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个人理解
从先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史来看,各国不同学术、政治、文化思想可以既相互竞争又互补共存,只要保持开明开放的心态,就能通过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马克思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客观局限性,会导致其对世界某些方面的认知存在局限性,所以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存在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需要借鉴别的理论思想来进行补充,以适应我们与时俱进的需求。
比如对于经济危机的预测,就与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不尽相符。对于个人来说,最困难、令人痛苦的磨难往往不是来自贫穷、压力、危机等恶劣外部因素和环境,而是源自人精神财富的贫乏与不自知。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决定意识”并不尽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辩证法源自古希腊;借鉴自西方的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源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有的计划经济理论存在严重问题。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也是源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知道反垄断,公平竞争、适度竞争的必要性,也有它的经济宏观调控手段(可以推测给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很大启发)。
封建社会的知识、文化界一方面对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局面和各种思想家、哲学家十分向往、推崇(其实这种局面类似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由此可见文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通过观察、思考、自由讨论、互相启发形成再认识);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将古人们神化成空前绝后的圣贤,矮化今人的思辨、创造潜力,客观上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和思想界专制(独尊儒术)提供合理化“外衣”。
根据以上分析和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可知,对于国家发展、治理来说,没有一种万能、包治百病的理论思想,不能“先入为主”,而需要保持开明开放、拿来主义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最优解,“摸着石头过河”、“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建国后先辈们对于思想界(而不仅仅是文艺、学术界)是否要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所以存在顾虑,应该是怕社会出现思想混乱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思辨能力和潜力长期受到压制,还没有真正解放,民智未开。那么正确的方法,就是逐步放开,开展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初期社会思想还比较保守且新文化体系尚未建立的前提下,文艺复兴重点在新文化以古典为师的一面,而并非单纯的古典复兴。只不过西方借助的是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形式,我们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归先秦文化。需要指出的是,过去的老一辈启蒙者可能低估了人思想的保守性和顽固性。对于某些人来说,学外国自尊心上接受不了,那么重拾老祖宗的东西总没问题吧。其实二者的实质精神基本上是一样的。有人会问,如果指导思想正确,那为什么西方社会还有这么多问题?我只能说人是理智和感情这两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些问题是由人的本能弱点引起的。除了大的社会发展方向正确外,社会成员通过理智克制、对抗人性的本能弱点同样至关重要。
我们在循序渐进的方针指导下,逐步锻炼、提高民众独立思考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提高其民主意识和能力,就像日本二战结束后做的那样[1]。对于社会来说,个人对某件事的具体看法、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要开始看、开始想;独立思考、启蒙意识和知识是所有人共享的精神财富,并不是少数“圣贤”、专家的特权和"私事"。正因为每个人的认知、经验都存在客观局限性,所以我们需要让不同观点通过辩论、展示来公平竞争,最终剩下来一些比较深刻的优胜观点、学说互相弥补,避免思想理论界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魏徵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想象会让西方政客及其资产阶级支持者感到恐惧)。在大家都认为制度、意识形态之争应该激烈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冷战时期,两边都有一些过度竞争导致的偏激行为。
实际上,从雇员的角度来看,两边差不多的。贡献、价值大,收入、地位就高;反之就低。社会天然要求个人多奉献少索取,国家需要税收、企业需要积累资金,不可能把你创造的财富、价值全返还给你,所以“剥削”的概念是相对的。另外,真的能说社会主义在解放发展生产力方面(实质上就是发掘人的创新潜力,改良、创造劳动工具,而非相对低效地苦干)总体上比资本主义优越吗?文化方面开明、开放起到的作用可能更为关键。
我认为两边在共(享)产主义的实现问题上会殊途同归,而且一些经济、科技发达的北欧国家很可能会水到渠成般地率先实现。另外,“天下大同”现在不是改名叫“全球化”、“地球村”了吗[笑]?
由于封建社会长期对人思想的压制,造成自战国以后,中国再未出现能独立创造全新理论体系,划时代的“开山鼻祖”式文化思想家。全面开启民智、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后,中国才有可能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和科技、文化创新中心,用领先的文化“征服”香港、台湾民心,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引领全球化和共 享 主义(Sharerism,应该比叫共产主义更受欢迎)潮流,这就是我眼中的“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美国逆国际潮流而动,日趋右倾保守,给中国发展带来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这座“山”也在等着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的中国。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可以将种种危机、压力转换为思想文化领域改革决心和科技、经济领域发展动力,沿着远古祖先和近代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进!
相对于动物而言,理性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而非情绪、本能),追求幸福是人的终极目标。对于子孙后代,最明智的做法不是事必躬亲,考虑、照顾得面面俱到,而是培养他们像我们一样,拥有爱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地大物博;而是追求(内在)精神平等、自由与幸福的意识,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只有先学会爱(接受)自己,放下思想包袱,才会热爱生活。通过主动寻找特长和面对挑战、竞争,或者自发关心、帮助别人,获得精神满足和成就感(所以助人并非那么无私)。在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幸福感主要来自对精神(而非物质)回报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孙永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7599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