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什么很多人向往和怀念民国?【续】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基本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土鳖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超过1700亿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拿出巨额款项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中,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里,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华尔街AIG的高管们,在公司亏本倒闭的边缘,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通过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当然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浩劫。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可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腐败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如果他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切记,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代表”了! 

  PS一记,我是直到现在都无法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投票的结果显示大部分的人还是愿意维持苏联,可最后还是解体了。要说这个体制确实是不给力,不过解体后的苏联又和民主哪里扯上关系了呢?自由倒是真特么够自由的。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齤齤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过于软弱或苛刻,甚至还会联合土匪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电灯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齤齤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图书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酒吧与赌场,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贩,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那些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我们以后再谈。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的“城中村”简直就是天堂了。 

  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班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电影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齤齤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后,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某些发明历史的自虐狂还真是应该抓起来关号子。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鼻子灌水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威胁恐吓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ZZ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ZZ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ZZ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ZZ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ZZ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 

  (四一二最近这方面的论文看了好多,这篇完事一会我也得黑一下土鳖,处在青葱岁月的土鳖那叫一个二啊)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这段我一直琢磨着,估计是看到情形不对跑路的国民党员会更多点。但四一二国民党杀了相当多的自己人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顺便“误杀”掉国民党内部的左翼分子)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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