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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我们的教育实在对不起青年和国家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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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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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20开年以来,一系列公共事件扰动大众神经:从扭曲变形的“导师崇拜”到学术期刊被公器私用,从慈善机构的伪善欺众到“奔驰入故宫”的赤裸裸炫耀,这些乱象频频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在很多人看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早在七十多年前,潘光旦先生就曾尖锐地指出,近代以来的新教育将目标放在文化普及、技能教育与职业教育上,最终的结果是未能使受教育者做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士”。他更指出,国家困境的形成不只有外缘、也有内因,内因与国民素质有重要关系,而教育要负很大责任。文章原载潘光旦著《政学罪言》,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近代教育远离做人之道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自国难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而此种对不起之处才一天比一天的无可掩饰,至最近且到一完全暴露的地步。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教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至于在“社会化”以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议不论之列。

 

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绳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这种教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智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的脑经里去,否则,在生产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无非是教“不夺不餍”的风气变本加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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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许连专家都当不了,文官都考不上。每年毕业的好几千的大学生不就是这样么?

何谓士的教育

什么是士的教育?

 

理智的:“推十合一”

   

情志的:

在平时——“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处为难——“见危授命”,“可杀不可辱”

 

《说文》在士字下引孔子的话说,“推十合一为士”。读书人最怕两种毛病,因为是最不容易避免:一是泛滥无归,二是执一不化。

梁任公先生某次评阅学生的卷子,在评语里自承为一个“泛滥无归”者,这在梁先生也许是一种自谦之词,但这一类的读书人目前正滔滔皆是。泛滥无归的人患在推十之后,不能合一;执一不化的人,患在未尝推十,早就合一,这里所谓合一的合字,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因为其间并没有多少可合的内容。

 

士的教育也着重情绪和意志的培养。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所以备平时。说“士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是所以备危难。以生命做一种理想的拥护者,是士的最后也最有力的一只棋子。而其所以能如此,则端赖平时的培养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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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

所谓弘,指的就是情绪的培植;用情有对象,这对象是惟恐其太渺小,太零星。所谓毅,指的是意志的训练,持志有方法,这方法是惟恐其太散漫,太不能持久。张横渠所谓“不已闻见梏其心”,是弘。孟子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是毅。

用今日流行的语气来说,前者是有度量,有气魄,后者是能沉着,能撑得住气。久已成为口头禅的仁义二字,其实所指也无非这两层意思。朱子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义之严肃,即是仁底收敛。”严肃时即是毅,未收敛时即是弘。弘毅之至,一个人才敢希望于必要时走成仁取义的一步。

 

实践士的教育,须要两个步骤。第一是立志,就字义说,志是心之所在,或心之所止,即指一个人的生命总得有个比较认清楚的目的,也就是要打定一个健全的立身处世的主意。第二要学忠恕一贯的道理。读者到此,可能会说我越说越开倒车;其实开倒车并不是一个罪名,平沪车开到北平后,仍然要开回去的。不过我未尝不准备给这些古老的名字一个比较新鲜而易于了解的解释。忠就是笃信,外国人叫做conviction,说得更近代些,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轻易不肯放弃的立场。恕就是容忍,外国人叫做tolerance,说得更近代些,就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见到和谅解别人的立场。其实这何尝不是以前的人造字的本意?

 

忠字从中从心,董仲舒说得好,“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一个人没有立场,或立场随便改换,甚至于覆雨翻云,朝秦暮楚,总不能说是很健全吧,不健全就是患。恕字从如从心,就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意思。

说忠恕一贯,就指两方面要兼筹并顾。能忠不能恕的人是刚愎自用的人,是党同伐异的人,是信仰一种主义而至于武断抹杀的人。能恕不能忠的人是一个侈言自由主义的人,动辄以潮流不可违拗,风气不能改变,而甘心与俗浮沉,以民众的好恶为依归的人。

这两种人目前又正滔滔皆是,而其所以致此之故,就在以往二三十年的所谓新教育没有教我们以忠恕一贯所以为士之道;没有教我们恕就是推十,忠就是合一,恕就是博,忠就是约……这一类先民的教育经验。

士的教育须在青年期学习

别种教育,例如识字教育,吃饭教育,文官教育等等,多少可以补习,可以追习,惟有士的教育不行,非在青年期内学习不可。

 

青年有四个心理的特点:一是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戟(激)与印象;二是富有想象力与理想;三是易于唤起情绪与激发热诚;四是敢于作为而无所顾忌。这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四个特点,生命的尊严,文化的灿烂,都从此推演而出。

 

不过他们有四个危险:一是流放,而是胶执,三是消沉,四是澌灭。前三种危险在青年期以内便可以发生,后一种则大都在青年期以后。

 

青年人的心理特点虽因年龄期而大致相同,而其整个的品格的表现则往往因遗传的不同而有个别之异。这种差别,约而言之,又不出狂与狷二途。大率狂的易流于放浪,而狷的易趋于胶执。放浪之极,或胶执之极,而一无成就,则“暴气”而不会能“持志”的结果,势必转趋消沉,而消沉之至,竟有以自杀做最后归宿的。

 

所谓流放,初不必指情绪生活的漫无节制,举凡读书时代兴趣的泛滥无归,学科的东拉西扯,无选择,不细嚼,以及理想的好高骛远,不切事理,纷然杂陈,莫衷一是,都可以算做流放的表示。

 

胶执的则恰好相反。有一知半解,便尔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事理,尽在于此,以为社会国家的澈(彻)底改革,非此不成,甚或以白日梦作生涯,以空中楼阁为实境,以精神分析派所称虔诚的愿望当做已成的事实,引为立言行是的根据。

这两种趋势,方向虽有不同,而结局则往往相似,即不是一朝自觉而急转直下以趋于出家或自杀的途径,便是不自觉的变为疯狂,永久的,安全的,以幻作真,以虚为实,而再也不能自拔。

 

至于第四种的危险,即青年心理特性的澌灭,则往往在青年期以后。我们时常看见有人,在学生时代是何等的好奇爱智,何等的充满了理想与热诚,何等的志大言大,敢作敢为;一出校门,一入社会,一与实际的物质与人事环境,发生接触,便尔销声匿迹,同流合污起来。求知欲很强烈,理想很丰富的会变做故步自封,患得患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会变做追名逐利,狗苟蝇营;家庭改革的健将,会变做妻子的奴隶,儿女的马牛。一言以蔽之,这种人的言行举措,前后会如出两人。何以故?青年的特性已经澌灭故。

 

如今士的教育的效用无他,就是要调节与维持这种种青年的特性;调节,所以使不流放,不胶执;维持,所以不消沉,不澌灭。讲博约,讲忠恕,讲推十合一,即所以调节流放与胶执两种相反的倾向,使不但不因相反而相害,而使恰因相反而相成。讲立志,讲弘毅,讲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以任重道远相勖勉,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相期许,险阻愈多,操守愈笃,至于杀身毁家而义无反顾;这些,即所以维持青年期内那种热烈的情绪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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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约言之,士的教育,一面所以扶导青年的特性,使发皆中节,一面所以引申此种特性,使不随年龄与环境之变迁而俱变。惟其在青年期内发皆中节,到了青年以后的中年与老年,进入学校环境以外的国家与社会,才有余勇可贾,才能负重任而走远道。

新教育制度之问题

不幸这种士的教育,数十年来,不但已经摧毁无余,并且快到无人理解的地步。在所谓新教育制度之下,一个青年所恃以立身、处世、应变、救国的力量,只剩得一些天生的朝气,或孟子所称的平旦之气,以及上文所说的四种特性的自然流露罢了。

 

这种朝气与特性的流露,到了相当的年龄,即大约在春机发陈期以后,原无待乎何种特殊教育启发,方才流露,教育所能效劳的,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点点调节与扶持的工夫而已。就今日的形势而论,因为缺乏扶持以致不调节的缘故,此种朝气与特性的自然流露几于无时无地不趋向流放与胶执的两个途径。

 

近年来的学生生活以及几次三番的学生运动,便是十足的佐证。在比较生性活动的青年学子中间,我们总可以发现大量的不负责任的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甚至于颓废主义者。在比较生性固执而自以为有主张、有理想的分子中间,我们又可以找到大量的成见极深,武断太甚,党同伐异,不是左袒,便是右倾的人。

 

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宜加入任何党籍,我现在还是这样主张,因为加入党籍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成一些能忠而不能恕的胶执分子,其于民族国家的不能有所裨益,和能恕不能忠的极端流放的分子,初无二致。不过私人的主张终究敌不过教育不瞅不睬的政策。

教育根本不管这一类的事,它只要教人能识字,能吃饭,能应文官考试,能做一个专家,便已算尽了它的能事。及学生活动因流放而轶出了范围,或因胶执而造成了若干朋党,彼此攻讦不已,于是向之不瞅不睬的静态又不得不一变而为大惊小怪与手足无措的动态。一个出了学校,已能识字,已有吃饭本领,已做文官,或已成专家的人,而在社会上犹不免作奸犯科,殃民祸国,教育对它的态度,也正复如此——一个瞪着眼的诧异与全不了解。种麻得黍,教育不问种的究竟是不是麻,而深以为黍的出现的大惑不解。近代的教育便常在这种迷惘的情态之中。

 

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叫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本文刊于《政学罪言》,观察社,1948年4月出版,原标题为“国难与教育的忏悔”。标题为编者自拟。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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