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主席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

1.汪主席个人问题事不小，作协制度问题事更大
风闻先前有篇文章讲作协制度的起源，总结来说，是大林子计划经济体制下保障搞纯文学的文学家可以不受读者有无与市场干扰，无忧进行创作的一种制度设计，后来被新中国引入国内。
诚实的说，在苏联，作协制度在早期的确起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效果，诞生了诸如《静静的顿河》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但是即使是在原产地苏联，作协制度的堕落速度也快到让人愤怒与警惕，迅速演变成官僚主义的团体，又在大环境下演变成西方势力文化渗透的平台。归根结底，在苏联的黄金时期过去之后，作协迅速的背离了制度的初衷，走向了它的反面——在文学与政治的双重意义上。它最终成为了无用且有害的东西。
这还是在苏联体制全无市场的条件下，而在中国尤其是改开之后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作为变量加入的情况下，作协制度越发体现出它的无价值性和某种意义上的破坏性。改开之后的作协提供了什么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学吗？没有，改开之后最伟大的中文文学作品反而来自于一个电厂工程师。而作协制度则只供给出汪主席和张主席这样宁愿插祖国一刀也要为自己沽名钓誉的弄臣。
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制定的远离上来说，作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无竞争，无市场的条件下，保证文学创作不至于被经济现实所挤压而设立的一项制度，它本质上和市场经济强调的竞争精神相违背。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容不下这样一个制度，就如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容不下“流氓罪”是一样的道理。
2.实际反击汪主席的输诚投毒，要打击汪主席在国外舆论场上的公信力
我们在国内如何批判汪主席，指责也罢，批判也好，现在的现实情况是，这些仅限于中文舆论场上的言论，无助于解决汪主席作品这把已经被递到外国人手里的刀子，而这把刀子才是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
而且从破吉尼斯记录的翻译出版速度来看，有人纠集好团队并找上汪主席，一定是有所预谋的。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批判汪主席只会不断强化它从“有人”那里得到的正向反馈——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心理上的，甚至可能是政治上的。它现在还沉迷于称呼批评它的人为法西斯，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想要真正解决汪主席递出去的刀子，顺带解决汪主席，需要切断这种正向反馈的循环。当然，批判汪主席的弄臣行径，当然还是有必要并且必须坚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打击汪主席在找到它的团队中的价值更为重要。
在这一点上，汪主席虚构的那些恶心故事正在国外逐一上演，这毫无疑问给有能力的爱国者们削弱汪主席的公信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另一个切入点是六套别墅，以及对六套别墅来源的解释，以及汪主席的体制内身份。而最终的目的，是不是能构造出一套自洽的逻辑，证明汪主席只不过是如同白邦瑞所言的“战略欺骗”的一部分？
是的，这是一种阴谋论的观点，是有违我党的政治洁癖的，党和国家不会做这种事情，也不会支持民间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英文舆论场上广泛的发起质疑，就像赵立坚所发出的质疑那样。这种怀疑本身就会降低汪主席在它新主子那的公信力，并且实质上影响到它所获得的收益与正向反馈。
到那时，背叛祖国与人民的弄臣，面对一无所获，孑然一身的悲惨境地，才是最让弄臣痛苦，而最让人民快意的结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