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富论和资本论的思想对比及其对当今中国的启示》一文的评论

原文地址： 《国富论》和《资本论》的思想对比及其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评论 156 财经​

　　（由于要写的比较多，没有在原文评论中回复）

　　这文章的前半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前的部分）写的相当深刻和有启发性，很难见到从理论角度分析这么深的文章。

　　按前半部分的思路写下去的话，应该继续从理论角度做文章，把苏联和中国前30年失败和失误，我们后40年的成功，以及未来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社会发展走向，都做更透彻的探讨。不过比较可惜，文章后半部分甩开了基础理论，而转入应用层面去研究社会公正，这还没有脱离中国人一贯的“学以致用”的短视和理论与实践的不均衡。

　　苏联的问题，或者说自马克思以来一直的理论认识缺失问题，是没有认清私有制不是当时唯一能严重限制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障碍，特别是，消灭私有制之后，国家或执政党能不能有能力承担设计、管理和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成败因素，如果不能做好的话，私有制的消除，社会生产的效率反而不如旧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做有限改良。

　　苏联的执政党没有经过艰难实践过程就上台了，上台之后依然没从理论高度去认识这个关键问题，所以才失败，这是理论根源。至于官僚体制僵化、经济发展失衡、民族问题政策失误等等，都是具体实践问题，属于应用层面而非基础理论层面的事。

　　中共情况不一样，是经过了长期艰难历程才成长起来并夺取政权的，实践经验、思想积累、组织建设能力等等，即使经历了文革的冲击之后，优势依旧明显。但中国人不善于从基础理论层面思考和突破是上千年的历史顽疾（这是我们缺席近代科学发展史并落后挨打百年以上的真正根源），这使得我们的执政党没有像斯密和马克思一样去选择最有效率的基础理论创新，而是选择了代价和风险更大的实践摸索，这包括模仿苏联和与苏联决裂论战，也包括各种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运动。而实际上，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前辈的理论要不要重建，这才是那时以来最该思考的问题。在前辈的理论框架内谁更正宗，谁可以和原理论中的什么阶级对号入座而被支持或打倒，却只是应用层面的事（说的不好听一点，是胡折腾）。我们当时的哲学基础和头脑并不妨害去这样思考问题，但上千年的传统却限制了我们的思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学以致用”等等都是这样的传统体现，只要是动手在干眼见有直接好处的事，总比去想一时间还用不上的理论靠谱。以上这些，是前30年我们有成绩但并不算完全成功的理论根源。

　　我们的后40年，则可以说在实践中学乖了，这有对前30年乱折腾反思的原因，也有与西方横向对比的因素。理论上认识不清楚的，我们依然选择不去研究基础理论，但不再胡乱摸索，而改为先选别人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去学习模仿；我们没把握的，则用小范围试验和双轨渐进方式去“摸着石头过河”。后40年在实践成果丰厚，在应用层面的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但基础理论依然是中国人的禁区。比之前30年，显然我们效率提升很多了，但依旧不是最高效的，因为我们的成功依然是主要依靠实践尝试，并没有成本更低的以高明的理论思维做先导。同时也应该说，西方对手也不够聪明。

　　以上，是我认为这文章本该做好的事。

　　原文是在讨论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但后半部分的转向却与他们二人的思维相当有差距——他们都是非常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学者，总结的规律也都集中在基础而非应用层面。本文说“马克思的思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追求社会公正……”，这一点我觉得不大符合实际。马克思宁愿把社会根本矛盾阐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不使用被更多人所理解的“社会公正与否”的概念，这倒是实在的事实。社会公正并不是本质性因素，它的改善只能作为生产力发展之后的“副产品”，不可能作为独立目标去实现。如果强要以它做最终社会理想去设计未来社会，不可能有前途和出路。也可以说，社会公正是思维过度偏向应用层面的一种体现。当然，我承认，即使在应用层面去研究问题，这篇文章后半部分也做得很不错，但的确浪费了前半部分的深度。以上是针对原文后半部分。

　　鉴于原文涉及了市场因素，下面专门针对市场经济举例说下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具体看法我不保证自己的绝对正确性，但我强调的不是观点本身，而是思维层次。

　　中国队市场经济的选择，历史上是个渐进试验摸索的过程（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是不断深化认识和对市场经济不断主动改造的过程。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改得与西方相当不同了，包括非常有特色的产业政策，也包括非常有效的各种调控手段，甚至还有西方不曾设想过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精准扶贫”，但却依然没人敢宣称我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经济模式。

　　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独立地并行投入资源做类似的产品研发和生产，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这种经济模式的效率，是用包括大多数失败者在内的所有参与者投入，去快速换取少数成功者的成果，从整体投入／产出比上说依然低效（只是比之前更落后的方式高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地域间和成员间的各种无限扩大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可控的不均衡性终将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并且市场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逆向调节能力，这是其低效的又一种表现。所有这些低效性，是不可能被未来生产力永远接受的。随着社会进步，“看不见的手”的作为，必须越来越多地被“看得见的手”所掌控和调整，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换句话说，传统的市场经济，肯定被新经济模式所取代。我们现在正在搞的，只是这种创新的开端，但我们依旧称自己在搞市场经济。

　　以上这样关于市场经济的思考，是以敢于触碰基础理论问题为前提的。在这样的基础层面思维之下，显然，西方经济的自由主义倾向，肯定是彻底与生产力发展分道扬镳的谬误；而在应用层面上再怎么努力做文章，我们最多只能说，在和你们西方千差万别的国情和具体条件下，我们的综合结果比你们好得多，你们没理由指责我们。而用实践来彻底否定对手的落后极端思想，需要的是相当漫长的矛盾冲突和对比过程。这就是基础理论的价值之一。认清未来发展的大方向，避免无谓的实践折腾代价，则是基础理论的另外价值体现。

　　回避基础理论思维，从历史上看，并不会带来短期的致命影响，但长期积累起来后果严重，特别是一个社会整体都缺乏理论思维的情形。而这也只是历史情况。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加速的，我们用了一百多年就可以在废墟上再次站起来，又用了70年就基本跟上了西方发展步伐，相较之前我们数百年的发展落后，说明衰落后复兴的时间在不断缩短。我们也许可以只靠现有优点超越对手，但不可能带着历史缺陷永远领先，因此，我希望学者们能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自己，扫除思维障碍，更多地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做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