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储蓄会：民国盛极一时的诈骗

1912年，法国人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7号成立了万国储蓄会，以“有奖储蓄”的办法吸引了我国民间大量资金，在我国风行了20多年。万国储蓄会的创办人之一是法国人班顿，他在鸦片馆结识了中国烟客唐伯超，两人臭味相投且囊空如洗，想出了一个借有奖储蓄的名义敛财的勾当。

1912年3月，经北洋政府财政部批准备案以及上海法国总领事署注册登记，万国储蓄会于8月正式开张。班顿领衔董事长，另外两位法国人西古和法诺担任常务董事，轮流做经理。经理室下面设新会、借款、出纳、会计、业务推销等部门。注册资本额为规银4万两，但实到账一半。

万国储蓄会最先发行一百元票面的小额奖券，规定五年还本。看到多数储户只关心奖金，对还本期限不甚在意，又改为十年还本。最后将有奖储蓄固定为全会、半会、四分之一会三种。全会每月存储12元，半会每月存储6元，四分之一会每月存储3元，规定15年期满后分别发还本金2000元、1000元、500元。每月开奖一次，按照储蓄单的号码中签领取奖金。以全会为例，特奖一个独得5万元，头奖50个各得2000元，二奖50个各得300元，三奖50个各得200元，四奖50个各得100元，尾奖1万个各得12元。给人以每月存入12元，可得奖金、得利息、分红利的印象。奖金每月从所收存款总额中提取，该会每月印发全会会单号码约10万号左右，10万号收入存款总额为120万元，从中提取25%作为奖金，计30万元。其余90万元则投资实业、套取外汇，收取巨额利息。

万国储蓄会大力宣传和推销有奖储蓄业务，经常刊登大版面的新闻，宣传其开奖、中奖信息，如1926年春，山东省总分会的一则公告:“请看去年9月份开奖得特奖储户曹县李酉山及东明县李筵升等，入会仅年余，各缴储款四五十元，即各得特奖6854．5元。又本年2月份开奖得特奖的青岛储户蓝记君入会仅10个月，缴款只30元，即得7272．25元，何幸如之。”这些宣传对百姓具有十足的吸引力，许多储户认为以小博大比存普通银行合算，实际上，如与当时银行零存整取利率作比较，2000元在银行存满15年，所得本息应在5500元以上。但投入万国储蓄会满15年后归还的却仅仅2000元本金，相差的3500元利息都落入万国储蓄会腰包。所以除了侥幸中得头奖的储户之外，其余90%以上的均是输家。

另外，章程对储户设定了种种严厉限制，只要储户稍有违反，所执会单就将失效或被没收。储户如果要中途退会，储款不满两年则全数充公；存满两年、交足288元储款才能享受还本权利，但是要扣除中途退会罚金，只能取回原来储存数目的三分之一。储户交款日期以开奖前一天的上午为限，过了中午12点就拒不接受，作为欠交；逾时欠交储款，即使中奖也不能领取。

在万国储蓄会的营销策略之下，储户储款快速增加，1934年前后，其业务到了极盛时期，遍布全国各省市县以及较富庶的城镇，存款总额超过两亿，而同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总数也不过一亿余元。这时，人们对这场圈钱的骗局也逐渐清醒起来，1933年，我国经济学专家马寅初首先在报纸上对这场诈骗黑幕给予了揭露和抨击。

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压力下，下令禁止国人参加未经核准的有奖储蓄，逼迫万国储蓄会从内地全面撤出，结束所有分支会工作，退缩至上海、汉口、青岛、天津、广州五处，凭借租界负隅顽抗。储户纷纷要求退款，引发了储户的挤兑风潮。

抗战期间，万国储蓄会一度想重振业务，但是已经没人买账了。直到1937年冬，青岛分行发还部分会本，还有大量尚待清理的储户，一律移归上海总会办理。银行博物馆藏有一张万国储蓄会1938年11月发行的奖券存单，说明此时仍有市民侥幸去存款。直到1955年9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万国储蓄会全部财产抵偿部分债务一事备案并发出通知。万国储蓄会终于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