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休哥的对头一死，日本战国时代其实就开始了｜文史宴
文史宴官方账号文/征夷大将军源道义
室町幕府与之前的镰仓幕府、之后的江户幕府相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下面各级封建主的统治机制，直到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才短暂完成统一，但在他死后即统治松动，幕府将军陷入与强藩的拉锯之中，日后的战国时代也不过是这种竞争机制的升级版而已。
在日本明治、昭和推崇皇国史观的年代，足利尊氏因为屡次背叛天皇而被深度污名化，实则足利尊氏阻止后醍醐天皇“建武中兴”，避免了福泽谕吉所言“至尊”（天皇）与“至强”（幕府将军）的合一，使日本免于走向秦制，近代开启新机的机会不致丧失，其实有大功于日本。
南北并立：一天两帝，兄弟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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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尊氏拥立持明院系光明天皇继位以后，建武三年（西历1336年）颁布了武家法“建武式目”，标志着幕府的实际复兴。在“建武式目”中，足利尊氏痛感于先代镰仓幕府后期的奢靡和赏罚不公导致的内乱，明确了武家厉行俭约的行为规范和用人的公平要求，一度对过去朝廷“建武新政”的弊政予以修正。
足利尊氏的建政理想，和始终怀有一颗雄主心的后醍醐天皇大相径庭。后醍醐天皇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始终相信凭借自己的皇权神圣性，一定能和武家斗争到底。于是，在是年年底，后醍醐天皇逃出软禁，南奔奈良吉野，并宣称当时移交给持明院天皇的神器俱为赝品，号召天下响应他的倒幕旗帜，讨灭朝敌足利尊氏，夺回京城，恢复正统。
后醍醐天皇堪称打不死的小强
于是，日本国就法理上就此分裂了——一个是足利氏拥护的、以京都为中心的北朝持明院统朝廷，另一个是以后醍醐天皇为中心、以吉野为中心的南朝大觉寺统朝廷，是为“一天两帝南北京”。
南北分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足利尊氏的孙子辈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才结束，南朝长期的存在也极大影响了幕府内部权力结构，也影响幕府的走向，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当属足利兄弟反目的“观应扰乱”。
应元元年（西历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朝廷正式被授位“征夷大将军”，标志着新一代幕府从法理上得以确立。
和先代镰仓幕府时期源赖朝从一开始就狠抓个人权利非常不同的是，室町幕府从尊氏举兵开始，几乎每一次重大决策后面都有弟弟足利直义的参谋和支持，因而可以说幕府的建立有一半幕后的功劳也是直义的。
所以从幕府建立伊始，足利尊氏不得不将权利和弟弟分享——即足利尊氏担任征夷大将军，为最高统治者；弟弟足利直义以左兵卫都的身份掌管幕府实际的行政和施法裁判权。
这样的权利模式，在外部都有南朝这个竞争对手的时候，如果主政者都有大局观，内部还能够团结一致对外。但是如果是承平时期，就不一定了，而且还是在兄长已经有明确嫡子的情况，兄弟之间就以后幕府统治权的继承问题，早晚也会起冲突。
但是，在兄弟之间权力的未来分配的问题上，在幕府执事高师直也进入权力层以后，足利两兄弟的矛盾爆发被提前。
高家世辈都是足利氏的管家，而高师直从一开始就是足利尊氏的侧近，可以说是心腹之人。足利尊氏建立幕府以后，高师直担任幕府执事，成为了将军家的大内总管。
不光光如此，相比足利直义这个“常败将军”，高师直的军事能力一直不差，不仅在之前建武五年（西历1338年）的四天王寺战斗中一举攻杀北畠显家，更在随后贞和四年（1348年）的四条畷之战大败南军，楠木正成的两个儿子正行和正时被逼自杀，攻陷南朝都城吉野，威震天下。随着高师直军功日盛，其权利欲望也愈发膨胀，这和幕府二号人物足利直义很快就发生了正面冲突。
高师直是室町幕府难得的名将
高师直和足利直义的冲突，表面上是两人为争夺个人权利发生的争斗，而实际上，两人背后的势力分别是高师直身后的东国新晋武功集团，以及足利直义背后的公家建制派和西国势力。
高师直一方的军功集团自恃有功，长期无法无天，狂傲自居，不把除了将军以外的人放在眼里；而另一方足利直义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和扩展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向朝廷显示自己的执法严明、公正，从而长期维护自身形象；另一方面，足利直义也在新建制下狂拉自己的外援，以对抗高师直的军功集团。
如果说平时大名们横行不法欺负一下小民就算了，就是高师直这种大色狼整天在京城到处剽略良家和公家女子为妾都还尚属于幕府能够压的住的事，但真正让两方冲突进展到明面化、让这种矛盾再也压不住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康永元年（1342年）的“土岐赖远参合御幸致狼藉事”：
军功显赫的美浓守护土岐赖远长期骄横跋扈，在一次喝醉酒以后冲撞光严上皇（大司马按：退位的天皇称上皇）的仪仗队，同时还出口辱骂，差点射伤上皇。
这是幕府初期严重政治事件，但是这个时间实际上将幕府置于两难境地：处罚土岐赖远，军功派大名一定不服，会引起御家人们的集体不满；但如果不处理土岐赖远，这种不尊皇的行为严重冲击幕府合法性。
观应扰乱：天下未定，内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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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直义没有顾忌那么多军功派御家人的想法，逮捕并处死了土岐赖远。虽然足利直义这样做秉公执法，从长期来说确实是维护了幕府合法性和公正性，但是这从另一方面就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御家人们纷纷向足利尊氏抗议，尊氏才开始正视起双方的矛盾。
足利尊氏回想起弟弟直义自幕府建政以来的各种结党行为，如极力笼络西国山阴道地区的山名氏，山阳道地区大内氏等。除此以外，直义更是让养子直冬（尊氏庶子，因母亲是小妾不为尊氏所喜，故过继给直义）前往西国担任长门探题，更让直冬成为大宰府少弍赖尚的女婿，公然与尊氏设立的九州探题一色氏相对立。
联想到这些行为，足利尊氏不得不问自己：弟弟到底想干嘛？意识到足利直义可能的权力野心和必须牢牢稳住自己的权力基本盘关东军功集团这一根本保障，为了让自己不变成另一个赵匡胤，足利尊氏决定开始用政治手段拿掉弟弟直义手上的权利。
机会终于来了，贞和五年（1349年）足利直义指示僧人向尊氏告发高师直横行不法，冲撞僧佛，并对自己言行不恭。然而就是这么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足利尊氏居然想都没想，二话不说就把高师直执事的职务免了。
这就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虽说日本中古时期佛教势力的神性对于一般人来说非常有震慑力和威严性，但是高师直身为武人，言行粗鄙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而其还身为将军心腹，但尊氏居然就听了一个僧人控诉的片面之词就把高师直的执事之位拿掉，这就匪夷所思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就更过火了。高师直认为这些都是足利直义的怂恿，于是拉上了弟弟高师泰、播磨赤松氏、以及今川、细川、土岐等军功派大名发动了震惊幕府的“兵谏”。贞和五年（1349年）八月十二日，高师直率领高氏和诸侯联军共计五万人之众上洛包围了足利将军府，要求解除足利直义的一切职务。尊氏“迫”而从之，直义则被勒令出家，而其在幕府的职务由足利义诠（足利尊氏第三子，也是嫡长子）接替。
而这场“兵谏”事件过后对主谋的处理结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按道理来讲，高师直作为足利家的家奴，用如此下克上的方法逼宫自己的主子是大不敬，按常理来说，事件结束以后应该受被勒令切腹等极刑。但是高师直这场事件过去以后不仅没有半点处罚，反而官复原职。
这就让人感到意外了。所以唯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一场“兵谏”行动，彻头彻尾就是尊氏和高师直为了解除直义的职务而串通上演的一出苦肉计和双簧！这么一出危险的政治戏法，虽然暂时撤掉了足利直义的职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损害了将军的威严性，并且在后面尊氏和直义的角力中，给尊氏带来更大的麻烦。
足利尊氏的猥琐流操作后患无穷
养父足利直义的失势，让在九州的足利直冬坐不住了。而直冬在九州的动作引起了高师直的不安，高师直劝说足利尊氏下达了讨伐九州足利直冬的命令。
足利尊氏亲自带军出征，离开京都以后的这段时间由于疏于防范，足利直义居然逃出了软禁，居然做出了一个更为惊世骇俗的举动：投奔南朝！
得知兄弟的“叛敌”行为以后，足利尊氏立马杀回京都，但是局势已经非常危险：之前“兵变”苦肉计的反噬效应终于得到应验，因为高师直迅速一家独大以及不满将军和家奴的这种危险且非常不严肃的操作，大批大名居然倒戈投降了足利直义，令足利尊氏兵败如山倒，一时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足利尊氏无路可走，只好选择和谈：和谈的条件也很简单，并且结果也让这次处理的对象颠倒了过来——高氏兄弟出家，足利直义重返幕府复职。
但是这一次结果对于高师直来说就没有那么仁慈了，在足利直义的授意下，高氏兄弟在流放途中被刺杀，高氏一家也被灭族。幕府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且愈加地血腥残酷。很快，足利兄弟也到了最终摊牌的时候。
战国前夜：室町辉煌，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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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直死了以后，原有的利益派别又发生了一次重组，对于足利兄弟之间的纷争，各路大名各抱着自己的内心的小九九分别站队。
一般来说，老派的御家人，如细川氏、赤松氏、佐佐木氏等基本还是站队将军，而新晋的功勋派，如桃井氏、石塔氏等，还是坚定地支持直义。
足利直义为了远离幕府哥哥的势力范围，逃出京都，远遁关东，在那里积蓄力量，准备和哥哥的最终决战。而此时在京都的足利尊氏则陷入了西有直冬，东有直义的局面。
显然，盘踞关东的弟弟足利直义的势力更是急需解决的优先项。为了在出征中稳固大后方，足利尊氏也做出了另一个更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定：废除北朝朝廷，与南朝议和。
正是这个举动让足利尊氏后世最为饱受诟病，这在传统君臣纲常的理解中，一叛大觉寺统朝廷已经是“逆贼”，而又一次地叛离朝廷、而且还是自己拥立的持明院统朝廷，不仅不可饶恕，在常人看来，还根本会觉得这种自废合法性的行为不可理喻。
但是如果现代的我们开一次上帝视角、回溯所谓“两统迭立”产生的由头，会觉得这种皇位所谓的正统与否根本意义不大。
“两统迭立”的始作俑者后嵯峨天皇纯粹按照自己对皇子的喜恶搞出了两个皇位继承人，并让后世不停地为这种政治失误买单，还同意让幕府来决定两统的更替，这本身就是皇权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安排。
而足利尊氏恰恰跳出了当时对神性皇权的迷信，不仅从理性角度制止了大觉寺统雄主后醍醐天皇的蛮干，在到后来的观应扰乱中，“实用化”地选择暂时放弃对持明院统的支持，不得不说这需要超越世俗理解的心理勇气和背负万世骂名的心理准备。
于是乎，观应二年（西历1351年）北朝宣布崇光天皇退位，以南朝为正朔，采用南朝年号“正平”，南北朝实现了短暂的统一，是为“正平一统”。拿到了朝廷法理上的支持，足利尊氏终于可以大展拳脚向弟弟直义发起最后一击了。
这边要特别说的是，虽然之前直义“投降”南朝，但是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降，直义带过去的班子用的都还是北朝年号，且也不受南朝实际节制。所以南朝其实从一开始对直义并没有丝毫支持的意味，反而乐于看到兄弟的倒戈相向，所以朝廷非常愿意赐给尊氏讨伐直义的命令。
有了大义名分，这场战争的结果大概率能够猜到了，足利尊氏一路向关东高歌猛进，直破镰仓。直义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选择投降。正平七年（西历1352年），被软禁起来的足利直义被哥哥足利尊氏毒杀。至此，为了争夺幕府主导权的兄弟之争“观应扰乱”终于结束。
正平十三年（西历1358年），一代枭雄足利尊氏去世，留下了一个统治根基尚不牢固的幕府。他一辈子先后不断和武家政权、公家政权和自己的血亲进行着权斗，在幕府建立之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像他的先辈源赖朝和后辈德川家康一样进行各种形式的削藩和强中央化权力建设，开端的利益基本盘构成和幕府的分权属性注定了室町幕府本质上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松散的大名联合体。
在当时来看，特别是在南北对峙之中，为了提高大名对抗南朝的积极性和征税的效率型，幕府更进一步向各邻国守护下放了财政大权，赋予守护征收领地一半年贡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大名纷纷靠着下放的财政权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最终逐步把领国内原有的国司（大司马按：奈良时代朝廷派下去管理令制国的官员）排挤出去，从而确立了“守护领国制”。
这一举措让室町幕府后面的将军根本无法有力驾驭各地大名，大名们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甚至把将军也作为自己拓展地盘用以打起大义名分上的工具。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室町幕府几乎历代将军都扮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不断在削藩动作中和各地大名做斗争，但成功者寥寥，唯有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用超人的手段实现了幕府终其一代绝对的权威。
一休哥的对头足利义满
是室町幕府权威最大的将军
而其他将军在削藩路子上几乎都玩砸了，比如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就是在削藩的进度上操之过急、过于残暴导致自己被弑杀。义教死了以后从八代将军义政开始已经完全无法压制各地大名，甚至将军本人也被大名们作为棋子玩弄于股掌之间。
应仁元年（西历1467）爆发的围绕争夺管领畠山氏、斯波氏和将军继承权的东西军之争，把这种幕府权威缺失的后果带入到另一个高潮。
自此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持续不断被削弱，直到明应二年（西历1493）的明应政变中将军足利义材被大名直接废黜，标志着幕府权威的彻底丧失和室町将军彻底变为傀儡。幕府对全国的彻底失控也象征着另一个天下逐鹿的时代来临——战国时期开始了。
放在整个日本历史发展脉络中来看，足利尊氏和其室町幕府的开创无疑重创了当时皇权的复兴，在保护各领主私产的基础上巩固了日本封建制度，让日本战国时期社会势力的多元化在这一背景中成长起来，这也使得日本在往后的发展中一元化的皇权几乎没有抬头卷土重来的可能。而再往后的江户幕府对藩国的管束，无非是一种对巩固后的封建制既成事实的承认而已。
日本近代之所以能够快速进行政体转型，和其有成熟的封建制度托底可以说不无关系。足利尊氏在历史关键节点背负了“逆贼”骂名，却在“偶然”之中避免了日本迈入秦制轨道，也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不幸中的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