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走了，春暖花开来了

原创 解正平 解毒历史 1周前

“方方日记”软埋了

中国知识分子

的什么东西？

武汉作家方方在网上又火了。这次不是因为小说，而是因为日记。可见，生活真的比小说更精彩，真实比虚构更热闹。这个世界因为“方方日记”更“精彩”了，居家隔离的人们也看了很久的热闹，故有人称之为“方方日记”现象。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文学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的？舆情的？伦理的？政治的？或兼而有之。现在“方方日记”封笔了，恐怕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冷静的思考一下了。从这个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当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改革开放最广泛最深入的国家，也是思想最开放、言论最自由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社会因此出现了情绪对立和分裂，这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且非常值得警惕！

在写作此文之前，先作三点声明：第一，本文只讨论“方方日记”，不讨论作者个人，也就是说本文写作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对文不对人。但“方方日记”的作者是方方，文中自然不可避免地涉及作者，如果方方老师觉得以下文字误读或伤害了她本人，那么我在这里先道个歉，并请她原谅。第二，笔者只是普通百姓一个，没有后台，没有靠山，更非大牌，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也没有大哥。“方粉”们尽可放心。第三，笔者冷眼旁观，不左不右，不再另写多余文字，所以本文是开始也是结束。文章有点长，希望耐心阅读，平心静气。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来谈谈阅读“方方日记”的观感，希望诸位方家批评。

争鸣一：是在为老百姓说话，还是喃喃自语？

文学界有一句名言：“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有些夸张。“方方日记”也是如此。我相信每个人阅读后的感受都是不同的。但在一千个不同中，归根结底最突出的无外乎有两种意见——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喜欢的人觉得“方方日记”是伸张正义，敢说话、说真话，有骨气；反对者觉得“方方日记”洋腔洋调、怪腔怪调、阴阳怪气。这也是社会的自然现象。有叫好的，就有叫骂的。无可厚非。但是，事情变了——叫好的，就眉来眼去；叫骂的，就横眉冷对。由此，“方方日记”不再是作家方方的日记了，成为网红成为围观者的“日记”了。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互怼，打棍子、扔棒子、戴帽子，谁也不服谁。

“方方日记”最终写了60篇，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谢幕。不可否认，“方方日记”早期的一些文字含着温暖，有人情味，也有人文关怀，同时对疫情下的武汉出现的有关问题给予了批评。不可否认，大疫之初，湖北、武汉地方在应对突发疫情时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失误、有错误。中央对此已及时强力纠错处置，对有关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可是后来，尤其是“方方日记”遭到强烈甚至“过激”的批评之后，在舆论的“绑架”之中，开始有些变味了，调门也高了，渐渐把自己扮成武汉人民的“救世主”和“代言人”了。我们不妨摘选一些“精彩语句”来看看：

——“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2月5日）

——“晚上，武汉人要在李文亮昨夜去世的时间关灯，用电筒或是手机，向天空射一束光，吹响口哨。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2月7日）

——“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标语就可以减缓的。”（2月12日）

——“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2月20日）

——“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不是看你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而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2月24日）

——“我们都有创伤。掉头回望，我们不是幸运者，我们只是幸存者。”（2月25日）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相关责任方出来说是我的责任，或者至少我有责任，并且向老百姓道歉。‘不惜一切代价’，本质上不是科学决策。”（2月26日）

——“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以回家的流浪者，都会要一个说法。”（2月27日）

——“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2月29日）

——“一定要让流着这样眼泪的人去高歌猛进，去意气风发，去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最大赢家，这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3月1日）

——“无数个民族的表达汇集成一个时代的表达。”（3月4日）

——“否则，再继续隐瞒几日，一千多万武汉人，能活出来多少？线索来了，该查的，就顺着查吧。”（3月8日）

——“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3月10日）

——“不会因为我喊了几声追责，或是‘引咎辞职’就来这一招吧？3月12日：有人试图要挟警方对我进行打击吗？”（3月12日）

——“无数的个人悲伤，郁结成块，或许会成一个难解的题。不如，开辟一个空间，让大家同哭一场吧。”（3月13日）

——“疫情依然好转，新增确诊感染的数字越来越小。这几天都在个位数上徘徊。昨天，有朋友担心道，数字上不会有假吧？因为前期对疫情的隐瞒，让此时的人们心里充满了不信任感。万一为了让数字上好看，万一为了让自己有成就，再次隐瞒怎么办？我理解这种担忧，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引发对诸多事情的怀疑。”（3月15日）

——“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3月18日）

——“来吧，把你们所有的招数都拿出来，把你们背后的大牌都喊出来。你看我怕不怕你们！最后我还要重复一句：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改革开放如果毁在了这些人手里，是我们这代人的耻辱！你看我怕不怕你们！”（3月20日）

老古话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瞧！说着说着，语气、味道就变了。“方方日记”之所以被批评者诟病，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看起来是在替老百姓说话，也的确说了话，但本质上慢慢变成了喃喃自语，宣泄自己心中的块垒了。

比如，3月10日，“方方日记”说：“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这话听起来就有些不像话了，令人伤心、令人泄气，让千千万万个奔赴武汉来拼命的人们情何以堪？更何况，正是在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武汉考察。新华社发出的消息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发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总攻令，更加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心和决心。”

再比如，3月21日，“方方日记”说：“我也很难理解对0的追求。0个和1个，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我觉得无论官方或民间，就不必把这样的极小差异，太当回事。平时我们也有别的传染病的。大家保持警惕，生病有地方治疗，就可以。难道，0个我们就可以开工，而1个，就影响了我们开工？我们把这1个，送进医院隔离起来，不就结了？大可不必非要追求0的完美，有时候，这样的完美很不现实。”看了这段话，估计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都会笑了，“方方日记”的作者是作家，不是医生，在传染病医学上更是外行，这情有可原，可是她的这段议论是不是太单纯、太可笑了呢？不专业没关系，不专业就不要轻飘飘地乱说话，就不要急于当意见领袖。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人口，为了这个“0”，牺牲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为之付出汗水和血水。我们不妨听听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是怎么说的：武汉的这个0，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也带来了信心。身处武汉，“方方日记”作者也应该看一看这些广阔的画面，听一听这些来自世界的声音。那该有多好！

如今，新冠肺炎正在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近190个国家和地区流行，感染人数已经突破30万人，相对于武汉突然爆发的情况来说，他们都有着中国创造的、可以准备的巨大窗口期，却不听从世卫组织的劝告，眼睁睁的错过去了，真可谓是“人祸”。看看西方某些国家实行的“集体免疫”政策、某些国家的老百姓需要自掏2万元人民币才能得到检测……再回头来看看中国，看看武汉十天建起来的火神山医院，看看迅速建起来的“方舱医院”，看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海内外中国人，看看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白衣战士”，看看国家全力为患者免费检测和治疗的决心和信心。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方方日记”为什么遭到人们的反对和批评，就不言自明了。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公知总喜欢唱反调、发雷音，总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似乎发出了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就是说真话、揭真相，以当非主流为荣、以歌颂真善美为耻。学者们把类似的这种社会现象比喻为“塔西佗陷阱”（是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其实，一些貌似说真话的公知是故意制造“塔西佗陷阱”，玩的却是煽动、蛊惑、挑唆忽悠的伎俩，许多在生活、工作、就业上一时间遇到瓶颈又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就容易上当受骗。香港大学生的街头暴乱行径，已经给我们上了深刻且生动的一课，敲响了警钟。

说句心里话，读了“方方日记”，我不太相信，这是写过《武昌城》《民的1911》的作家写的。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优秀作家，怎么能把茶余饭后的聊天、鸡零狗碎的谈资，都赤裸裸地搬上了台面呢？都说“方方日记”的作者就是这种战斗（好斗？）的性格。好吧，性格就是命运。可是，你瞧！这指责那抱怨，东也不是西也不是。瞧！这指点江山那粪土诸侯，这指桑骂槐那含沙射影。网上的假东西太多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怨妇写的，这是一个愤青写的，这是假借作家方方名字的枪手写的。作家方方虽然曾公开自称“荣幸”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在作协主席位置上的时候似乎不像这样做事做人，没有这样轻狂过。怨妇心态是要不得的！愤青行径也是要不得的！

其实，人生在世，都是依赖祖国、依靠父母师长、依托组织成长起来的，人生离不开这些大大小小的平台。离开了平台，你啥都不是！历史和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因为有才气，之后有了名气，之后有了财气，之后有了傲气，之后有了戾气——因为肚子里有气了，自以为是，目空一切，没有感恩之心，失去了包容、宽容、从容的文化精神。这也就难怪，当代文坛难以出现大师，不再有“鲁郭茅巴老曹”了。为啥？风度不够，品质不够，气质不够，情怀不够，格局不够，小家子气了。

孟子曰：“由仁义行。”我们中国还有句老古话叫“清夜扪心”，或者叫“良心发现”，意思就是说，做人要回到自身上来，返回自己的本心，越向外找越迷乱、越眼花缭乱，不要外看，要自己问自己。

毛泽东主席曾经对著名诗人柳亚子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指出柳亚子之所以有太多的牢骚，是由于眼光看得近，跳不出个人的小圈子。是啊，牢骚大了，气就不顺，自命不凡，就总觉得高人一等，就躺着说话不腰疼，就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样就是自私了，个人主义就开始膨胀了，开始嚣张了，这是害人害己的，是要不得的。

“个人的命运已不复存在，唯有一段集体的历史。”这是以《鼠疫》闻名世界的法国作家加缪的名言。对于当下流行世界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说，也是贴近实际的格言警句。而我却觉得，加缪的话正应该是文学或者作家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解读和诠释。“方方日记”里，缺少的正是加缪的哲学和思想。显然，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这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面临的挑战。

争鸣二：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杯水风波？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开放多元，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方日记”反映的非常时期武汉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现实中有没有呢？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呢？我敢说，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相信，大大小小或多或少是真实存在的，就连反对“方方日记”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多少怀疑，也就是说“方方日记”反应的个别武汉居民（或滞留武汉的人）遇到的短暂的生活困难、封城的情绪困恼等问题，都不是假话。那么，反对“方方日记”的人们到底反对它什么呢？或者说，“方方日记”到底有什么毛病呢？

一言以蔽之，“方方日记”有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散漫了，犯了“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的毛病，手电筒总是照着别人，嘴巴搁在别人身上，话里话外傲气逼人、盛气凌人。因为不谦虚，一不小心，自信就变成了自负。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说话是要有讲究的，是要讲风度的，也要讲分寸的，更何况写文章。做人做事都要有“度”。这个“度”就是原则，就是界限，是必须要把握和拿捏的。什么话在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场合说，说什么、怎么说？写什么、怎么写？这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也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文化的要义，说通俗一点，这是习惯；说文雅一点，这就是教养。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许许多多的人们通过“方方日记”现象，在看到支持和反对的激烈争吵之后，对许多大学教授、学者爆粗口、说脏话非常失望，感到“士风日下，人心不古”，心里不舒服、不舒坦。“方方日记”现象中涌现的大量文字，字里行间缺少悲悯之心，缺少宽容之心，缺少建设性意见，貌似是以人民为中心，实质上自己的杯水风波。人们通过“方方日记”，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舆论场景——一边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民皆兵在水深火热中战斗，一边却在那里鸡蛋里挑骨头挑三拣四追责问责；一边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鼓足信心抢救生命，一边却在那里家长里短说东道西跑冒滴漏；一边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边却在那里坐而论道蹭热点哗众取宠打嘴仗……请问：面对战斗在前线的许许多多90后的孩子们，面对许许多多战斗在平凡岗位却沉默无言的人们，面对许许多多被新冠病毒疫魔吞噬的生命……如此的网红式的舆论场，让人看起来总觉得有些匪夷所思，这是不是一种虚伪，或者是一种伪善？知识分子的敬畏之心在哪里呢？难道这就是知识分子所谓的“良知”和“责任”？又何谈人类的正义？说白了，根本原因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

“方方日记”的内容大多是坐在家里通过电话、微信、短信得来的，是道听途说，并非亲力亲为，更不是在第一现场、第一线的所见所闻。不在现场写现场，做的只是收发室、传声筒的工作，这不是科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方法、态度和作风。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非虚构”？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也不一定，眼睛看见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耳朵听见的也不一定都是假的。什么才是真实的呢？古人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真实不仅是一个点，也不仅是一个面，而是立体的。这就需要静默观察，客观地小心求证，纵横地辩证分析，既要关注个体，更要看到整体，看见主流、主体和本质的东西。我们既不一味展览黑暗与丑陋，也不无视可能体味到的炎凉辛酸，而是更多地坚持对真善美的发现，更加珍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丰饶和贫瘠、阳光和阴影。

世界在发展，中国在发展，发展就会产生矛盾。没有矛盾，也不会有发展。发展是为了解决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矛盾是发展的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有阴影。因为有阴影，太阳照样升起。面对疫情下的武汉，世界都睁大了眼睛。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有的人用显微镜放大偶然、渲染个例，有人用老花镜模糊必然、编造谎言，也有人用望远镜正视前方、引领风尚。但是，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坐在电视机前，亿万人民都为英雄的武汉人民和冲锋武汉的“逆行者”们流下了热泪。“方方日记”尽管对民间生活的困苦给予了强烈的关注，但对党和政府的有力作为却选择性地遮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熟视无睹，这是不是一种麻木不仁？这是被批评的焦点之一。

针对这种选择性的遮蔽，“方方日记”（3月20日）说：“想起很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我们有个文学社，经常会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讨论来讨论去，根本达不成共识。后来我有点不耐烦，背地里给这些讨论题取了个名，叫‘老三篇’。这三个话题是：歌颂与暴露问题，喜剧与悲剧问题，光明与黑暗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会问题、描述了人间悲剧以及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就是反动作家。那是1978年到1979年的事。在没有结论的前提下，不知什么原因，大家也不谈了。后来，年级还搞了一次大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好像也没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时间慢慢过去了，我毕业，我工作，我成为职业作家，有一天发现，别说我们当时的同学，就连整个文学界，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你都可以写。重要的是你写得好不好。所以有时我在演讲时，也说，很多问题，不用讨论，时间会给予答案。而这一次，我突然发现我错了。尽管42年业已过去，时间却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文学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些问题上。那些对我的无数叫骂，不就是因为嫌我在这场灾难中，没有歌颂，没有写喜剧，没有写光明面吗？这种轮回，想想也蛮神奇。”

看了上面这段日记，不能不说“方方日记”作者是一个诚实的人，坦诚地承认了自己在“歌颂与暴露问题，喜剧与悲剧问题，光明与黑暗问题”的态度。是啊！“重要的是你写得好不好”？“方方日记”到底写得好不好？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甚至支持的声音不比批评的声音弱，站台的大牌也都是呼风唤雨之辈。但冷静想一想，批评的声音难道真的不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吗？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42年来，“方方日记”作者对上述问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可见，她还不是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好学生，既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不妨来看看习近平总书记是怎么说的：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古人云：“好恶相喻，痛痒相关。”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作家不仅要讲道理，还要讲道德。道德不是法律。法律靠治理靠暴力，道德靠自觉自律。病中的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写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面对在疫情中封城的武汉，在大是大非面前，“方方日记”遮蔽了武汉抗疫的正面图景，却碎片化地选择现实生活的碎片，在杯水风波中失去了稳重、郑重、持重的文化品格。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多数的批评者的批评是善意的。

著名作家加缪还曾经这样说过：做一个作家，难道就是把世界要没落的消息告诉读者就行了吗？难道作家不需要起码的意向性的立场吗？

作家是文化人。什么是文化？作家梁晓声先生的解释是：“根植于内心的正义，不用提醒的自觉，以限制为前提的自由，替别人着想的善良”（稍有改动）。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我们首先最基本最起码的，就应该做一个像梁晓声先生所说的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正义、自觉、自由和善良，我们的写作和阅读，就拥有境界、方法、水平和情怀，就拥有了历史感，从而拥有力量、光明、温暖和希望。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争鸣三：是替人民请命，还是尽一己之欢？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历史的虚无将导致现实的毁灭。历史虚无主义者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公信力，最终目的就是颠覆政权，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就是要推翻“四项基本原则”。历史虚无主义者近年来十分猖獗，大有里应外合之势。前些年，就曾有作家口出狂言“要审判这个国家”，真是大言不惭，令人目瞪口呆。在这里，之所以说这些，并非是说“方方日记”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但不可否认，此前，“方方日记”作者的长篇小说《软埋》之所以受到批评，其主要原因在此。

批评是一个中性词，但受到批评的人总是不大喜欢的。正确的批评，不仅可以治病救人，还可以惩前毖后，任何人都应该坦然、自信的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必须强调的是，批评“方方日记”的人们应该注意分寸，把握语言，就事论事，既不能上纲上线，更不能搞人身攻击。

“方方日记”虽然没有像《软埋》那样被批判为搞历史虚无主义，但这次还是被批评渗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子。批评者认为：“方方日记”动不动就拿“文化大革命”说事儿，总喜欢拿历史类比今天。比如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改革开放如果毁在了这些人手里，是我们这代人的耻辱！”不可否认，批评“方方日记”的人当中有过激的言论，但大多数应该不属于所谓的极“左”。“方方日记”以牙还牙，批评批评它的人同样也有上纲上线的嫌疑，这都是没有历史感的表现。没有历史感的人，脚迈进了新时代，脑袋还在旧时期。

从时间上来说，现在的中国已经迈进了新时代；从空间上来说，中国已经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批评者认为：“方方日记”看似是为人民请命，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但其表达的方式、态度和语气所在乎的是一己之欢，没有历史感，也缺乏人类崇尚的理性。何谓理性？套用德国哲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所谓理性并非是指‘欲望’‘感性’的节制或者对立面，我们所说的理性，乃是一种在时间中、在历史中才能展开的‘责任伦理’：即只有那些面对前人的牺性感到深深的愧疚，而对后来者怀有巨大责任的人，才是置身于历史中的人，才是置身于真实世界中的人，正是这种愧疚、正是这种责任，要求、命令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地为后来者造福的事业之中去。”因此，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称为理性的人，对历史负责的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配称为理性的事业。

比如，3月18日，“方方日记”引用作家白桦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中的《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这首诗的第一句：“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这是令人震惊的！熟悉党史国史的人们应该知道，1981年根据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改编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是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滥觞，教训极其深刻。当时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邓小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意义深远。历史已经证明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完全错误的，它直接或间接地与后来发生的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都有着某种关联，是反华反共势力内外勾结和相互影响利用的结果。“方方日记”用那个朦胧年代的诗歌来“教育”一个新时代的“中学生”（即使是冒名），这是极其不适当的。我们所处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彻底变化。当下的中国早已不是思想启蒙的时代，也不是鲁迅所处的混乱黑暗的时代了，更不是“方方日记”作者16岁的那个年代了。用自己青春的仇视和习惯的思维模式来教训、误导新时代的青少年来认识、理解新时代，这种胡乱联系的逻辑是不可取的，也是完全错误的。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绝对没有全盘否定“方方日记”的意思，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它至少也给人们、给社会带来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100多年来，我们挨过打，也挨过饿，现在到了挨骂的时候。武汉封城的日子里，帝国主义者天天在骂我们，诋毁、诽谤、造谣，信口雌黄，满嘴谎言，出尔反尔，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挨打，我们战胜了；挨饿，我们挺过来了。现在，挨骂，我们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出击，用实践和行动还击他们，用事实封住他们的嘴，最后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遗憾的是，“方方日记”对西方抹黑武汉疫情、污名中国竟然一点儿也不关心，反而“枪口向内”，和许多公知骂我们的政府一样，絮絮叨叨，骂骂咧咧，一己之欢，不可理喻。这又成为反对和批评“方方日记”的焦点。

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消息说M国的□□□邪教组织把“方方日记”下载印刷广为散发，作为诋毁中国的“黑材料”，网上还有消息说M国政客也准备利用“方方日记”做文章（消息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证实）。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一切假如是真的话，我相信：这是“方方日记”作者没有想到的，也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不知道她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又该作何感想？有意与无意之间，“方方日记”是不是有被别有用心的人或境外敌对势力作为甩锅的材料而利用呢？“方粉”喊出的“站在方方一边，站在‘人’和良知的一边”，如此以“人”和“良知”来搞分边站队，居心叵测，是错误的。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敌人巴不得我们的社会阶层发生撕裂和分裂，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多难兴邦，经历过挨打、挨饿的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千载不遇的历史战略机遇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奋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直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他多次劝说身边的人和家属，“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方方日记”是否像鲁迅先生那样“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呢？我们知道，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在虚拟的网络里，追捧“方方日记”的粉丝很多，但是“方方日记”是否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虚拟世界的粉丝是否真的都是真心拥戴你、希望你生活得越来越好呢？他们当中是否掺杂着起哄、看热闹不嫌事小的呢？因此，“方方日记”已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话题，也不仅仅是社会舆情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里面也有阶级斗争的问题。“方方日记”现象是值得我们一起总结和思考的，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总之，写小说也好，写日记也好，都是作家的自由。但自由是相对的，是不能妨害他人、妨害社会稳定、妨害国家安全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就像街道上的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著名作家歌德说：有限制才有自由。有一句话叫作：“创作无禁区，出版有纪律。”创作与发表的确是两回事儿，在哪里发表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更重要的是，文章发表了，无论在那种平台，它就变成了公共产品，也就不再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事情了。这里面，有学问，有情怀，有担当，也有艺术，当然还有政治和立场的问题，以及纪律（他律与自律）和道德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只写给自己看，无可厚非，但如果公开发表，那就要思考一下，作为一位社会公众人物就更应该如此，谨言慎行。现在自媒体如此发达，虚拟世界虽然没有距离，但真真假假、是是非非，难以分辨。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如果只图过个嘴瘾、骂个痛快，因为讨得粉丝的追捧、怂恿而沾沾自喜，不计后果，那还不如不说，还不如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做点实事，在疫情的非常时期要么在家静静的隔离，要么当个社区志愿者。

话说回来，像“方方日记”这样的名人，在武汉封城的禁令下都能通过警方的私人关系把自己的侄女送出武汉前往新加坡（3月12日日记），也自然有很多人脉渠道和资源。如果能够利用这些人脉、资源向社区、政府等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帮助特殊时期更加需要帮助的人们、帮助有关方面工作疏忽或一时间没来得及照顾到的人们,或通过“方方日记”发起做一些公益行动，照亮武汉的天空，那该有多好！总之，一个平民百姓在网上发发牢骚、说几句骂娘的话，无伤大雅，但作为公众人物就不能随随便便，汉语中的自尊、自重、自省、自爱，应该也是最美的词汇吧？

四、思考与比较：从“方方日记”到《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享有“中国最后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的晚年自述。说起梁漱溟，学术界至今依然津津乐道他与毛泽东1953年的争论，以为梁漱溟敢于触犯“龙颜”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值得继承与光大。其实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梁漱溟虽然在当时敢于与最高领袖顶撞，出了一阵风头，但事后他就格外后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反省，直至晚年接近于彻底放弃了自己先前的思想主张。

1980年8月，87岁的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以对话的形式，完成了《这个世界会好吗？》，真实地口述了他自己的转变，坦诚地承认毛泽东是正确的。另外，在汪东林先生所著《1949年后的梁漱溟》一书中，我们可以更加完整地看到梁漱溟先生晚年对自己与毛泽东之争的自述和反省。他说：

9月18日那天的会，给了我很大震动，许多至亲好友来规劝我，帮助我。9月20日是星期天，宽儿（培宽）、恕儿（培恕）先后返家，我即以近几天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虽言语中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被误会，受此打击，实非意料所及。我说完后，宽儿即说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他说：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0年）被选入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意见、建议了。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发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象有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发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象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显然，儿子梁培宽不是就事论事评价父亲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帮助父亲认清问题的根本所在。这些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梁漱溟并不一定能接受，但出自亲骨肉之口，使梁漱溟不能不引起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儿子的这番话“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他真诚地说：

我于22日当天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我这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总的说是，觉悟前我总在如何辩解误会上用心思，觉悟后便不想辩解什么，感到的是惭愧、歉惜、悔恨。觉悟前亦有反省，其反省所得便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自己虽知道必须是恻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然现前--惭愧得不能自容，便是恻隐之心。觉悟前亦知道“自高自大”不对，却始终扔不开它！觉悟后惊于“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彻底粉碎它才得以救自己，觉悟前正所谓顽钝无耻，心死已久；觉悟后悔恨不已，此心渐渐苏醒……

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呢？无疑是在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细情如前所说。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譬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勘问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譬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难道怕言不由衷吗？那倒不是。每当我想及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钹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犟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犟讲骨气的。我之倔犟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梁漱溟在与艾恺的谈话中是这么评价毛泽东的：“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的回答是：“我相信世界是一天比一天往好里去。”

之所以在这里长篇大论讲一讲梁漱溟和毛泽东的故事，我觉得，知错改错的梁漱溟才真正不愧是开诚布公、表里如一的优秀知识分子，这才是真正的是有骨气、硬骨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方方日记”作者和它的读者们是否也应该从梁漱溟先生的人生故事中吸取一些历史的营养和殷鉴呢？

古人云：听人劝，吃饱饭。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方方日记”（3月16日）说：“网络有记忆，真好，而且这记忆很长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让我的微博留言成为一个观察点，可以留下这个时代鲜活的标本。在每个时代的记忆里，有美好的感动的内容，也有疼痛的悲伤的内容。但是，印迹最深刻的，一定是耻辱。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耻辱的东西，很重要。这些一拥而上的叫骂和胡言乱语，记录着这个时代最生动最强烈的耻辱。未来的人，读到这些，会知道，在2020年，一场病毒引起的瘟疫在武汉蔓延，另一种瘟疫则以语言方式在我的微博留言中蔓延。武汉瘟疫的蔓延，导致了这座千万人的城市旷世未有的封城；而我微博留言下的瘟疫，则展示了这个时代如此鲜明的耻辱。我，被封在疫区，作为受难者，记录下一些生活琐碎和感想，这日记多半留不下来。但是这成百上千人的集结叫骂，却会让我的日记永存。”

疫情是一面大镜子，照出了浮世绘，也照出了众生相。是啊！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每个人每天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读到此处，人们才发现，“方方日记”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受难者”。什么叫“受难者”呢？“方方日记”作者是不是“受难者”？因为封城隔离，武汉人民是不是都成了“受难者”呢？我不在武汉，没有评价的资格。历史和现实都会给她一个答案，武汉人民更有资格给她一个答案。但是，我想说明的是，除了武汉，包括湖北，以及北京、上海、广州乃至全国大多数城市和乡村的人们，都曾有过居家隔离的日子。当然，时间有长有短，情况各不相同。但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把居家隔离当作一种“受难”的话，那么我们“受难”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让我们的人民不再“受难”，我们更应该拥有“受难之爱”。实践和事实都已经证明，武汉封城是唯一的正确的抉择。此时此刻，我们转过头去看看西方，看看美国看看欧洲，那里的许许多多的人们正遭受着政府不听从世卫组织两个月前就曾发出的警告和建议，从而遭受着我们都无法想象的困境、困难和死亡的威胁，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最后，我还是愿意引用卢新宁女士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作为结束，并以此与“方粉”们一起共勉。2018年4月24日，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卢新宁应邀回到母校，参加中文系学弟学妹的毕业典礼。她在致辞中说：

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面朝武汉，春暖花开！

祝福武汉！祝福中国！祝福世界！

因为我相信：“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2020.3.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