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一封医生家书，揭露了一场死亡达6万多人疫情的幕后元凶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很多年后，我们一定会记得2020年这个鼠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袭来，而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们再次逆行，驰援武汉勇赴战场与病毒奋战到底。

事实上，只要国家有难，我们总能看到这些白衣战士们坚毅而动人的身影。

在《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一书的第373页，收录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第312医疗队队长刘宗歆烈士的一封信。

这是他在鼠疫前线义乌写给妻子的家信，落款时间是1941年12月26日。也就是写完这封信，仅隔了一天的傍晚，刘宗歆就在救治鼠疫病人的过程里不幸感染病毒，由于病情发作太快，经抢救无效，不幸于1941年的12月30日晚上8时左右逝世，牺牲时年仅29岁。

（刘宗歆家书）

刘宗歆写给妻子那封信，和他以身殉职的事迹，都指向了一段悲壮的历史——抗战中后期，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灭绝人性地对中国民众发动的细菌战。

一、细菌战第一个战场为什么选在浙江？

相信很多人会心存疑问：日军发动细菌战，为什么不针对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而是选在战事显然并不频繁的浙江呢？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损失极大，战线又越拉越长。既猴急着想从中国战场脱身，又承担不起过重的伤亡，于是蓄谋已久的细菌战，就成了侵华日军的新伎俩。

而抗战时期战略位置独特的浙江，更成了日军发起细菌战的主要目标：当时浙江战事虽少，但它是此时中国重要的外贸通道，对于正苦苦支撑的中国来说，经济和战略地位都无比重要。所以，在日军的算盘里，如果能用较小的代价拿下浙江，那就是在二战战场上赢得关键一步。细菌战，就成了他们“走捷径”的方式。

1940年8月，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抵达杭州，是年10月4日，日本战机在衢县投下“731部队”研发的陶瓷炸弹。这种炸弹不会产生剧烈的高温，可以保护细菌的活性，当时除了陶瓷细菌弹，飞机上还会投下棉絮、碎布这样的东西，这些则是保护跳蚤的，而跳蚤又是鼠疫菌、霍乱的载体，细菌战的一大途径，就是通过这些生物进行传播。

猝不及防的衢县，就这样成了日军“细菌战”的第一个目标。

23天后，即是年10月27日，日军战机空袭宁波，同样扔下带有鼠疫病毒的“细菌炸弹”，次日日军又空袭金华，撒下带有“人工培养的鼠疫杆菌”的“不明物质”。与此同时，日军还组建了一支200人的“小分队”，乘卡车前往浙江各地的山林湖泊，分批撒播细菌。

这场突然打响的“细菌战”，也令当时浙江各地遭到了惨重损失。金华在遭到攻击的一个月内，就有195人染病身亡。衢县的疫情更扩散到了义乌甚至江西广丰等地，到了1941年底，仅衢县一地染病死亡者，就有2000多人。1940年12月，日本细菌部队也得意洋洋的宣称：“使用鼠疫带菌跳蚤攻击获得很好的效果。”

同样是这年12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给国民政府的急电里，就写了一个字：“急！”

二、从毫无准备到悲壮“抗疫”

其实，1940年10月，日军发动的几次细菌战，放在这场灾难里，也只是一个前奏。

1942年8月，日军“浙赣会战”结束后，大规模的细菌战却再次袭来：日军撤退的路上，竟分批在丽水、衢州、金华、江山等地撒播细菌。他们给食物注射毒液，将细菌投入水中，甚至还大规模投放带有病毒的跳蚤。瘟疫如洪水一样弥漫开来。

1944年9月，日军又故伎重演，同样是撤退路上，他们在丽水等地投放大量带有细菌的毒饼，用飞机播撒跳蚤，更在衢州等地县城里散播炭蛆病毒。可以说，在抗战的最后五年里，浙江八个市30个县，就这样笼罩在细菌战的阴霾里。

而如果对照当时的抗战局势，就更可知当时日军的险恶用心：当时几个遭受细菌战的“重灾区”里，衢县是连通浙江与江西交通的枢纽，温州港更是当时国民政府在东南唯一的出海口。这场关乎抗战大局的“抗疫”战争，浙江不能输，中国，更输不起！

所以也不难理解，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电文里，那一声心急火燎的“急”字。

可更残酷的事实是，即使“急”，当时的国民政府，面对这场“抗疫”战争，却拿不出多少力量。

抗战时代的中国，医疗资源原本就匮乏。一直到1949年时，中国也只有两万多名医生。放在抗战时代的浙江，医疗问题更是难题：一直到1940年，浙江全省只有40个县有卫生院。具有防疫鼠疫霍乱等烈性疾病的医生？当时更是稀缺，甚至还要在在“抗疫”战争打响后，派人去印度紧急进修学习。

更大的困难，却是资金和行动力。当时的浙江，每年军费开支激增，财政捉襟见肘，哪怕明知这场“战争”的残酷，可当时浙江省当时每年的卫生经费，只占岁出的百分之三到四。治疗鼠疫等疾病的特效药也稀缺。可以说要钱没钱，要物资没物资，几乎勒紧裤腰带“抗疫”。

甚至国民政府本身，当时也对细菌战的残酷性估计不足。甚至当1940年，日军进行了第一次细菌战后，当时政府却依然对“细菌战”茫然无知，只猜测“为敌机散毒所致”。而哪怕已经得知了日军细菌战阴谋，国民政府对疫情的宣传防控，力度却依然有限。

举一个特别让人痛心的例子，1942年9月21日，一架日军飞机在祟山村上空洒出黑色烟雾。一周后，崇山村的老鼠几乎都死了，当地的村民们还为此事高兴了好几天。随后鼠疫病菌肆虐，崇山村以每天十几个人的速度减少人口，一个千人左右的村子，可以查证死于鼠疫的，就有386人，还有几十户人家是全家灭门。随后日军还烧屋毁证，隔离病人进行解剖实验。

但是，就是在如此困难的境地下，这场“抗疫”战争还是艰难推进了：从1940年底开始，面对越发扩大的疫情，浙江迅速建立起战时防御机制，在疫情发生的地区实行封锁，并建立大量隔离医院。疫苗注射也推广起来，另外还有各类灭鼠灭跳蚤运动，许多疫区的房屋也要尽数烧毁。几乎是以壮士断腕的方式，每年苦苦支撑。

而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正是以刘宗歆为代表的，那些奔波在疫区的医护人员们。

在当时医疗资源无比匮乏，医护人员极度稀缺的浙江省，几乎每一个医护人员们，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死神打交道。仅看刘宗歆的殉职过程，就知道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1941年年底的一天，已经忙碌了一天正吃晚饭的刘宗歆，突然又遇到有人求治。他顾不上吃饭就跑去接诊，结果不幸感染鼠疫，几天后发病去世……

（刘宗歆烈士）

这个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却是当时每一个医护人员的日常：在资金医疗等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从疫区隔离到注射疫苗，再到医院救治。人手有限的医护人员们，就是无法替代的主力。他们就像战场上浴血的战士一样，死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如刘宗歆给妻子的信中所说：“我在义乌诊治鼠疫已得五十多人……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短短的几句话，道尽了当时医护人员们残酷的环境。而多少与他一般年纪，甚至更年轻的医护人员们，也与他一样在战斗，没有人逃跑，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缩——为医生的职责，更为中国赢得这场战争！

随着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肆虐浙江多年的细菌战，才终告结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浙江全省数十万人染病，六万多人死亡。为抗战胜利，浙江军民付出了悲壮的代价。而倘若没有以刘宗歆烈士为代表的，那么多医护人员们悲壮的牺牲，这场“抗疫”战争的损失及后果，势必更加严重。

谨以此文，牢记历史，缅怀先烈，致敬所有义无反顾坚守一线，默默战斗的白衣天使们。

参考资料：包晓峰《抗战时期日军在浙江细菌战罪行综述》、 李存灵《抗战时期浙江的鼠疫防疫战》、杨沫江《1940年日军对浙江细菌战攻击方式初探》、赵晓红《1940年代浙江鼠疫流行与政府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