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医生，以及由此联想到的一个基本问题。

我之前在各种社交媒体对着我的亲朋好友反复地说反复的讲：网上的消息放了三天，复杂和重大的放个一周，一般真假自现，我们已经吃够了虚假信息的苦头。那天晚上看到李文亮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但是我始终没有想到连李医生去世这种事情都可以作假，无数的人为了名为了利，在人家活着的时候，就发布人家去世的信息，只为了一拨流量或者别的什么的东西。连一位医生的生死的消息都需要放一放才能知道真假的话，那真TM………。

而我们当中的好些人，恕我直言，您可能不知道也不关心李医生是因为什么原因接触到病毒去世的，也不知道也不关心李医生当时到底散播了什么样的消息，同样不知道不关心李医生到底走没走。无非只是把这样一个所谓的“消息”，作为自己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不论这个情绪是恐惧、哀伤还是愤怒。往小的说我们不过是陷入另外一个网络舆论操作的坑，往大了说往阴暗里说，算不算咒人家死啊？即使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是这个想法，我也不揣测其他人的想法。

李医生是个眼科医生，他在明知确实存在传染性疾病且整个医院的防护可能都不甚不到位的情况下，依旧顶在抗疫一线（拜网上及其混乱的真假消息所赐，我找了很长时间才确定他是在抗疫一线被传染的），医者仁心，坚守岗位，不幸染病，直到2月7日凌晨去世。这是真英雄、真战士，甚至我觉得他可以算上烈士，比那些某些以政治立场为借口临阵脱逃的小布尔乔亚废物可高的不知道哪里去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应该纪念他的地方。

跳出对李医生的悼念，我认为还有一件事情同样需要网上的芸芸众生关注。前面我就说过，很多人未必知道也未必关心李医生到底在网上传播了一些什么，幸好我当时存了张截图：

结合现有的信息，李医生在发布这条信息当日看到了一分检测报告，显示“,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此处为原话）”，我咨询了一下，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种和SARS病毒很像的病毒”。

从这个角度说，李医生是不是属于传播不实信息（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议，我在此处避免谣言这个词）？我不是专业人士，对于公安局的做法是否合适我无法置评，他的行为带来了什么后果我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分析，仅摘录一段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法律界同学会、医药医务界同学会致武汉市公安局的公开信（我不确定发了没有）的一段话：

“我们知道，李医生在他的同学微信群披露的“确诊7例SARS病例”的消息并不十分准确严格，但在疫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要求他把一切都搞清楚，甚至把新的病毒的序列分析完再发声，显然是不合理的。危机降临时，如果真的把人民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则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出警告，让人们提高警惕，然后再探究危机的性质及危害程度，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这也是李医生的专业素养和良知的一种体现”（我无法判断这句话是否公允，反正比我能说的更专业和全面，摘抄出来仅做参考）。

我直说我的观点吧：在这件事上，李医生在已知有全新病毒患者的前提下，就是造了一个“专业的、有部分符合真相的谣言”，他确实做错了这件事。他哪怕在群里说的是“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和SARS很像的病”，不论公安怎么处理，舆论怎么理解，我都认为他做的对！但是即使如此，他任然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英雄！拜托，虽然都是成年人了，我却一次次的发现好多人总是不能接受一个英雄犯过错误，不能接受一个正常的组织有漏洞。

我能想到几种反对我观点的意见：1、李医生随后也在群里改口了，是相似的病而不是SARS；2、你行你上啊，你啥也不会，逼逼赖赖什么；3、人家客观上真的引起了公众/部分专业医生的重视，（正如上面的信稿所说）真的可能救了很多人，你有什么资格指责人家！

我的回应如下：3、我明确说了，这个事情的后果、结论我无法置评，局外人，外行，当键盘政治局既不是我的爱好也不是我的所长，没有足够的信息，我什么也说不了。2、我也确实不当医生，我在之后两天也看到了这个消息。虽是外行，但我也知道“SARS是有疫苗的”，病毒可能会变异，但是有疫苗的病毒和全新的没有疫苗的未知病毒是两回事，假设决策层真的接受了SARS的说法（当然决策流程不能这么随意），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紧急投资扩产疫苗大规模接种，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一个外行也可以确定至少是没用。最后是1，李医生确实后来在微信群更改了信息，但是压根没有人传递出去，所有没有和他有直接交流的人，只记得他的第一张图，甚至我确定很多人在他去世之前都没有看过，不过是你传我我穿你。这就是互联网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新问题：碎片化和有意识地引导让你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完整的信息。在这个时代，所谓“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的梗根本玩不下去，因为总有人在看到全文的情况下，只截前半段传播出去。这才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可以确认的是没有人喜欢谣言，但是信息时代，有人为了钱，有人为了名，有人因为无聊、私仇、善意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散布各种不实消息在网上，就这半个月随便举几个例子：1、“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所是一家孔子学院下属机构，虽然确实有很多日本机构和朋友也通过它们给我们捐赠了物资，但是拿着个说日本社会的汉语水平高就很奇怪。2、某市长带了一块纵横四海的手表，不管公众对这位市长的观感如何，他有什么罪和错，但是虚构一款不存在的表，就是假的。3、昨天最著名的NASA梗，稍微有点物理基础的人都应该想的明白，笤帚立不立和重心位置有关而和引力无直接关系，但还是有人相信。

你可以说立个笤帚，大家无聊的闭关生活乐呵乐呵，相信了谣言也无伤大雅不影响生活。你可以说李医生虽然说得有瑕疵，但他的本意是好的，结果也可能偏好。但是如果一个谣言对你的利益产生影响了呢？对人命产生影响了呢？最早有人在网上呼救说自己被传染和拍医院放任尸体在走廊被证伪，随着之前几年类似假消息的积淀，随后很多公众对类似信息都采取了不信任、质疑、嘲讽的心态，直到那三个表兄妹同时悼念自己的亲人因为采用了三种不同称谓而被人攻击的网络暴力事件。有多少人真正的求助信息因为大家基于虚假信息产生的不信任被忽视？没人知道，很多人也没兴趣知道，这怎么算？一个双黄连，一个媒体爆出来，基于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病毒的恐慌，一夜之间断货，囤货的费钱无法出手止损、真的家里有咳嗽发热的买不到，病情严重了只好去医院治疗，好死不死交叉传染了新的病毒，怎么算？

今天最新鲜的两条消息，一条是社区老年患者通过公交车被送医途中无人照看，条件极差，有记者随同录像调查，标出了时间地点路线和细节，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另一条是一个老人在社区跳楼自杀，但是原因是据小区其他人介绍，因为得了肺炎无人管所以绝望自杀。且不论这两条消息真伪，但是现有的环境逼得我们无法确认真伪，导致的结果无非两条：要么真实的信息无法传出或传出滞后，帮不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要么大家都津津乐道于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生气归生气，睡一觉拉倒。

别和我扯什么网络时代就需要信息多交流交叉比对才能自证真伪的XX理论，现实已经无数次的打了这个理论的脸。多少假消息传播的时候百万＋，辟谣（哪怕是正主辟谣的时候）没人看，人有的时候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这也算是个人性吧），十年二十年之后，假的可能在网络的印记中就成真的了。我只见过有心人、无心人、热心人在兴奋、狂热、阴暗、担忧、热心的转发，却鲜有人为自己发错的东西道歉，哪怕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聊天群里。必须承认一个现实：绝大多数人，即使在网络时代，并不能作为信息交叉比对的服务器，而只是一个个不论真假的散播无线路由器。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无非就是：

1、收到一个信息，先用逻辑想一想有没有明显的常识问题，想不明白的先放一放，抑制住自己发言的冲动。就和bilibili网站上的一个视频一样：信息就像是病毒，当每个人的流动（传播）期望高时，什么都扩散的快；当每个人的流动（传播）期望低时，什么都扩散的慢。事情是两个事情，道理是一个道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6478875/?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3

2、想要发送一个信息，实话实说，别一分真实、两分夸张、三分假设、四分想象，构成十分故事。比如我知道监狱有一个盗窃犯越狱逃入市区，我不能因为善意的希望大家警惕直接说十个杀人犯组团抢了武警的枪弹越狱，窜入市区报复社会。这里除了有人越狱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构的……极端的例子大家都好理解，适度的夸张也是问题。

也许会有人说“就你叽叽歪歪屁事多、要求高，说话真累，这是不是严于待人宽于律己”，必须承认，信息化时代信息只会越来越多、不可能越来越少，趋势不可逆，我们没有办法把人类拉回远古时代。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有组织的谣言的散播（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如何抑制他们不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我们能做的无非是自己做到一个谣言缓冲器和真相发布器，既然是要求自己的道德问题，那它的问题不再是高和低难和易，而是您是否真的讨厌谣言。既然讨厌，就应该尽量去避免。

我们绝大多数人和李医生一样，在某各领域是专业的，遇上专业的事，一定一定要言之有据，严谨发声，多严谨都不为过。我们绝大多数人和李医生一样，生活在一个区域，遇上身边的事，一定一定要有一说一，把事说清，多无聊也不夸张。不是说不能说错什么，比如有时候所见未必真实，但是不能在修饰或夸张了。

站在这个逻辑上，同一件事，我尊重张医生的原因是她第一时间确定了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之后，不顾反对意见（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科学的认知还是行政上的恐慌顾虑）坚持上报，把真实信息传递了出去。

我热爱自由，相信言论自由的是基本人权，但是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不用负责和没有义务的言论“自由”，也不相信“天赋人权”这种鬼扯。从古至今，人类的每一项权力都是人自己斗争争取来的——是人类通过工具和火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是地主通过铁和血从奴隶主那里争来的，是资本家通过枪炮和资本从地主那里骗来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用八小时工作制和革命从资本家那里逼出来的。我们想要更美好的明天，更自由的生活，是求不来的，是从一点一滴小事做出来的。我们的言论就是其中之一。我本人朋友圈和其他社交媒体不设时限和可见圈就是基于这个理由。酒桌上吹牛是一回事，公共场合发言是另一回事，一边说谣言好讨厌、公信力怎么这么低、人和人之间怎么都没有信任，却一遍乐呵呵的复制黏贴一些自己压根不知道真假的消息，这是怎么一种荒谬。

即使我们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不自发的造谣，但是当大多数人能做到的时候，绝大多数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这是不是和打疫苗很像？当90%以上的人打了疫苗，那么剩下10%的人不打也基本安全了。病毒生态也是一个小社会啊：）

比如最近网上有流传上海在建隔离医院，虽然我在第一时间是倾向于相信的（求生本能麽），不论是未雨绸缪还是亡羊补牢，上海建一个专门的隔离医院很合理，但是我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在没有更多信息之前、没有现场去观察调查之前，我不会在网络上散播这个消息，即使别人已经传的满天飞了，我也不能，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可以提出的可行要求。随手拍个工地照片很方便，你倒是下去问一下工作人员确认一下用途呢？年三十那段上海环球港视频大家都忘了么？一个人录了段像，说环球港里被拉出了一个确诊患者，真相是什么呢？如果不专门查资料，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或在乎。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无所谓、自己不在乎，我们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媒体、政府来负起这个去伪存真的责任。

往大了说，代议制民主从来不是人类社会天然存在的，也不可能永存于世，甚至在我的观点里，代议制民主，既不代议，也不民主。世界天天在变，经济生活如此、政治生活也如此，问题是，我们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哪怕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言论方面？我们能否能够真正的主观上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而不是靠政府暴力的惩罚和舆论无关痛痒的谴责。好消息是：在最近十年里，网络舆论场存在肉眼可见的进步。坏消息是：历史从来不会因为人类没有准备好就不往前推进。某种意义上，我不反对网络实名制的原因也在于此，在公开场合发表看法，不论是政治还是生活，就应该署名，吐出个唾沫就是个钉，我的观点只要经过思考发出就应该让别的人、组织、政府看到，获得支持/反对。别扯什么个人隐私，也别拿个人隐私这个基本人权给自己的“喷粪”行为遮掩。当年哪些酸臭味十足的民国文人教授都不惧怕特务的子弹而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是不信我们这些物理/精神上的泥腿子还不如那些穿长布衫的？

最后，在我认知里，看了一段阅兵就觉得祖国好伟大好震撼好有信心和看了一个暗黑消息就觉得祖国好黑暗要完蛋信心全无的两种人，其实是一类人：没有常识和世界观的XX。诚然信心和信任很宝贵也容易受到破坏，但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社会的认知必须是建立在对常识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的，看到光明，见识黑暗，直面问题，做出判断，然后信心满满/阴郁消极的面对一切。从这一点上说，我从李医生张医生和无数牺牲或健在的医护人员身上，从哪些社区干部、公安干警、快递小哥身上，从我的那些坚守在国门一线的亲朋好友身上，看到是信心和希望。

请原谅一个普通人絮絮叨叨逻辑有瑕疵的发言，我毕竟不靠这个吃饭；也体谅一件事正过来反过去的一堆例子、反证和假设，这个属于职业病，没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