转、变化，在无常当中隐藏着某种规律，所以人要适应这个历史时势的变化、主动求变，有所作为。而司马光所理解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宇宙和“天道”，他认同汉儒“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分是天经地义，永远不变的。所以政治的态度应该是谨慎守常，“利不百不变法”。

因为对“道”的理解不一样，他们对皇权政治的理解也就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两人都强调尊君，强调君主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可是他们强调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司马光认为君臣关系是政治中最重要的伦常，是绝对不可以颠倒的，所以必须尊君，必须强调君臣的名分，强调臣子的绝对义务。因为皇权政治内在的脆弱和不稳定性，在这个事情上容不得半点偏差，否则王莽、曹操、司马懿，就是前车之鉴。但是从另一方面，司马光也特别重视对君主权力的制约，皇帝要守规矩，要用纪纲来约束。因为历史上见过太多脑子进水倒行逆施的皇帝了。所以政治想要保持不坏，最重要的就是“政体”，这个体立住了，一个王朝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王安石也很重视君臣关系，也强调皇帝的自我约束，但是他对君主的作用有一个很不同寻常的理解。这个理解来自于《周礼》“王与冢宰以道揆事”的观念，意思是在一个发达的官僚政治体系当中，君王和宰相应该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不是完全按照这套规矩程序来办事，而是要从道的高度进行不断地反思和变革。因为官僚系统是很容易导致“官僚主义”的，人浮于事、因循苟且，这些官僚们没有变革的动力，就是一份工作混碗饭吃，照章办事，这是应该的。但是皇帝和宰相一定要跳出官僚的思维，要有政治家的意识，有顶层思维。就像在化学反应当中，要主动扮演搅拌器甚至催化剂的功能，这样整个政治体才能保持活力，否则很快就变成死水一潭了。所以王安石认为，君主不能不守规矩，但也不能太守规矩，要有真正的主体性，要会乾刚独断，要懂得不次用人。总之，要不断地想着如何变得“更好”，这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这种理念层面的差别，也决定了这场改革最后的命运。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朝，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是非常成功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实现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完全可以实现。从宋代保存下来的很多未经加工篡改的一手材料可以看出：宋神宗朝在土地开垦面积、市场繁荣程度、经济发展规模都达到了宋代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高峰，神宗元丰时期的吏治是整个宋代最好的，就连民变——就是民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量都是最少的。而且这些很多都是到南宋时期，由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书写者记录保存下来的，所以更能说明问题。

可是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王安石追求一个“更好”的变革理想。在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下，这个理想必须依靠皇帝的意志才能够实现，否则寸步难行。

对于王安石来讲，宋神宗是千载难逢的好学生：天资聪颖、谦虚好学，志向远大，内驱力很强。所以他们两个才能一拍即合。可是这么好的宋神宗，还是有性格缺陷，做事情喜欢事必躬亲。所以王安石罢相退休之后，他就大权独揽，而且做事情不会抓大放小，执念太深、弦绷得太紧。就是那种一门心思奔着清华北大去，结果一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弦断了，健康毁了，英年早逝。接下来呢，依靠血缘传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没办法保证皇帝死了之后他老妈不会来拆他的台，也没法保证继承人的政治素质。就算他儿子宋哲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可从小生长在高压环境中，弦比他老爸崩得更紧，二十来岁就英年早逝。再接下来，皇位终于传给一个会放松的人了——宋徽宗，他老人家倒真是很长命，可是他最后把北宋王朝带到沟里去了。

(订阅《文化纵横》2020年杂志，享半年免费畅读所有已出版杂志电子版VIP，仅剩最后200席)

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当中最根本的矛盾：王道需要王权作为载体，但是王权的脆弱和不稳定，又决定了它承载不了王道的理想。所以“变革”会成为一件高成本、高风险、不稳定的赌博性尝试。一不小心，皇权过度膨胀，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反过来，固守祖宗之法，求稳、少变，各种意见相互制约，虽然效率低一点，处处掣肘，但是可以维持一个将就的平衡状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司马光，理解很多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真是太不靠谱了。恪守祖宗家法，保持“不坏”，成了一个理性的，也是稳健的选择。宋代以后几个王朝基本上都是按这个套路走下去了。

那司马光成功了吗？其实也没有。大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真就像考试一样，八个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追求“更好”，很大概率就会变得“更坏”。政治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和目标，想要通过固守成法来维持一个王朝的体制长久不倒，是绝无可能的，元明清三朝都这样，到中后期，一旦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

所以，中国近代的革命和当代的改革，还是走回到了王安石追求“更好”的道路上来。“天下为公”的理想，共同富裕的愿望，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今天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就是要求不断精益求精的“更好”的状态。这次抗击新冠疫情就很典型，中国的态度就是更好、更好，还得更好，严防死守，直到把病毒消灭掉。因为像病毒这样的对手，不用强力的，甚至是拼命的态度去对付它，那就只能等着群体免疫了。

这种对更好的追求，就意味着每次考试都是奔一百分去，压力特别大，而且经常吃力不讨好，很容易挨骂。但是，高水准的治理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挨骂当中，才能够不断锤炼和进步。

▍结语：我们今天依然处在这样的矛盾当中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对立，是一个贯穿中国历史的深刻命题，这个矛盾直到今天也还依然存在。他们俩可能永远没办法握手言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分歧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正是这种碰撞和撕扯的张力，为中国文明开出一条曲折艰辛但同时也充满希望的道路。

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追随王安石的深邃和锐利，努力追求公正卓越的“更好”，勇敢地变革。自己个人是这样，团体、国家也是如此，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铭记司马光的警告，要时刻防范用力过猛，防范冲出轨道，防范权力越界，防范以“更好”的名义造成的压迫与伤害。想要更好，就要先保持住“不坏”。

中国在经历了过去一千年的兴衰浮沉，经历了过去一百年的艰辛探索之后，现在和未来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做到两者的兼备和平衡。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从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最深层的底蕴和韧性。

不仅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前方，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都面临着若干场严峻的大考，这对我们的决策能力、治理能力、反思能力、调节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历史给了我们丰富的经验教训，也给了我们逆水行舟、迎难而上的智慧和勇气。

所以最后，用一句宋诗来结束这次分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文化纵横》4月刊目录  —

▍特稿

01.功能货币论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史正富

▍封面选题：全球风险时代的国家治理

02.双重社会转型时代的国家治理难题

强世功

03.从抗疫“总体战”反思工业动员与工业文化

严   鹏

04.高流动性与低组织化——中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双重挑战

刘炳辉

05.公共卫生专业化治理如何可能？——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谈起

曹东勃  叶子辉

06.预防必须为主——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

王绍光

▍历史观

07.商人治国——从贸易到战争的逻辑

殷之光

▍世界观

08.塑造“新美利坚”——美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社会历史根基

牛   可

09.美国工会怎么了？

阎   天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10.国家资本主义在摩洛哥

张玉友

11.伊朗行记：日常生活的水与火

黄婧怡

▍新国史

12.从“猓猓”到“彝族”——龙云身份变迁的历史过程与现代启示

赵   峥

▍观察

13.文明对话应在开放的语境下展开——对“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交流的反思

管世琳

本文为《文化纵横》主创深度思想直播节目“纵横说”首场讲座整理稿，原题为“王安石和司马光为啥互怼？北宋改革的深层逻辑和现实启示”，经作者审定后发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