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制度文明最高成就的实现

秦汉帝国建立了官僚制，但没有选拔官僚的有效方法（只有“察举孝廉”），于是门阀制毁了它。

隋唐帝国完善了官僚制，建立了科举制来选拔官僚，但未能完成科举制向基层的下沉工作，于是军阀制（结合了浪荡文人的幕府具备了更强的行政税收能力）毁了它。

近世中国（cf：内藤湖南）历史有两个交错的发展轨迹：宋明是一个，元清是另一个。宋明发展了程朱理学，从而完善了科举制，使GL制发展到前现代的巅峰；但皇权核心集团圈子过小，组织力孱弱，无法压制日益强大的GL集团，导致了明末财政被江南士人架空。元清，尤其是清，恰恰解决的就是GL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但这两条线索之间的冲突，形成了汉人民族主义（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为代表，在朱元璋讨元北伐檄文中得到了集中展现）和多元帝国意识形态（eg：大义觉迷录、金庸小说）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

宋明帝国完善了科举制，建立了新儒学——理学，成为标准化考试的核心，从而完成了教育和信仰的基层化；并且“以文驭武”，通过思想的集Q，实现了官僚的JQ，继而实现了官僚制对单个武将的组织化优势，从而克服了军阀问题；但是这种制度弱化了军事实力（以及财政能力，参见明末党争），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学习汉人加强政治组织能力、抵消汉族政权组织化优势的外部压力下，出现了绵延后来八百多年的少数民族征服问题（或许可以类比叫做“族阀制”）。

元清帝国借助民族的天然界限强化了皇权的核心组织，至清朝鼎盛时期，对已臻成熟的官僚制形成了有效的压制，克服了军事实力和财政能力弱化的问题，加强了国家运用综合国力的集权能力；但是国家仍无法摆脱制度衰败的周期律，因为民族的天然界限会逐渐模糊，皇权集团的进取心会逐渐弱化，官僚制会逐渐腐化，社会结构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不过，最终这一制度的灭亡主要不是内部原因造成的，而是中国的帝国制度在技术和制度创新上历经数百年积累的竞争劣势引起的外部冲击造成的。

TG在现代意义上重建了官僚制、科举制、信仰下沉、权力核心，并且正在努力解决核心集团的流动性和先进性问题，以及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长期化问题。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制度文明最高成就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