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鉴真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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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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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中国举国上下抗击肺炎疫情的紧急时刻,世界上许多国家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其中一批由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支援湖北高校的物资,引发了热议,焦点是外包装箱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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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四言诗作者是日本奈良时期的贵族长屋王子,他是日本第40代天皇天武天皇之孙,曾经官至正二位左大臣。长屋崇敬佛法,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长屋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圣武天皇在位期间,长屋与势力渐强的外戚藤原氏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神龟六年(729年),圣武天皇听信藤原一派谗言,以“谋反”罪名查抄其府第,长屋被迫自杀,史称“长屋之乱”。

长屋这首诗题为《绣袈裟衣缘》,收录在清代曹寅等编纂的《全唐诗》第七三二卷。据诗前小序记载:长屋曾经出资制作了一千领袈裟,在每件袈裟的边缘都绣有这样一首偈句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制作完成后将这些袈裟布施到中国。长屋此诗不仅体现出当时日本学习中国诗歌的高超水平,还与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位传奇人物和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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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遣唐使恳请鉴真东渡传法

长屋这首《绣袈裟衣缘》与中日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鉴真大师有着密切关系。鉴真(公元688年-763年)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人,俗姓淳于,他14岁在扬州大明寺出家,曾先后到洛阳、长安等地寺院拜访名师、钻研佛法。经过名师指引和自己努力,鉴真不但精通佛教各派尤其是律宗学说,而且还学习掌握了建筑、医学、书法等各方面的知识。开元元年(713年),鉴真结束了外出访学,回到家乡扬州,任大明寺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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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明寺

此后几十年间,鉴真在扬州及附近地区传播佛法,先后有四万余人从其受戒,“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他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佛教领袖。如果没有日本遣唐使的敦请,鉴真很可能会继续在江淮地区弘法传教度过一生。日本遣唐使为什么要请一位佛教大师到日本去?鉴真为什么答应呢?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周边各国学习的榜样,各国争相派遣使团、留学生来华学习,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此时正值封建制度刚刚建立的“奈良时代”,孝德天皇从大化元年(645年)开始进行“大化革新”,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土地私有制被废除,通过实行班田收授法,编制田地簿册和户籍,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向唐朝全面学习的紧迫感日益增加,派遣大批遣唐使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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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遣唐使来华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佛教。与中国相比,当时日本没有完备的佛教戒律制度,非常不规范,平民只要自己宣布为僧(“自度”)和他人宣布为僧(“私度”)就能取得僧籍。由于佛教徒享有免交赋税和不服兵役的特权,为逃避课役伪装为僧的现象很普遍,佛教的无序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日本“自度”“私度”行为泛滥,关键原因是国内“无传戒师”,即缺乏精通戒律的佛教大师。为改变这种情况,日本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大唐。

日本天平五年(公元733年),元兴寺僧隆尊向实际掌权的舍人亲王提出要到唐朝敦请传戒高僧的请求,经舍人亲王转奏圣武天皇同意,在派遣第九批遣唐使的时候,专门选派学问僧荣叡、普照两人具体从事这项工作。荣睿、普照二人随遣唐使团到达洛阳后,先是到大福先寺敦请沙门道睿到日本传戒。后来,荣叡、普照二人经唐朝高僧介绍,得知鉴真大师佛学修养深厚,尤其精通律学,在东南一带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是更合适、更理想的传戒大师,于是公元742年,二人赶赴扬州大明寺去邀请鉴真大师。

据《鉴真大和上东征传》记载,荣叡、普照二僧到达扬州大明寺,顶礼鉴真大师足下,言辞恳切地说:“佛法自从东传到日本国之后,虽然有佛法,但无传法之人。我国从前有一位圣德太子说过,两百年后,圣教将会兴于日本。现在正恰逢其时,恳请大师东游日本弘扬佛法。”

鉴真大师回答说:“我听说南岳惠思大师圆寂后,转世为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普渡终生。又听说日本国有长屋王子崇敬佛法,曾经制作千领袈裟,布施给中国的高僧大德,在袈裟的边缘上绣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四句偈。以此来说,日本果然是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现在我的弟子当中,谁愿意接受此邀请,到日本国去传授佛法?”

鉴真说完之后,众人沉默不语。过了好久,有一位名叫祥彦的僧人说:“去日本太远,性命难保,沧海广阔无垠,一百个人去,不一定有一个到。我们修行佛法的境界还未完备,尚未修成正道,所以大家都沉默不语。”鉴真闻言,坚定地说:“这是为弘扬佛法而进行的事业,何惜身命!你们不去,我去!”

从《东征传》这段详细、生动的记叙中可知,鉴真之所以决心赴日传法,一是荣叡、普照二人的真诚邀请;二是佛教中有惠思禅师圆寂后转世为日本王子,弘扬佛法、普济众生的传说;三是为感谢日本长屋王子向中国布施千领袈裟的深厚情谊。鉴真认为日本是与佛教有缘的国家,自己赋有东渡传法的神圣使命,因此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去弘扬佛法。

六次东渡,终获成功

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交通只有海路,由于受当时科技水平特别是船舶制造工艺的限制,东渡日本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因素,船舶失事葬身大海的灾难屡见不鲜。从公元743年鉴真第一次东渡开始,到公元753年第六次东渡成功。鉴真在十余年间经历了五次失败,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其中的艰难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第一次东渡因为恶人告状,诬陷鉴真勾结海盗被官府叫停。第二次东渡时船只遇险,漂流到舟山群岛。第三次东渡因同行的日僧荣叡被人告发而终止。第四次东渡,因为鉴真的弟子出于好心,为了不让年近花甲的鉴真在海上冒险,请求官府出面阻止。第五次东渡的经历最悲壮,船舶在海上遇到强风,漂流至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北返途中,荣叡及鉴真大弟子祥彦去世。鉴真由于不耐海南岛的炎热气候及旅途劳累,双目染疾导致失明。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阻止鉴真东渡传法的决心,他自己发愿说“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皇天不负有心人。公元753年(唐朝天宝十二载、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已经六十六岁高龄且双目失明的鉴真搭乘第十批日本遣唐使船舶出海,经过一番艰难航行后,在当年12月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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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教油画《鉴真东渡》

日本文化恩人——鉴真在日本

东行传法,是鉴真东渡的首要目的。针对日本佛教戒律松弛,自度、私度现象严重的问题,鉴真将佛教信徒受戒需要“三师七证”(即三位师父授戒、七位高僧见证)的严密戒律带到日本,实现了日本佛教制度的完善与体系升级。从抵达日本至去世的十余年里,鉴真先后主持建立了东大寺、观音寺、药师寺三座大型戒坛,为天皇、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登坛受戒,为澄修等四百多名僧人受戒,为80多所寺院的僧侣补授新戒。公元758年,鉴真被孝谦天皇册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鉴真的带领下,日本佛教尤其是律学发展走上正轨,正如《东征传》所言:“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资相传,遍于寰宇。”从此开始,日本才有了正式的佛教律学传承,鉴真被誉为日本律宗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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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东大寺

除了佛教律学,鉴真还将唐代的建筑、雕塑、医学、书法等各方面技艺广泛传播到日本。

建筑方面,在当时的日本都城奈良,由鉴真主持,在日本皇室及僧俗两界的支持下,奈良城中矗立起一座宏伟庄严、充满浓郁唐风的建筑——唐招提寺。一千多年来,虽然经历了无数风雨和地震,唐招提寺的主要建筑——金堂、讲堂一直安然无恙,充分体现了中国唐代尤其是鉴真等人的高超建筑工艺。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介绍:“(唐招提寺)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唐招提寺在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建筑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唐代建筑的活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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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中还保存着一件日本国宝级的文物——鉴真干漆夹㝉坐像。坐像由鉴真弟子思托、忍基塑造,表现的是鉴真圆寂后的面貌,衣服纹饰流畅,人物表情庄严稳重,充分展现了盛唐时代的中国工艺水平。这尊鉴真坐像平常都保存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库房内,每年只有在鉴真圆寂的日子才面向公众展示三天,每次展示都吸引众多信众前来瞻仰。由鉴真及其弟子带来的当时最先进的干漆夹㝉工艺深深影响了日本雕塑艺术,成为日本天平时期雕塑艺术最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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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还精通医学,除了在东渡途中带来大量的药物外,他还向日本传授了先进的药物鉴定、配比、储存等相关知识。据记载,包括麻黄、细辛、附子等三十多种药物都是鉴真带到日本或推动使用的,鉴真为日本本草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了本草(药物)知识外,鉴真还精通方剂,日本光明皇太后病危之际,宫中太医均束手无策,唯有鉴真所进乌药起到作用。鉴真向日本民众传授了许多药方,汇集为《鉴上人秘方》,虽然此书整体已经失传,但仍有少量方剂流传下来,日本古代医书《医心方》中的“紫雪方”即明确记载传自鉴真。据说在日本江户时代的药袋上,都印有鉴真的画像,鉴真被后世誉为日本“医术之祖”。

唐人写经推动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鉴真身体力行,自己抄写的经书就达到万卷以上。鉴真东渡,除了带去自己抄写的经书之外,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等名家手迹和其他法书,深刻影响了日本奈良时代的书法艺术,促进了日本书道的形成。据传,唐招提寺匾额就是模仿“二王”书风的孝谦天皇所书。鉴真带去的王羲之真迹一帖、王献之真迹三帖以及鉴真自书的“请经书帖”已经成为日本国宝级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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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手书请经书帖

在饮食文化方面,鉴真将唐代丰富的饮食文化推介到日本,豆腐制作技术就是鉴真带去的。至今日本的豆腐制作工坊都奉鉴真为祖师。

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日本天平宝宇七年)五月初六,鉴真圆寂。消息传出,日本举国悲痛。由于鉴真对日本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鉴真在日本被誉为“盲圣”和“日本文化恩人”。

公元776年(唐大历十一年、日本宝龟七年),日本光仁天皇下诏,为使鉴真“所传戒律永世传承,招提之宗久而无废”,特赐唐招提寺封户50户供寺院开支。

鉴真事迹千古流传

鉴真东渡,将中国先进文化传播到日本,极大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千百年来,中日两国人民一直怀念、颂扬鉴真的伟大贡献。在中国,鉴真长期生活、讲学的扬州大明寺,为纪念鉴真,建立了唐大和尚鉴真纪念堂。纪念堂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模仿唐招提寺金堂而建,具有浓郁的唐风唐韵。1980年4月,在日本唐招提寺内供奉了一千多年的鉴真坐像真身在该寺第81代长老森本孝顺的护送下,返回鉴真的故乡扬州大明寺“探亲”并在北京等地进行巡展,成为当年轰动一时文化交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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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鉴真事迹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鉴真圆寂后的十五年,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真人元开就以鉴真东渡的事迹创作了《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是最早记载鉴真事迹的文学作品。

1957年,日本著名历史作家井上靖参考《东征传》及其他资料,创作了历史小说《天平之甍》。1961年7月9日,周恩来在会见井上靖等日本作家访华团时,用日语对井上靖说出了《天平之薨》的书名,含蓄称赞了这部小说。

1963年,时逢鉴真圆寂1200年,中日两国佛教界都举行了大型的纪念活动。郭沫若为此题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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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鉴真东渡纪念馆内郭沫若诗碑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1300年前,鉴真大师有感于日本长屋王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一片赤诚,毅然决然克服重重困难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大唐文化。1300年后的今天,日本友人在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伸出援手,将写有同样文字的医疗物资捐助给中国,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鉴真大师泉下有知,想必也会颔首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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