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阶层发展史：深入分析汪主席们为何理直气壮地卖国（1、2、3）

本文计划通过以下单元来讲清楚寄生阶层的发展史，寄生阶层也不全是人类负产品，本文重点讲不好的那部分寄生阶层，他们卖国思想形成的历史，面皮不是一天扔到地上的，卖国比卖身难为情多了，因为卖的多了也就理直气壮了。

一、追溯寄生阶层

二、寄生阶层的形成

三、寄生阶层的发展

四、寄生阶层的现状

五、寄生阶层的部分画像

六、寄生阶层的流动性

七、寄生阶层的未来

借你人头一用

一人计短，希望观网的各位大神不吝赐教，一起揭开道貌岸然的卖国者伎俩，我会将回复中有价值的评论引用至本文修改版。

正文

从人类出世到今天，放到地球漫长的一生，不过一个弹指，但是因为人类有了思想，这一弹指在地球的一生中很精彩。中华文明很早就走到了人类思想的巅峰，高度总结了人类的社会形态——“道法自然”，自然界中有的，人类社会中也找得到，例如今天我要掰扯一下的寄生阶层，不单单是植物界中有，动物界也不少，在人类中更是繁荣昌盛。

一、追溯寄生阶层

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没有寄生阶层，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多少劳动剩余，养活不了没有实用价值的社会成员。

寄生阶层的生存条件，首要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到能够养活相当数量的脱产人员，基数少了形不成气候；其次是激励的竞争环境，需要大规模的选拔人才，因此：

中国的寄生阶层发端于春秋时期的门客，扬名于战国，例如：长铗归来兮、鸡鸣狗盗、脱颖而出，都是门客们对主君的回报，起初他们就是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们甚至有伟大的情操，架空的程婴、公孙杵臼守护赵氏孤儿，如果没有其合理性，也不会千古流芳，毕竟“士为知己者死”它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门客的价值取向需要引导，喜欢“图穷匕见”的，如今快连狗肉都没得吃了。

汉唐时期，封君不再，门阀治世，聚拢大批门客为朝廷忌，汉武帝在打压豪强方面可是毫不手软，所以门阀的人才选拔是以血缘为纽带，不像大清那么思想先进，重用家生子，卖身为奴不可得，门客式微，所以当今中国，只要是电视剧编剧，无不怀念我大清。

直到黄巾之乱，汉失其鹿，群雄割据，由门客而入仕，成了寄生阶层新的出路，等到了五胡乱华，张宾、王猛的成功，让寄生阶层中的佼佼者将押注扶龙，当成了新目标，这也是武悼天王被史书打压，《杀胡令》不能扬名于世的潜在因素。你要乞活，难道我就不要食肉了吗？不打压住冉闵，如何说服自己理直气壮的当汉奸，寄生阶层对这方面是心照不宣的。

搞清楚这里面的门道，就很容易想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人要抹黑岳飞、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有人要重新解析雷锋，有人努力为袁崇焕喊冤，还有人愿意当完颜腾飞，发明、变造历史。

以上只是因为这些人力所不能及，只能改改野史，最多改改课本，给学生出些有关日记的考题。想象一下，如果抗日战争失败了，汪主席会如何书写俞龙戚虎。

即便在后世有诸多不堪，但寄生阶层其实有一个辉煌的开局：

家：春秋之义有这样一个典范，始于“赵盾（夏日之阳）弑君”，董狐秉笔直书，公道自在人心，后来，董狐的后人董安于，为了解困赵盾的后人赵鞅（简襄之烈），舍生取义，为最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这些人的操守令后人肃然起敬。如此美好的品德不合人性自私的一面，在寄生阶层进化过程中被淘汰。

国：寄生阶层的成功典范莫过于田陈代齐，不过没人喜欢被鸠占鹊巢，有了防备，失去了生存土壤，再难复刻。不过，别让寄生阶层掌握了社会资源，没了齐桓公，收买人心这套还可以进化成蛊惑人心，王莽通过完美人设，改朝换代唾手可得，哔哔再多不能兑现终究会被拆穿，忽悠不成就得进化成动手抢，美化一下就叫黄袍加身，所以也不要单单责怪明太祖没有安全感，实在是窃国对寄生阶层的诱惑太大。

天下：寄生阶层的巅峰在张仪苏秦，连横合纵，以一己之力改变天下走势，后世的寄生阶层再也没有人的成就能达到如此高度，我简单思考了一下原因，可能是为天下人谋，不符合寄生阶层的价值观，利己的人欠缺格局和情怀。

以上这样优秀的人才都是统治阶级的最爱，都被吸纳入政府，脱离了寄生阶层，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寄生阶层，只能八仙过海，求生（混得不好的如孔乙己一般，南啊）。

最后鄙视一下当前那些自认为受到政府不公正迫害的官员、企业家、律师、文人，有以屈原自比的吗？有没有扪心自问一下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恨国、卖国！

二、寄生阶层的形成

中华文明发展史，在我看来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胜天：盘古开天地到大禹治水。

霸地：夏启杀伯益到黄袍加身。

人和：半本论语治天下到今天。

进入“人和”发展阶段，人类社会越发复杂多样了，不但有历史发展的反复，还有很多负面的副产品，完美如意的社会形态只存在于故事中，现实就是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哪怕起初寄生阶层也想报效国家。

阴阳失调而亡朝，掩盖不了宋朝在制度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几乎比得上周公分封。汉唐的人杰追求的是出将入相，好是好，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时候就不得不感谢一下赵家人了。自宋朝开始，真正给了寒门子弟向上报效国家的机会，因为给了更多人机会，所以庆历新政时，可以看到群星闪耀，名臣阵容超豪华。

赵家人为了纠偏汉唐以来的军阀藩镇祸国，以文制武，不但与士大夫共天下，还努力提高读书人的地位，宋真宗亲自鼓吹“书中自有……”感觉良好的读书人帮忙把盖焊死，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名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都是普适于社会各阶层的，大宋君臣齐民有术，百业兴旺，除了不能打……

宋朝提供了体制基础，自孔圣有教无类，大力培育人才之后，读书有成的人还从未如此之多，以至于冗官成了必须要解决的弊政；当了官的也有足够多的同事进行残酷的竞争，为了成功，涌现出很多吕惠卿这样不择手段的人才，不但没有成功图强，反倒加剧了内耗。

宋朝的读书人是幸福的，就算走不通仕途，还可以当个柳三变倚红偎翠，不过挤进官场指点江山，还是读书郎的最爱，这么多读书人不能都分享到甜美的权力，怎么办呢？一部分聪明的寄生阶层把自己和唐以前一直有美名的谏臣、铮臣划上了等号，这样即便没有实权，也能品尝到一点权力的滋味，宋朝为了不阻塞言路，也给了台谏风闻言事的特权，其实这份工作更适合在野的时事点评爱好者，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最低风险高回报的工作莫过于看准风险，带节奏，相互吹捧，继续推高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这是皆大欢喜的正事，这个传统发扬至今，就算卖国也可以打着爱国心切的名头。

宋、明将读书人的地位推得有多高呢？不但将中国从一个耕战民族生生改造成了耕读民族（忘战必危划掉了），民间相信武将是凭出征前得了诸葛丞相授予的三个锦囊打了胜仗是真的。韩琦可为了打压狄青就斩了他的爱将焦用。大宋诸公端坐两府，决胜于千里之外，中华文明被彻底带跑偏了。

社会舆论一味的崇文抑武，宋朝的寄生阶层，造谣头上长角吓死狄青，莫须有岳飞，这就必然为自己的过度提防武将，而吞下国亡家破的苦果，用现在的话来说，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借了这股歪风，寄生阶层开始跑偏，既有寄生阶层专精一科即可成功，比唐之终南捷径门槛还低，更有多余的极端利己的读书人通过卖国实现个人抱负。

《左传》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与异族谋”这一做人原则（插一句，所以今天的公知精英大V专家学者，绝口不提以苏武牧羊自比，不是吃不了那苦，打脸诛心），只延续到唐。一来因为自信的大唐包容宇内，为大唐尽心者远不止“哥舒夜带刀”，这些人为大唐所做的贡献为历史所认同；二来喜提儿皇帝的石敬瑭，十三朝元老冯道，这些成功者都击穿了时人的道德底线，从思想上为寄生阶层打破了服务异族的羞耻心束缚。

宋仁宗一生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没有严厉打击张元刘昊（化名）这样的汉奸，让寄生阶层的典范得志，犯了和郑庄公一样的错误，郑庄公霸业崩俎，源于郑庄公纵容暗箭伤人者，将内部竞争的道德底线拉低，令无耻之徒得势（类似的失误还有，汉武帝对张骞、明成祖对郑和，封赏过低，当今政府要汲取历史教训，赏功罚恶要得当）。少数人的投机成功激励后来者，符合寄生阶层极端自私自利的天性。这世上最容易做的事，非“给自己找理由”莫属，后来的范文程（以范仲淹后人自诩）、龚半伦（龚自珍亲子）、汪主席之流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都没有了不可逾越的心理负担，一身无所畏惧。

宋朝打破封建的制度创新事业未竟，形形色色的人才随着齐民普惠政策大量产出，寄生者做为一个成了气候的阶层走上历史的舞台。

（插段评议）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人才管理，对引导历史走势的巨大影响，最近看到被乔木扒皮的张耀杰生平，还有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高晓松，在民主党派进进出出，就可以知道这些地方已经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蠡虫窝子了，最嘲讽的是，公知们喜欢把体制比作监狱，然后就像窃.格瓦拉一般跳出去，跳回来，不亦说乎。

知错就要改，社会监督必须要有，但绝不是要汪主席这号以爱国为名使劲砸锅的，我们可以在体制外，让互联网网民选举一些独立代表，例如周小平、宁南山这样三观正的，或者是乔木这样的耿直BOY（戏子啥的不要），给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他们把个人隐私让渡出来，接受互联网网民对他们的监督，我觉得效果比现有吃财政饭的民主党派、作协什么的靠谱多了，省下的钱不知道够不够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只要通过相关司法考试的普通人就可入库随机抽取）。返回来说，让有能力的人主持舆论宣传，而不是养僵尸、二五仔，更有利于在国际上宣传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形象。

三、寄生阶层的发展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大抵上遵循《韩非子·显学》“宰相必起于州部 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一原则。到了元明清，因为很多方面开倒车（例如，秦亡于陈胜吴广，元亡于刘福通，汉削藩明削藩，唐削藩清削藩），吏员升官员的通道断了，官员普遍为流官、不通务实者多，吏员终生并继承制，极大促进了寄生阶层掌握社会资源，并将其转化成了实权，明清官场与士绅阶级相结合，大肆侵夺国家收取财税的权力，寄生阶层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寄生阶层的典型代表是师爷。

元明清三朝都把天下当成自家的，和社会精英不是一条心，而中华文明认为这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天下，所以明朝的大臣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是“圣天子垂拱而治”，做个虚君就好。

元朝的寄生阶层发现了异族治理中国的一个巨大的隐形福利，就是可以从中央政府手中窃取基层治理的权力，获得了事实上的封建权益，之后一直牢牢把控这一权利，并在史书中郑重记录“皇权不下县”以正其名（真当刘亭长逼死楚霸王是假的啊），最终成了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中的一座。这一切都毁于TG建立的新中国，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寄生阶层的恨，是可以李姐的。

元末上演的历史奇观是，保卫朝廷的主力是汉族地主武装，反政府的不乏蒙古族底层人民，貌似民族解放战争，实是阶级斗争。

明承元制，宋朝先进的政府治理能力几乎全盘抛弃。虽然明朝沿袭了宋朝对读书人的优待，但是朱家祖祖辈辈都没搞懂收买人心该怎么操作，君臣一直在斗，刑不上大夫是什么，集体扒光打屁股。这种相互仇视，在嘉靖大礼议之后尤甚，而大明皇帝虽然强势，但对于官僚/士绅阶级侵夺国家财政根基束手无力，这方面的典范非徐玠莫属，尽管他看好的衣钵张居正捏着鼻子为他收尾，但是张居正是不认同这种断国家根基的行为，可惜的是，张居正变法成功，却被自己的学生万历开棺验清算，都不用寄生阶层花费心思，局面就又翻转回从前。

读书人只要进阶到一定段位，就可以不向国家尽纳税义务，这实质上等于鼓励并承认了寄生阶层汲取国家财政的合法性，明朝的寄生阶层不但不领情，还将自己与国家对立起来。老朱家固执的认为这天下是自家的，清算于谦、张居正这样的为国尽忠者，失了为天下尽心者的人心，所以和社会精英相互视为仇寇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明的寄生阶层很有思想，同样是被压服背叛，刘伯温和洪承畴的评价为什么不一样，这可能是最早的双标吧，将自己代入其中，背离主体，确实是很难被接受的。但是为了生计的话，这也可以不重要。

大明末期，朝堂上的重臣心术不正，成天喊着政治正确的口号“不割地、不和亲、不赔款”，不知道“白登之围”和“渭水之盟”丝毫不影响汉唐的强盛威名，把党争对手和国家力量一股脑的送了人头。

大明东林党善于污名化对手，保皇党被打成阉党，还有一个屌炸天的技能，不能成事但是特别善于坏事，并以此为豪。问题是坏事有门槛吗？无非是一颗自私龌龊卑鄙无耻的心而已，等东林众正盈朝，结果对手照方抓药，东林一群喷子干的和屎一样，中二皇帝崇祯不死心，结果就是自挂东南枝，东林们跪完这个跪那个，觉得不好意思 的，喊声“水太凉”，除了多条辫子，日子照过。

不仅仅是东林党，大明的寄生阶层，无论文武，窃取国家财政，把优待当成理所当然，贪得无厌毁国，孙之獬最后还要卖国一次，不过人家可能也和汪主席一样，是在爱国、救国。

还有明末的晋商，他们身上，既看不到春秋时好整以暇的自信，也没有五代时表里山河力压中原的战力，只有对财富无底线的贪婪，哪怕明知道换回来的都是自己同胞身上扒下的血肉。这点必须要点出来，不然就会让寄生阶层把中国社会对商人的警惕心替换成仇富心态，不能让他们偷换概念。

明朝亡国的教训是，社会精英最无耻、不干人事的一批人在朝，大明终其一朝政府运行的都拧巴，能活300年实属奇迹。

因为金、元的结局，清朝的满族是没有安全感的，这点从他们始终把东北封闭起来留作后路就可以看出来。寄生阶层知道皇帝的不安感，投其所好，不让孙之獬专美于前，搞文字狱敲定一下那些心怀故国、浅唱低吟小楼昨夜又东风的社会精英。这就是死道友以好贫道。所以虽然改朝换代了，但是寄生阶层的日子过得还不错，要是不搞“官绅一体纳粮”就更好了，因为不再能合法的挖取国家主要的财赋来源，所以大清政府的日子比大明好过多了。

清朝的皇帝忘不了三藩之乱（创业公司小股东想夺权），影响半个天下，险些翻车，所以为了获取安全感，选择把所有的满族人养起来专司战斗，全民族做寄生虫，结果是养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群废物，好的一方面是现在中国存在的满族只是名义上的，满汉融合如水乳交融，就是这代价太大，只能下不为例。

大清在受到西方文明入侵的剧烈冲击时，将自己利益至于国家之上，拼命妥协卖国，结果输的底裤都不剩，最后一个清帝只能靠养花为生。当满族全员自食其力后，各种人才在三百六十行中喷涌，他们得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劳动者的荣光。

大清亡了，帝制是完犊子了，皇上的特权还有人惦记着，所以袁世凯搞帝制，他不知道开倒车不得人心吗？奈何杨度，最后一位扶龙者，不肯甘心啊！联合众多期待鸡犬升天的寄生者，把袁大总统架了上去。之后张勋还不甘心，辫子军复辟，演了一场闹剧，扶龙这条路才算是走绝了。最后日本人搞的满洲国成了绝唱，再自宫也无处上岗了。

民国虽然驱逐了异族统治者（但是还一直养到冯玉祥进京驱逐清廷，要知道寄生阶层有多恨他，抹黑他为“倒戈将军”不算啥，你百度一下冯玉祥，看看他的百科词条有这方面介绍吗？哈哈哈哈），但是寄生阶层服务异族的惯性还在，卖国并不会引发自身的道德危机。加上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摆脱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列强大山，一个殖民政府最终是靠一群寄生阶层支持维持运作的，所以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只能敬陪末席。

明清民国，寄生阶层的队伍在扩大，例如京城琉璃厂的文化人，利用专业知识洗钱，帮助行贿受贿。但是这行当可容纳的就业人口太少。

寄生阶层多了条出路，当买办，做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害中国的代理人。民国政府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有抱负的人干点实业不易，更助长了买办阶层的气焰，可以凌驾于民国政府官员和民族资本家之上，日子过的越发滋润了，所以，每当看到那天边的绿洲，寄生阶层的买办们就会想起了挟洋自重。假洋鬼子就是今天精神外国人的亲爸爸，但是中国人视他们为逆种族主义者的简称。

民国在内地的时间不长——三十八年，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之一。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培养出新类型的寄生阶层，就把自己的利益至于国家和民众之上，是什么给他们这样的勇气呢！因为他们后面还站着至强者为其壮胆，谁是这个至强者呢，这种狐假虎威型的寄生阶层心中自有尺度。其实，这样的寄生阶层在港台很容易见到，一副高等华人的嘴脸，自带干粮的伪军。

现在内地有很多专家学者，研究历史，为这类寄生阶层找理论依据、正名，国内的历史找不到可以找国外的，人类的历史找不到还可以修改历史再创作、阐述自己的观点，所需花费很低，这绝不是因为专家学者贱，主要是符合这些学者的个人兴致。这类人最早攒出的一本行为指南是《厚黑学》，以此为理论依据。所以，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专家学者带起路来，不但毫无自己变成龚半伦的羞耻感，还有强烈的神圣感和殉道感，更要把祖先师承拉出来站队加分（汪主席外曾祖父、美学大师赵士林），这正说明自己天生富贵、阐大道之音。这些专家学者的所作所为不禁让我想起了燃灯道人，他是个喜欢把“此物与我有缘”挂在嘴边，打杀小辈的高人，因为情投意合，带着阐教四大金仙入了西方教，成了古佛。用他们自己创造出的帽子“内残外忍”扣上，很合适。

日本人入侵东北之后，东林的后辈们又习惯性地跪了下去，还因为周围的人不肯跟着一起跪而愤怒，你们都是我投效新主子的资本，投名大礼包，晓不晓得。

日本对寄生阶层发展的影响。

明治维新之后，尤其是辛亥革命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一直孜孜不倦的研究中国，并且深入的参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日本人主要的抓手就是中国的寄生阶层。

因为日本人在利用寄生阶层上回报巨大，吃到了甜头，所以日本从来没有放松对中国寄生阶层的投入与利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

不过日本人也很有意思，对清末民初那段历史了解的那么深入，从来不反思对自己不利的一面，比如满城的消亡，日本就从不公开发表研究成果，也可能干脆就不研究，大概他们认为到了某一天，中国的寄生阶层一定会有袁世凯出面拍板，或者另一个蒋介石挺身而出吧。不过，刻舟求剑真的可行吗？

美国对寄生阶层发展的影响。

美国没赶上寄生阶层蓬勃发展、掌控国家的好时光，本来进入中国就晚，能做买办的都找好了主子，只能拿钱开路，用庚子赔款打牢基础，虽然客观上帮助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工业化人才（谁能想到TG不按套路走，真重用理工人才啊），但是回报也不错，最终成了新中国寄生阶层心中的灯塔，掌握了数量最多的推墙党，不惜为它赴汤蹈火。

民国的寄生阶层里面最令人忍俊不禁的当属胡适，也是当代中国的寄生阶层竖起来的一面旗帜。胡适因为否定中国文化而声名鹊起，可惜一直不能被中国政府所重用，但是他的才华落到了日本人的眼里，多有认可和扶植。在卢沟桥事变前，胡适就和一些同好奔走相告，动员组织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其实就是一个跪族团体，准备喜迎皇军，抗战爆发后，正准备大展手脚，没想到被校长抢先一步，把胡适派到了美国当大使，让他卖国无门，胡适受此打击，一蹶不振，整日消沉，直到发现美国与日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必有一战，让胡适看到了新的机会，重新振奋精神，在美国积极演讲，为自己赢回了一墙的博士头衔。

我不能说胡适这类的寄生者没有脑子，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国贫弱原因的时候，没抓住重点，并得出否定中华文明的谬论。如果说胡适是因为历史局限性问题，不能归到个人品德的话，那么现在还赞同胡适观点的当代蠡虫，就是既蠢又坏了。

纵看胡适的一生，没被一个中国的当权着赏识重用，反倒是被各种反华势力所欣赏、所倚重，收获了人生价值，这样的人生被现在的中国寄生阶层所羡慕和借鉴，并且奉为精神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

寄生阶层在民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怀念的是民国吗？怀念的是那垄断社会高端资源的美好时光。

顺便提一点，我不赞同“入关学”学说，美国虽然得了明末那些病，但是当前世界既不是两国相争也不是三国杀，远比明末复杂，可以参照的是：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转折线上、大争之世——从春秋走向战国，做为大国国民嘛，首要的是要有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