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的疫情日记写完了，幸好还有一个说人话的作家，在为武汉发声
比耶男孩官方账号本文来自公众号：比耶男孩（biyeahboy），作者：叶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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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武汉一位女作家宣布结束她的疫情日记。很多人都对此依依不舍。
从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她一直记录着她所在的城市发生的真实的人和事。她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她用自己的文字和情怀打动了千万人心，也连接起千万人心。
如今，她不再记录了。但是我想说，还有一位一直在为武汉坚持发声的作家。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男作家比女作家要红的多。本世纪初，他就凭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国一炮而红，被无数网友称为——学术超男。
疫情期间，他也说了不少话，而且都是真话。
在少有公知和学者发声的时候，他站出来喊，“武汉铆起，马屁精滚开”，他也毫不留情地痛斥“不拍马屁，会死人啊”！
能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听到这样的大实话，实在痛快。
毕竟，就连“高中生”都要跳出来教育女作家：当代不需要鲁迅，作家的使命是把主要精力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
好在，高中生，已经得到了不少人的教育。
如今女作家不会每天更新了，幸好还有他写的武汉，我们可以看。
他就是，易中天。
易中天和女作家有个共同特点，两个人都不是在武汉出生，但都是在武汉长大的。
更巧合的是，同样是在1978年，高考恢复，两个人都考进了武汉大学的中文系，只不过女作家是去读本科，易中天是去读研究生。
但是对于武汉这座城市来说，易中天和女作家一样，都充满回忆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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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女作家来自温和的南京不同，易中天出生在湖南长沙。他1947年生人，算起来今年已经73岁了。
易中天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民国政府的湖南道县代理县长。
他的大伯父易仁荄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父亲易庭源则是中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
1940年，易庭源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为正值抗战，路上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最后改上了当时湖南的国立商学院，后来去了湖南大学做助教。
易中天的母亲周树奇的家族也很显赫，她曾就读于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后来也在学校工作。
当年央视曾经有一档“寻根”节目叫《客从何处来》，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追溯名人的家族历史，易中天就曾担任过这档节目的嘉宾，详细考证过母亲的家族。
1953年，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易中天的父亲易庭源调到了中南财经学院，一家三口因此迁居到了武汉。这一年，易中天6岁，直到1965年去新疆支青前，易中天在武汉度过了他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时期。
易中天是家里的老大，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分别在政府部门和央企工作，他自己还说：兄弟三人，“官”、“商”、“学”都占全了。
易中天的父母都在高校工作，对兄弟几个人的教育比较宽松。当时易中天家里的条件还算不错，他每天能有1毛钱的早餐钱。
五六十年代的1毛钱，大概能相当于现在的10块钱，易中天每天从早餐钱里省出一些零花钱，去租小人书的地方租书，1分钱租一本，租了就直接坐下看。
除了小人书以外，易中天的母亲也会在下班后特意从学校图书馆借一些史籍和古典小说回家，给他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后来易中天有了自己的女儿以后，也把这个教育传统继承了下来，教育自己的女儿多读书。
除了看书，易中天从小还特别喜欢讲故事。据他自己回忆，在学校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就经常围在他的身边跟他借书、听他讲故事。
到了夏天，大家的家里没有空调，晚上都会出门乘凉，在那个电视还不够普及的年代，“易中天讲故事”就成了周围邻居每天都要追更的日播连续剧。
用易中天自己的话说，他后来在《百家讲坛》讲三国的本领就是在校北区1号楼门前的槐树底下练就的。
易中天7岁与父母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老校区的合影
除了家庭教育，学校宽松的教环境也为易中天发展个性提供了充足空间。易中天当年是在武汉成绩最差的学校读的初中，但是学校老师并没有强求成绩，还是让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
初中毕业，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最好的高中华师一附中。
不过最好的高中并不意味着学校的管理就最严格，学习环境依旧很宽松。每天放学前，易中天就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了，放学铃一响，背上书包就走人——不去打球，也不回家学习，主要是得抓紧时间去图书馆看“闲书”。
高中时期，易中天基本把图书馆里有的中外名著都读完了。毫无疑问，这样的阅读基础对易中天后来的专业基础有不小的帮助，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对当时的易中天来说，大量阅读课外书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在语文老师的默许下，他可以在语文课上光明正大地做数学作业。
除了语文外，高中的数学、物理课对易中天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认为，虽然自己做的是关于文学、艺术、历史等文科专业的研究，但本质上依然需要理工科缜密的逻辑，而这样的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中学时期的数理化思维学习和训练。
与如今“文科生学不好数理化”的刻板印象不同，中学时期，易中天成绩最好的科目是几何学和物理学。
1965年，高中毕业的易中天还是个文艺青年，看完了苏联小说《勇敢》以后，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自愿报名了支援新疆，打算像小说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的青年去建设共青城一样，去建设祖国西部。
易中天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唱着红歌去了新疆，父母亲虽然舍不得，但也没做任何阻拦，只是默默帮他收拾好了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易中天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就这样，从6岁开始在武汉长大的易中天远走新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生活了10多年，直到1978年，易中天等来了一个回武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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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很特殊的一年，对易中天来说更是如此。
1978年春天开始，中断了十二年的研究生招生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开始恢复，报考年龄从从35岁放宽到了40岁，不限学历。
针对这次选拔，当时教育部出了不少给考生带去便利的规定，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各单位不得阻挠。
1978年的时候，已经参加工作的考生报名时，需要提供单位开的介绍信，这一条规定，多少解决了一些考生的困难。
当时，易中天已经在新疆的中学当了好几年中学老师了，单位领导倒是能够体谅年轻人的求学心切，给了他最大的支持：除了正常上课，可以不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以便有足够时间备考。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支持下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考不上，就安心回来上班等退休。
现在看起来，易中天考上研究生的这段经历也算是段传奇。从报名到考试，满打满算，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做准备，而且他的挑战要比大多数考生大得多——只有高中学历的易中天要直接跳过本科，以“同等学力”参加研究生考试。
也多亏了教育部出了一个“不限学历”的规定，否则他就是有“同等学力”，也没处使劲。
当年研究生考试的科目一共有四门：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课。大概是深受历史故事的影响，易中天的备考非常讲究策略。
首先，通过严密推理，易中天“解决”掉了自己最困难的一门外语，毕竟他连33个字母都认不全。至于为什么是33个字母，因为他上学时候学的是俄语。
易中天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他先给武汉大学的招生办写了封信，询问武大是不是像北大一样免试外语。
武大那边的回信很及时：
外语不论语种，一律考试。成绩是否分记，无可奉告。
从小就习惯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很容易就抓到这里面的关键信息：我又没问你成绩分不分开记，你为啥要特意强调这一点？
于是易中天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外语成绩会分开计算，录取分数线只按照另外三门课的成绩划定，只要你能上线，就能参加复试。
所以易中天决定，不复习外语了，爱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当然，能这么嚣张的原因，主要是他对其他三门必须达标的考试有自信。
第二门被易中天放过的科目是政治，因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他都读过，《毛泽东选集》更是读过不止一遍，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基础好着呢”。
至于两门专业课，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易中天更有把握。有把握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复习方法是：自己给自己编教材。
易中天认为这是应付考试最好的方法，“你想啊，如果你连教材都编得出，还怕考试吗？”
易中天分享的考研自编教材
这话听着倒是很有道理，不过还是建议各位考研学子：专业人士操作，请勿轻易模仿。
当年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总共有300多人，而到了9月份正式录取的时候，全校才招收了170名研究生。
1978年9月，易中天的女儿出生了，几乎在同时，他也收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了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
时隔13年，易中天又回到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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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多年的等待，等易中天进入校园的时候，整个校园里没有不读书、不学习的人。
但易中天也说：人生天地间，有时未免是要翘课的。但对他来说，翘课也是很讲究的事。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课都翘，专业课是必须要上的。其次，翘课去干嘛？一是听讲座，二是跟同学聊天。
那会儿大学里有很多讲座，憋了十多年的全国各地的学者和专家，有事没事都来开个讲座，内容精彩纷呈。
而且，易中天听讲座是跨学科的，数理化的也要去听，听不懂没关系，还可以学习思维方式，当然，那会儿的讲座大部分都是“浓缩的精华”。
同样的，易同学翘课聊天也会跨学科。比如著名女作家残雪的哥哥——邓晓芒，如今国内的哲学大牛，当年的武大哲学系才子，正是当年易中天翘课聊天的主要对象之一。
易中天与研究生同学（前排左起：黄克剑，易中天，邓晓芒；后排左起：程亚林，陈家琪）
这两个人当时在武大齐名，倒不是因为有多帅，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确实都在学术上挺出彩。和易中天一样，邓晓芒也是1978年以高中文凭直接考取武大的硕士。
后来两个人都开始在高校执教以后，还合著过一本《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也算是对研究生时期两个人头脑风暴的一个延续。
在武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易中天的语言功力就已可见一斑。按邓晓芒的说法：
易中天极其聪明，但是人很高傲，不太讨人喜欢。如果你肚子里没有货，他就会看不起你，有时候，一句话顶死你。
一次在邓晓芒的家里，一个学马哲的小学弟和邓晓芒聊天，说自己也想研究美学。结果这话让旁边坐着的易中天听见以后，当面就吐槽人家：“就你？还想研究美学？”
在那个以“学术自由”为特点的时代和大学环境里，易中天度过了也许是他人生里最为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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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夏天，武汉大学七八级研究生毕业。当同学们都找好了各自的新学术岗位的时候，易中天却踏上返回新疆的火车，再一次离开了武汉。
即便那是一个人才供不应求的年代，作为新鲜出炉的研究生，易中天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做选择。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还在新疆，新疆的单位当然也不愿意就这么放走一个高学历人才，按照当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毕业分配政策，易中天回了新疆。
虽然易中天已经回到了新疆，但武大这里依然有人惦记着他，一位是他的研究生导师胡国瑞教授，一位是武大当时的校长刘道玉。
这两个人都希望能把易中天留在武大，所以校长刘道玉特意和新疆那边联系了一下，希望他们能支持易中天留校。
易中天与刘道玉
不过新疆也有自己的难处：地广人稀，人才稀缺，本来就是需要支援的大西部，怎么还得我们支援别人？
所以他们给刘校长的回复是：易中天是定向培养的研究生，他原来工作的单位已给他发了三年的工资，不同意易中天留校。
几番周折，最后还是刘校长下了“血本”。他找到了教育部，用“在今后的武大毕业分配时优先考虑新疆所需人才”的承诺，把易中天从新疆换了回来。
1982年，已经毕业一年的易中天又回到了武汉大学，只不过这一次，他是以讲师的身份回到这里的。
在武大执教的时候，易中天就已经是学校里的明星老师了。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当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开授公共选修课，讲《文心雕龙》和《中西比较美学》，课堂的场面非常火爆。
要想在他的课上抢到座位，至少要提前半小时到，即便他的课堂是能容纳300人的教室，很多人也得自带小板凳，在过道和走廊里坐着听课。
1984年，只有37岁的易中天在硕士研究生毕业三年后，当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副系主任。
37岁，易中天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
1993年，已经在武大教书10年的易中天调离武大，去了厦门大学教书。
不过这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2年后因为登上央视的《百家讲坛》，他成了全国闻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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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易中天初登《百家讲坛》，开讲《汉代风云人物》，他独特的讲史风格和一口标准的南方塑普，让不少观众都记住了易中天这个名字。
2006年，易中天又在《百家讲坛》开讲“品三国”系列，这一个系列不仅让《百家讲坛》这个不温不火了好久的文化节目收视率爆表，更让它彻底出了圈。全国上下，不论男女老少，都陷入了“易式”三国的魅力里。
易中天当年的经典名言不少，言语间都透露着他独有的幽默感：
袁绍整天在家里面大会宾客，开Partay，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个事情当时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所谓的空城计也是编出来的。诸葛亮搬个琴，摆个香炉，召两个小孩子，在城楼上唱卡拉OK。司马懿想：我上去卡拉了，然后你就把我OK了。
诸葛亮也想出山啊！他呆在草庐干吗？建设新农村？
2006年，从“超女”比赛出道的李宇春火了，她的粉丝自称“玉米”。而粉丝文化也终于走出了娱乐圈，易中天也有了粉丝，自称“乙醚”。
《品三国》在2006年曾创下销量奇迹，上市5周就卖了85万册，牢牢占据销量排行榜第一名的宝座。“乙醚”们在《品三国》的签售会上，打出了“我爱李宇春，更爱易中天”的标语，易中天也因此被媒体取了个绰号，叫“学术超男”。
有了热度，自然也就会有争议。易中天除了要面对来自学界的质疑，还要应付来自媒体的刁难。为此，易中天没少当面怼人，其中最经典的场面，莫过于他在《面对面》的那一场“易中天solo王志”。
王志问：为什么你最火？易中天的诀窍在哪儿？
易中天答：很简单，我就是平时怎么说话，到了那儿还这么说。
王志说：现在易老师在人们的心目中，你已经属于有钱人的行列了。
易中天呵呵笑出了声：什么叫有钱，多少钱叫有钱，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一个教书匠凭着自己的劳动挣了一点钱，怎么就撑破了新闻界的眼皮儿了。
王志语音强硬：想到过有这样一种效益吗？
易中天反问：哪一种效益？
王志非常干脆：名，利。
易中天嘴角一撇：哎呀，我就奇怪了，这个媒体啊，包括平面媒体，也包括电视台，还包括阁下，怎么都关注这两个字，这难道就是当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吗？
王志拿着台本读一些对易中天的批评：他们认为易老师在讲课中间的那些用词，不是很妥，甚至流于粗俗。比方说，刘表之死，你跟观众说，见上帝去了；比方说，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而且是一个帅哥，帅哥这个词有点贻笑大方。
易中天微微一笑，扔回连环反问：就是说刘表不能见上帝，刘表只能见阎王？看过《三国志》吗？史书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容貌甚伟”。身高一米八四，相貌堂堂，不叫帅哥，难道叫伟哥？
王志还问到了一个易中天离开武大以后，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为什么要离开武汉呢？为什么要来厦大呢？
易中天说：为了养老，因为实在是武汉气候太恶劣了。
王志又逼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呢？假如我是厦门大学的校长，会高兴听到易老师这么说吗？
易中天说：我得说实话啊。
他确实是一个以说实话著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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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熟知易中天是从《百家讲坛》开始的，但易中天却并非一直是节目里的那个幽默风趣的教授，没有了“三国”和“学术”的易中天，一直是个敢说的狠角色。
2007年的时候，也有记者在采访的时候问他被喜欢的原因是什么，易中天回答说：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说人话。
记者追问他，什么样的话不是说人话？
易中天非常干脆地说：套话、假话、空话、废话、屁话都不是人话。因此，我提出一个原则，三要三不要，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要说实话，不玩虚套，要说人话，不打官腔。
这么多年来，易中天一直都保持着这种“说人话”的本色，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一次的疫情里，听到他的种种仗义执言。
在《没有一种本职工作叫做该死》的文章里，他痛斥那些认为“医生和护士只不过是在做本职工作，有什么伟大，不过是本职工作的言论”，他说：
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的本职工作。感染病毒也是分内的事？……没有一种本职工作叫做该死。也没有一种本职工作叫脑子进水。
易中天有一个观点是：守住底线，就是绝不说严重违背天良，严重违背良知和良心的话，不敢说批评的话，至少不说拍马屁的话。
在《武汉铆起，马屁精滚开》的文章里，他就毫不留情地揭露一些媒体的真面目：
不要再宣传什么怀孕的护士、流产的医生坚守岗位之类。那才真是吃人血馒头！不拍马屁，会死人啊？……马屁精是土特产，每到国难当头，他们就会不甘寂寞地跳出来舞文弄墨，标准动作则有两个：一是把丧事办成喜事，二是吹捧领导人。
在易中天的《读城记》里，他这样评价武汉人的性格：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
易中天恰恰一直都是一个快言快语、爱恨分明的人，许多年前是，如今依然是。
在武汉生活多年的易中天，当然是对这座城市有感情的。因此，在武汉封城那一天，身在异地的易中天写了一篇文章《我曾在武汉过年》，并且说：
情系武汉，无心过年，因此敬告亲朋好友和各位网友，本人谢绝一切拜年贺岁。在我同胞和乡亲面对生死存亡的日子里，哪有心情听什么“新春快乐，恭喜发财＂之类！恭请诸位海涵！
我很清楚，今天说的这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用。但，如果一言不发，又是何心肝？我跟武汉是真有感情的，可惜只能尽这点心意。何况，人要有点精神，精神对于抵抗疾病和恢复健康也多少有作用。
我只希望武汉的父老乡亲能够少一点心理压力，多一点信心希望，共同渡过这惊心动魄的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