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中国的瘟疫应对

全国动员，抗击疫情正酣。

由政府统筹医疗、物流、生活等各种必要资源；规范和限制疫区人和物资的流动；疫病信息的及时公开、公布；以及公众借助现代媒体监督，是现代防疫体制不可或缺的四大部分。

而治疗患者的医疗过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打个比方，如果把抗疫当作一场足球比赛，医疗就是守门员。守门员可以尽量封住对手的射门，但赢得比赛胜利，光靠守门员是不可能的

当下能否达到现代防疫机制的标准，自有公论；当下能否做到，做到何种程度，也只能拭目以待。

这里继续谈谈历史上是中国怎样应对传染病的。

1.缓慢进步：古代中国疫病观念的变化。

要谈到中国古代怎样认识疫病，一定要提到中医里“气”的概念。

不可否认，如今“气”成为中医黑眼中，中医医理过时落后的象征。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气”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医医理变革和进化的基础。

中国“气”的哲学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诞生了，在“天人相应”的思维方式下，人体产生的疾病也很快被纳入这个哲学体系中，并按此分类，当时被称为“六淫”。《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日阴、 阳、风、雨、晦、明，过则为灾。 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随着人们对气候、时令与疫病的关联性认识的累积，到汉代，更有体系的“五运六气”的学说成为了中国医学解释疾病成因的主要工具。“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造成疫病的气统称为“疫气”（曹植《说疫气》）

但总体来说，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传染病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气”与“人”感应的二元格局中。

到隋代，疫病的传染途径被进一步细化，而“人传人”的感染被提出，这在当时被称为“注病”：“病情久延，反复发作， 或注易旁人者”。

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解释注病：“凡注之言住也，谓邪气居住人身内，故名为注。……其变状多端，乃至三十六种，九十九种，而方不皆显其名也。”其中的生注、死注、食注、殃注等具有较为典型的传染病特征。

宋代的医学典籍呈现官方化的趋势，不知是否为了普及和标准化的考虑，宋代以《圣济总录》为代表的官方医著用五运六气学说把六十年中的疾病都推算排列出来，相比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更机械僵化，而有关染病的论述中往往只用一句“气相染”概而论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退步。

直到明末的吴有性所著的《温疫论》，中医对于传染病的认识又回到进一步细化和概念突破的轨道上。

他突破了伤寒学说和五运六气学说的束缚 ，否定了气的“气候”属性 ，指出了“杂(戾)气为病 ”以及其复杂性；他否定了五运六气的气候之属 ，而是提出 “杂气”概念 。

吴有性还注意到了瘟疫传染的渠道，即口鼻传人，到达膜原。《温疫论》是在明末大鼠疫背景下写成的，吴有性所注意到的呼吸道传染 ，早于1910年伍连德关于东北肺鼠疫通过呼吸道直接实现人一人传染的发现。

这一发现 ，使得鼠疫的防备有了具体的理论前提。 吴有性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先贤的质疑基础上的， 虽然仍在延用 “气”这个词，但“气”的内涵已经有所改变。 这一发现被视为医学理论的巨大突破，促进了温病学派的崛起。

2.国退民进：古代中国社会应对传染病的演变。

若是相比19世纪细菌学说诞生之前的西方医学变化，中医医理的进化其实也不能算缓慢。

若以政府统筹防疫工作的现代标准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应对传染病的演变，是呈早期上升到达顶峰，再退化下降的曲线分布。而其波峰，正是在两宋时期。

中国很早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其中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包括传染病，就很早成为政府朝廷的责任。

东汉时期中原瘟疫频发，据统计平均17年就爆发一次。东汉的政府也形成了一套应对瘟疫的政策和机制，并为后来的中央政府继承。大概作为有：为疫区送药、赈济灾民、安葬死者、减免疫区徭役。

当然，这些作为跟医学相关的，仅是为疫区送药；这也和当时对于传染病认识有限相关，至于安葬死者，虽客观上有利于阻断病菌的传播，但主观上恐怕还是“入土为安”的观念导致的。

而到隋唐时期，注病的观念逐渐被朝廷接受（巢元方本来就是隋朝廷的太医博士、太医令），政府面对瘟疫时，也就开始注重人与人传染的处理。例如唐代多次下令清查冤狱，时间多为夏季， 目的就是避免传染病导致囚徒死亡，预防病毒传播到社会上，造成更大危害，只是在官方表述中则表达为“申通和气”。

到宋代，政府的防疫机制更加完备，可以说是达到古代技术条件下的最完善的地步。包括：

（一）地方官亲临疫区指挥，调动各种力量，积极加以救治

（二）派医诊治，发放药物，救治患者

（三）发放钱粮，施散粥食，赈济病民

（四）建立病坊，隔离病人，以防传染

（五）收集名方，撰写医书，宣传医学知识

（六）清理河道，保护水源，改善城市环境卫生

（七）打击巫术，控制巫医，推广医药

其中第四至七点，就很有现代防疫体制的特色。在宋代历史的记载中，能发现很多以防止传染目的而设置的病坊。

如咸平四年（1001 年），黄州知州王禹偁建立“病囚院”，专门治疗患病囚犯。

庆历八年（1048 年），河北路、京东路发生大水，与此同时，河北、京东地区暴发疫病，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积极加以救治，“置病坊给养之，全活九十余万”。

京东路宣抚使、青州知州富弼发布《擘画屋舍安泊流民事指挥》《晓示流民许令诸般采取营运事指挥》《支散流民斛 画一指挥》《宣问救济流民事札子》四道命令加以积极应对，并建立的“公私庐舍”，在救治病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

其中合理划分疫区，分配医疗资源的机制也逐渐在两宋时期逐渐形成。

在南宋绍定四年（1231 年）苏州地区的防疫事件中，时任知平江军府事、新除浙西提刑的吴渊积极加以应对，“亟择群医之良，分比闾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家至户到，悉给以药。窭而无力者则予钱票，疾不可为者复予周身之具，繇二月讫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百四十九人。”疫区规划细致，医疗配套和统筹得当。

乾道二年（1166 年），江南西路隆兴府发生瘟疫，徽猷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充江南西路安抚使吴芾不仅合理规划疫区，还意识到卫生环境的重要：“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厉所由生也。”立即派人疏浚，并把居住在低处潮湿区域的民众迁移到干燥卫生的高地。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距今八百年前的南宋政府，也具备不逊于现代基层治理的防疫救治能力。而欧洲是要到15世纪后期，才在意大利西班牙出现隔离防疫的机制和法律。

只是可惜， 在此后的元明清，随着朝代更替，两宋时期较为完善的地方政府防疫经验并未继承下来，更不用说改进创新了。中医医理进化的缓慢，无疑也与明清时期医疗事业民间化有一定关系。

明清时期的地方政府，更有“小政府”的特征，瘟疫袭来，往往是民间自发进行隔离、救治。只有地方官想主动有些作为时，官方才对防疫有一定的介入。否则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仅仅在瘟疫过后赈济灾民，目的也是为了预防灾民造反，维护王朝的稳定。

于是防疫知识的传承更多以民间医生的著作、以及风俗和信仰的方式继承下来，例如明清时期民间自发隔离而形成的“麻风村”。

3. 余论

随着近代西方医学传入，现代防疫体制在租界等地开展，近代中国也开始磕磕碰碰地建立自己的防疫体制。

由于政治动荡，这一时期的防疫体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政府、医疗资源、民间力量互相磨合，以及自我的改进。本公众号往期的就有涉及这方面的转载文章。

但历史发展趋势是以更强有力的政府主动介入个人的卫生生活。当下防疫工作的优势所在，就是在这个趋势下，经过百年时间塑造而成的强有力政府统筹调配能力。

但过犹不及，当维护强有力的汲取和调配资源能力的同时，也要为疾病的正确的信息传播，媒体公众监督余留空间。

刚柔并济，才是历史传承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