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医学是什么时候才跟神学分离的｜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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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所有的学问，包括数学、天文学、史学、文学等等，几乎都是因为神学而诞生，医学也不例外。中国早期医学与神仙之术混在一起，直到魏晋南北朝秦制松动，文化各领域跨越式发展，医学才与文学、史学一样，走上了学科自觉和独立之路。
目录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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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有言：“汉以前书当全读，晋唐之书，去半留半，后世之书，择善而从”，汉及以前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对日后的文明路径规束极大，故而应当细读。
然而汉朝的建立者刘邦却对儒生嗤之以鼻，动辄以“竖儒”骂之，甚至“解其冠，溲溺其”。在大众眼里刘邦不过是一个耍弄权术且残酷无情的名利之徒，相比项羽和韩信，他似乎缺乏人们普遍欣赏的快意与豪情，正如郑板桥所叹，“千奸万黠藏凶戾,曹操朱温皆称帝。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末路英雄的悲情命运总是能引起文人骚客的同情。
公元前202年，在垓下战役中项羽于乌江自刎，存在了五年的西楚政权覆亡，至此楚汉对峙局面以刘邦的胜利读宣布告终。随后，韩信，英布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昔日的汉王在一番“三辞三让”套路后称帝建国，史称“西汉”。
然而得天下与治天下谁难？历代帝王无不深思这个问题，贞观十年，唐太宗问左右说“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言草创难，魏征则认为帝位是天授，故得之不难，难在守成。高情商又善于说事的李世民此时打了圆场，房玄龄九死一生而定天下，所以见草创难，魏征戒骄践危安天下，所以见守成难，然而定天下虽难，它已成过往，守天下的事，咱们都需要谨慎对待！“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天下初定的刘邦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纵然称帝后阿谀赞美之声一片，陆贾却不合时宜的提出“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天下）乎？”刘邦听后不由得面有惭愧之色。
不得不承认刘邦是个天生的领导者，他的思维绝不被虚荣、情感所挟持，随即他便让陆贾为自己总结前代兴亡的历史，并稽查古今成败之理以为帝王资政之鉴，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新语》十二篇，开启后世董仲舒“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先河。
刘邦做秦吏的前提是知书识数
其实懂得不少
然而汉初政权尚不稳定，文化恢复事业未被提上日程，到文景时期汉朝已趋于稳定，各方面有所复兴，中国的典籍在经历了“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历史阶段后，汉朝统治者“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国家的兴亡同样符合这个语式，亡国的理由可以花样百出，而兴国的办法却无外乎这么几种，宽农恤刑兴文教，换成现在的语系大概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代表精神文明的文教事业往往被摆在显眼位置，用来掩盖物质追求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到汉武帝时，大量的竹帛典籍已处于残缺脱落，质腐虫蠹的状态，汉武帝有感于“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下令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书籍整理算是告一段落。
汉武帝一朝征战无数，奢侈残暴，兵疲民困，到了汉成帝时又到了与民休息的阶段，书籍整理便被提上日程，汉成帝以书籍大多散亡的缘故，使谒者陈农广收天下遗书，并令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然而校订完后，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书籍太多不便索引，这给后人翻阅造成一定困难，也不利于书籍的有效利用。所以刘向做出一个举动，在每书校订完成后，他都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篇名、作者、大致内容、学术价值等，然后把这些叙录单行录出、分别编次，汇编为《别录》，计有二十卷。
可以说《别录》的出现是文献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此开启了中国目录学的先河，被后世作为读书治学的重要门径。
目录学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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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死后，汉哀帝使刘向的儿子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在晚周及秦汉的社会风气中，诸子六艺之学往往在父子或者师生之间传递，系谱清楚者为“家”，如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也是王宫史官。刘歆相较于他的父亲显然更追求简洁之美，他接手校书以后，把著录的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并在父亲《别录》的基础上加以简化而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并在各大类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由此便成了后世熟知的《七略》。
通过西汉时期的收集整理，有了享誉中国历史的第一步目录学著作《七略》，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把目录学的功用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认为目录学家要深察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史学家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李时珍就是借助历代著录的医学目录，博览医书八百余种，累积了深厚的学术底蕴，历代有成就的学者莫不如此。
到了东汉班固编纂《汉书》的时候，为了纪念西汉一代藏书的盛况，便对《七略》进行适当修改，“删其要，以备篇籍”，撰成《汉书·艺文志》。
班固口碑虽不及司马迁
但在史学上依然多有开创
在历史的风尘里，刘歆的《七略》已逐渐湮没不闻，如今我们仅能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感知那场两千年前的修书盛况。
古代政教合一，学在王官，三代之旧法皆以吏为师，刘歆认为百家皆出于王官，班固秉承了这种观点，《隋书.经籍志》也深受这种影响，故每论一家，均在《周官》中追溯其根源。近代学者章太炎说：“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
而作为百家之一的“方技家”则被认为来自《周官》中的医师等职。然而若要追及医学的起源，则可以回溯至人类诞生、文明肇创。殷墟甲骨中已有许多与疾病相关的卜辞，周代设医师之职，转司医学政令，且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科。
周及先秦乃至两汉的政治喜欢依托圣人，而知识的表达也受这种风气影响，其中以术数、方技最为明显。药学托于神农，生理病理则依托黄帝与岐伯、伯高、少师、雷公等的问答，淳于意将脉法归功于“古圣人”，马王堆帛书《脉法》说“脉亦圣人之所谓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天师答黄帝今不如昔之问时说，“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
实际历史上除扁鹊、淳于意、华佗、张仲景等几位名医外，其他人物多为传说。在政治和医学体系中，圣人以恬淡虚无的姿态燮理阴阳，俯察万物。
传统医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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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主轴心显然与政治密不可分，而医学尤其如此，前有“上医医国”，后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知识分子喜欢借医言政，以疾病之理诊治之法喻施政之得失。
在漫长的历史中，医药往往被当作帝王“仁政之一端”参与社会的统治。春秋时期，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获得五霸之首的地位，管仲著书论其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在医药并不普及的时代，医药资源往往被作为政治手段，是施予百姓最珍贵的一种“人文关怀”。方技者，生生之具也，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
然而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方技的内容远远不同于后世的医学。《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略”包含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个派别。
“医经”更像是医学当中的生理病理学著作，“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其中记载的《黄帝内经》十八卷，一般认为是现行的《黄帝内经》，即《灵枢》九卷，《素问》九卷，其余六家均亡佚。
“经方”类似现在的药学和方剂学，“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现全部亡佚。
“房中”类似后世的两性卫生保健，夫阴阳造化，天地交泰而人伦始，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仙”的性质接近宗教，大抵不过服食炼药按摩导引等修炼法门，“所以保性命之真……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发展到后世，医学的边界随着世事变迁而逐渐调整。两汉时期广义的医学体系开始动摇，阮孝绪的《七录》把“医经”“经方”归入“技术录”；“神仙”与“房中”的界限开始模糊，部分统归于“仙道录”之下。
后来房中和神仙两门则逐渐为道教所吸纳，经过推陈出新进而派生出更多的门类。唐朝魏征等纂修《隋书.经籍志》的时候，打破前代的分类方法，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后又附入道、佛两家），从此确定了四分法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而方技类则归为“子”部，称为“医方”。房中、服饵等原来归为方技的内容则列在“道经”之下。
医学总的趋势是把“房中”和“神仙”排除在“医”的体系之外。正如《汉书.艺文志》引孔子所言“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二十世纪随着诸多古墓的发掘，古代医学文献渐至问世，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医学简帛，其组成结构恰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
马王堆简帛中的医学体操
很明显，在文明的早期，方技所涵盖得区域较如今广泛许多，他不仅是生生之具，也不仅是帝王仁政之一端，夫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更像是一门研究人体、生命和自然的学问（大司马按：此即上古萨满所共通之比附性思维，或曰混沌思维，在中国生命力尤其长），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它的的外沿触及肉体、精神、智慧、乃至性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