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勤福 | 唐代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的礼仪属性问题

作者简介：汤勤福，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山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章原刊：《史林》2019年第6期。（由作者提供文本，因微信排版的限制，注释删除）

提要：开元二十九年，玄宗所置玄元皇帝庙并非太庙，它属于古代礼制中的先圣祭祀，与文宣王庙、武成王庙性质相同。《新唐书》所载之高祖庙不在太原，而在龙门县，其性质是地方神祠。天宝二年，玄宗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这是玄元皇帝庙从先圣祭祀转向道教宫观祭祀的重大转折之一。天宝八年加“圣祖”及高祖以下诸帝尊号，并规定每至禘祫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昭穆，有认祖归宗之味，使太清宫祭祀朝着“太庙”发展。天宝九年规定太清宫及太庙祭祀改为朝献，南郊之前依次祭祀太清宫、太庙，使太清宫具备与太庙的同等重要地位。天宝元年亲享玄元皇帝庙，将玄元皇帝庙的礼仪纳入国家礼典规范中去了，道教科仪渗透到国家礼制之中。

 中华礼制自诞生以来一直有祖先崇拜的传统，这种祖先崇拜便是祭祖礼，它与祭天、祭地合为祭祀的三大祭祀对象，这便是吉礼的内容，是国家祭祀最为重要的方面。隋唐两宋当然也不会例外。道教从源头上来说，它并不以崇拜祖先为基点，而是求长生、求成仙为主要目的。因此，道教从源头上来说与中华礼制并不合拍。然而，在唐朝道教对国家礼制的渗透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即道教宫观祭祀带有某种祭祖性质，因而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

一、玄元皇帝庙并非太庙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令两京及诸州设“圣祖”玄元皇帝庙，这是唐代道教史上一件大事，涉及诸多问题。

这里先辨析开元设立玄元皇帝庙是否具有太庙性质。太庙祭祀是帝王祖先崇拜的主要体现，它有严格的礼制规定。首先是对太庙所设置的地点有严格的规定。按照古已有之的庙祭之礼，太庙必须设置于国都，它属于国家礼典中最为重要的祭祀内容之一。贞观九年，太宗欲在龙兴之地太原为高祖设庙，但遭到儒臣们的强烈批评。如深明礼制的颜师古声称“究观祭典，考验礼经，宗庙皆在京师，不欲下土别置”，指出郡国造庙“爰起汉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渐广，大违典制”，故他强调太宗拟设高祖庙是“增立寝庙，别安主佑，有乖先古，靡率旧章”。颜氏观点非常明确：国家设立的宗庙（即太庙）只能在京城，地方设庙则离经叛道。由于大臣反对，太宗便停止在太原设高祖庙。需要注意的是，玄宗设玄元皇帝庙时，除两京外，诸州均有设置，这与设置皇帝太庙的常例就完全不同。何况唐朝在高祖时已设立了太庙，作为中央政府，庙外设庙自然是不可取的，是违制的。如果将它视为郡国庙，那么它也违反自古以来的设庙原则，类似于违制的汉初轻率之举。

其次，太庙对祭主及陪祭有严格规定。至少自西周以来的礼制，太庙主要祭祀对象是自太祖（或始祖）以下的若干代皇帝及其配偶，而且大宗与小宗、太祖与始祖都混淆不得。郑玄注《曾子问》“大庙火”云：“大庙，始祖庙。宗庙皆然，主于始祖耳”，大庙即太庙，其祭主即始祖，这是指天子之庙。按照郑玄说法：“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灵而生，若稷、契也。”这都是说大宗。而小宗，郑玄注《丧服小记》“别子为祖”条有明确解说：“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也”，“谓‘祖’者，别与后世为始祖，谓此别子子孙为卿大夫，立此别子为始祖”，显然，此始祖并非是大宗“天子”、“诸侯”之始祖。

我们先看李唐设太庙情况。《唐会要》有李唐建太庙的明确记载：“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资治通鉴》载武德元年六月“己卯，祔四亲庙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简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妣独孤氏曰元贞皇后；追谥妃窦氏曰穆皇后。”也就是说，李唐初建，太庙仅祭高祖李熙以下四代。

李唐认老子（老君）为“祖”也始于高祖时：“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羊角山是否遇老叟另当别论，但高祖认老子为祖先确有其事，反映其攀比前代圣人，以此抬高李唐政权神圣性之心理。需要强调的是，高祖尽管认老子为先祖，但并未将老子作为始祖迎祭于太庙，而是另立老君祠于羊角山，此祠当属于道教性质。然终高祖之世，未见有老君入太庙的记载。需要注意的是，唐初仍以亳州老君庙为祖庭。如太宗贞观十一年七月“丙午，修老君庙于亳州，宣尼庙于兖州，各给二十户享祀焉”；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两段史料都可看出太宗与高宗是以亳州老君庙为祖庭的，与前代尊亳州老君庙为祖庭没有不同。

贞观九年，太宗命有司详议太庙制度。据《唐会要》记载，谏议大夫朱子奢认为：“诸侯立高祖已下，并太祖五庙，一国之贵也。天子立高祖已上，并太祖七庙，四海之尊也……伏惟圣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严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庙，用崇大礼”，岑文本等人也依据“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要求立七庙，“制从之。于是增修七庙，始崇祔宏农府君（重耳），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焉。”原注有：“初议欲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竟从之。”显然，朱子奢虽然提及“圣祖在天”，实际上当时太宗与诸大臣都未将老君作为“始祖”。有唐一代每次议庙制，始祖、太祖究竟为谁，大臣们有不同意见，但从未见将老君视为“始祖”的观点。需要注意的是，贞观十一年七月修亳州老君庙，也没有把老君请入太庙。从这一态度可以看出太宗仍未将老子视为始祖。

高宗乾封元年三月，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至武后永昌元年则改回称老君，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恢复太上玄元皇帝尊号，但均未见有迎老君或玄元皇帝入太庙的记载，也未见特意在京师设置老君庙或玄元皇帝庙的记载。显然李唐至中宗时都仅承认李耳为“圣祖”，而非始祖。

二、开元设玄元皇帝庙的性质

到玄宗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元二十九年五月，玄宗称梦见老子，故“令图写真容，分布天下”，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天宝元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声称：“玄元皇帝降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玄宗遣使赴函谷故关令尹喜台西得之，“于是置玄元皇帝庙于大宁坊西南角，东都置于积善坊临淄旧邸。”这是李唐政权明确在京师设置玄元皇帝庙的记载。

既然玄元皇帝庙设在国都，那么就有必要辨析该庙与太庙（宗庙）的关系，以确认其性质。我们认为：玄元皇帝庙与太庙无关，是不同性质的两种祭祀系列。

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李唐皇帝认定老君（玄元皇帝）是其祖先，那么设立该庙可以认定为“家庙”性质，属于一个系列的祭祀。其实这样说法并不能站住脚。因为皇帝（天子）的家庙便是太庙，至少从西晋建立五礼体系后，中原王朝（包括南朝政权）不存在国都的太庙之外再设立家庙的问题，也找不出这样的例证。其次，退一万步说，即使暂且承认玄元皇帝庙具有“家庙”资格，那么这一家庙除了祭老君之外，还需要祭祀其他先祖，但实际上玄元皇帝庙没有其他李唐先祖的神主或圣容陪祭，却雕刻玄宗及李林甫、陈希烈像置于其中，一般家庙无“生人”陪祀的先例。这也反证玄元皇帝庙并非家庙性质。另外，如果把玄元皇帝庙等同汉代设太庙、郡国庙一样，那么至少在京师不应当单独立庙，而应该将其迎入太庙祭祀。换句话说，玄宗必须把太庙中供奉的七位先祖中祧出其中一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时，地方玄元皇帝庙作为祭祀先祖之地（郡国庙），那么也应当有已去世皇帝陪祀。由此可见，尽管玄宗口口声声称老君为“圣祖”，事实上从礼制角度来看，并未把“圣祖”列入始祖（先祖）祭祀，换句话说，玄元皇帝庙之性质不能归类于太庙祭祀。

其实，玄宗确实从未将老君视为始祖，因为他心中另有始祖：“昔契敷五教，殷以为祖，稷播百谷，周以配天。况咎繇迈种，黎人怀德，我之本系，千载弥光，敬追尊为德明皇帝。”咎繇即皋繇，《汉书·古今人表》列为第2等。其追尊德明皇帝事，《资治通鉴》系于天宝二年三月壬子。显然，玄宗是把皐繇视为与殷奉契、周奉稷一样的李唐始祖，而老君显然不是玄宗心目中的始祖。

既然玄元皇帝庙不属于太庙祭祀系列，即不是“家庙”系列，那么它的性质究竟如何？我们认为开元二十九年玄宗设立玄元皇帝庙，属于中国古代“先圣祭祀”性质。

“圣祖”老子是道家创始人，道教亦奉为列祖之一，因此，为“圣祖”立庙符合古代礼制为“先圣”立庙原则，尊其为“玄元皇帝”也不违反后世赐先圣美谥的惯例。实际上，玄元皇帝庙之性质与文庙祭孔子、武庙祭姜太公毫无二致，都属于先圣祭祀之例。只不过老君姓李，与李唐同姓，故认祖后获得“皇帝”这一尊号。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论证它是先圣祭祀。例如，玄宗当时规定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这就与文宣王庙设太学一样，与唐代庙学体系完全吻合，因而可证是先圣祭祀。有区别的是，文宣王庙崇儒，玄元皇帝庙崇道。

玄宗以“圣”字取名，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一“圣”字又与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丙申）一段史料可以互证：

丙申，诏：《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

按《古今人表》分9等：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而老子属第4等。孔子与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属第1等，颜渊、闵子骞、皋繇等属第2等，宰我、子贡等属第3等，显然老子等第不高。勅中所说按照《汉书·古今人表》将“玄元皇帝升入上圣”，“上圣”即上上圣人，即玄宗视老君与孔子等“上上圣人”一样，如此来抬高圣祖老子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在唐之前许多著述中，已经谈论到夏、商、周乃至后世诸朝始祖之事，列入《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周公、孔子从未被称之始祖迎入过哪朝的太庙，但作为先圣则历代奉行不辍。直至唐初，唐人还说过“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事实上，高祖武德二年六月诏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二月还亲临释奠，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到太宗贞观二年（628），经房玄龄、朱子奢等人的奏请，才确定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的释奠礼的定制。由此可见，将老君升格为上圣，建祠祭祀，是符合唐初先圣祭祀的礼制规范的。尽管唐廷将玄元皇帝视为圣祖，但从立庙祭祀来看，并非是以“先祖”身份立庙的，而是以道家“先圣”身份立庙，在我们看来，先圣祭祀决不能等同于国家礼典中的祖先祭祀，两者是不同性质的祭祀。

最后还需要分辨上面提及的贞观年间太宗拟设高祖庙之事。实际上，太宗虽欲在太原建高祖庙，但遭到反对，于是只得“许其奏，即日而停”，即放弃修筑了。然而《新唐书•地理志三》却载龙门县有“高祖庙，贞观中置”一语。此庙确实存在，那么就需要考虑是不是太宗下诏设置的问题。我们认为该庙不是太宗所设，因为上引“即日而停”已经充分说明太宗并未设置高祖庙。其实，如果真是太宗下令所设，必然在《太宗实录》中留有记载，五代依唐代实录修《唐书》时当应看到，如此大事理应记载于史。然而在《旧唐书》并无记载，那么可视为《太宗实录》无此记载，因而欧阳修之说值得怀疑。这一判断，我们还可以从旁证资料来加以印证：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最为重要的地理典籍，也未载录龙门县有高祖庙。据笔者所见，在现存资料中，最早记载高祖庙者当是宋初乐史，其著《太平寰宇记》卷四六载：“唐高祖庙，在禹庙南绝顶上，画作行幸仪卫之像，盖义宁初义旗至此处也。故万春县，唐武德五年割龙门县置，属泰州。贞观十七年废泰州，地入龙门县。”《太平寰宇记》虽提及高祖庙，但并未说此庙是贞观年间设置。《新唐书》可能把“贞观十七年废泰州，地入龙门县”一语，误说成是贞观年建庙时间了。况且，《新唐书》所载之高祖庙不在太原，而在“义宁初义旗至此处”的龙门县（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如果不是太宗下令修筑的，极有可能是地方官员拍马溜须而建，其性质实与普通地方神祠无异，并非是国家祭祀应该包括的内容。

三、玄元皇帝庙设置时间及性质转变

那么，玄元皇帝庙是否一直是先圣祭祀？其性质后来有无改变？我们认为需要从玄宗设置玄元皇帝庙的时间谈起。据《旧唐书·玄宗纪》载：

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

就这条史料来看，玄宗初置玄元皇帝庙与文宣王庙无异：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老》《庄》等道家著作而未提其他道教著作，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崇玄学中的生徒如同国子学、郡学学习儒家著述的生徒一样，能以明经入仕,这一记载显然只有道家气息而无道教气息。

不过，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癸未朔，并无丁丑日。宋人似乎看出时间有问题，如《新唐书·选举志》称：“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玉海》抄录此段，下有注“则崇玄学之肇于此”，两书均未说具体时间。其实，《旧唐书·礼仪志四》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己丑实为正月初七，这是玄宗下诏设置玄元皇帝庙的时间。

其实，史书中设置玄元皇帝庙还有另外一个时间，《新唐书》载：

玄宗既已定《开元礼》，天宝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时，神仙道家之说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凤门。”乃建玄元庙。

《新唐书》称建玄元皇帝庙在天宝元年田同秀声称见玄元皇帝降丹凤门之后。田同秀见“玄元皇帝”事，《旧唐书》系于天宝元年正月甲寅，正月丁未朔，甲寅当为初八，《资治通鉴》亦系田同秀之言在天宝元年正月甲寅。然《唐会要》系于“天宝元年正月七日”。其实《旧唐书》有这样的记载：“天宝元年正月癸丑，陈王府参军田同秀称于京永昌街空中见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玄宗，仍云桃林县故关令尹喜宅傍有灵宝符。发使求之，十七日，献于含元殿。于是置玄元庙于太宁坊，东都于积善坊旧邸。”换句话说，田同秀看到“玄元皇帝降丹凤门”在癸丑（初七），次日奏告玄宗。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是第二次下诏，诏中明确了京、都置庙的具体地点。

但从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到次年正月正式决定在长安太宁坊和东都积善坊旧邸建造玄元皇帝庙，由于史料匮乏，我们无法了解这一年中玄元皇帝庙选址、集材乃至生徒招取、祭奠等一系列问题。但可以知道的是，玄宗于天宝元年二月“辛卯，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这一新庙当是长安太宁坊之玄元皇帝庙。自正月初八下令置庙到二月十五日（辛卯）亲享新庙，一共才39天，因此太宁坊之玄元皇帝庙完全有可能象东都积善坊旧邸一样来改建的，而非重新建造。依此推测，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玄宗诏令两京及诸州置玄元皇帝庙，到天宝元年二月十七日间，即使没有新建玄元皇帝庙，可能也有临时祭祀玄元皇帝的场所。

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丙申）又是一个重要转变的时间节点。这天玄宗诏升老君为“上圣”，而诏改“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这一资料可以清楚看出，在玄宗君臣的推动之下，具有“先圣”性质的道家玄元皇帝庙已开始转化为道教宫观。从先圣道家祭祀到道教祭祀的过程正式完成的标志，是老子升为上圣、庄子等人封为道教之“真人”，道家的著述易名为道教的经典。到天宝二年三月，玄宗干脆“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九月）辛酉，谯郡紫极宫改为太清宫”，至此，连“庙”的称呼都抹掉了，完全用道教宫观名称来供奉“圣祖”。这是玄宗时期玄元皇帝庙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第二次重大转折出现在天宝八年之后，《旧唐书》载：

（天宝）八载六月，玉芝产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浑称于金星洞仙人见，语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而得之。闰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宫，加圣祖玄元皇帝尊号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号并加“大圣”字，皇后并加“顺圣”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赦。自今已后，每至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昭穆。太白山封神应公，金星洞改嘉祥洞，所管华阳县改为真符县。两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真符玉芝观。

这段史料中，不但可见玄宗从高祖到他本人都加尊号，还将“太白山封神应公”，“两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真符玉芝观”，而且“每至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昭穆”，确实极大地抬高了圣祖地位，将尊崇道教推向了高潮。必须指出的是，此时太清宫性质虽仍属道教宫观，但是，玄宗同时加“圣祖”尊号与高祖以下诸帝尊号，并规定“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昭穆”，似有“认祖归宗”的味道，朝着“太庙”祭祀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因此这又是太清宫祭祀性质重大转变表现之一。到天宝九年十一月己丑，“制自今告献太清宫及太庙改为朝献，巡陵为朝拜，告宗庙为奏，天地享祀文改昭告为昭荐，以告者临下之义故也”，十年正月“壬辰，朝献太清宫。癸巳，朝飨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礼毕，大赦天下。太庙置内官，供洒扫诸陵庙。”至此，将太清宫“告献”改为“朝献”，使它完全具备与太庙的同等地位。从礼制角度来看，玄宗以“制”的形式规定的郊祀顺序：先朝献太清宫，次朝飨太庙，次南郊，然后大赦天下。太清宫祭祀进入了南郊这一国家重大礼制中去，而且规定朝献太清宫列在太庙之前，极大地抬高了圣祖之地位。这一礼仪顺序大致沿袭至唐末没有多少改变。

从玄元皇帝庙到太清宫的变化，充分体现出玄宗对“圣祖”老子祭祀的看法的变化：从传统礼制中的道家先圣祭祀转化为道教教主的祭祀，同时又将这一教主认作圣祖，从礼制上认定其具备“先祖”身份，并规定在太清宫序昭穆，至此太清宫“兼有道教宫观与皇家宗庙的双重性质”！

应当强调的是，玄宗这一做法确实不符合传统礼制，然而却没有遭到类似太宗设高祖庙时那样的反对。究其原因，初设玄元皇帝庙属于道家先圣祭祀，自然群臣不会反对，而后来的太清宫中的“圣祖”只要不迎奉至太庙之中，将圣祖作为道教教主加以祭祀，即使在其面前序昭穆，那么并不严重违反传统礼制，如此就维护传统礼制中太庙祭祀的“纯洁性”；而被称为圣祖，则抬高了唐代帝王“圣裔”的血统，于礼无妨，两全齐美！

四、从享祀仪式看太清宫的属性

据元人骆天骧《长安志》引：“《礼閤新仪》曰：开元二十九年，始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依道法醮。”按此记载，初置玄元皇帝庙时是按道教醮仪行事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始诏建玄元皇帝庙，即尚未建成，自然不存在实施过道教醮仪。正式见于记载的享祀是天宝元年二月辛卯：“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即玄元皇帝新庙于天宝元年建成，玄宗有过亲享仪式。据《天宝改元制》记载：“可以来月十五日祔玄元皇帝庙，十八日享太庙，二十日有事於南郊。宜令中书门下与礼官等，即详定礼仪，具录闻奏。”这里对自玄元皇帝庙到南郊礼仪，要求中书门下与礼官等详定奏闻，显然已经将玄元皇帝庙的礼仪纳入国家礼典规范中去了。不过，其亲享仪式究竟如何，史无明据。

天宝二年三月，玄宗改西京玄元皇帝庙为太清宫后，其祭祀仪式尚有蛛丝马迹可寻，《旧唐书》载：

初，太清宫成，命工人于太白山采白石，为玄元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衮冕之服，缯彩珠玉为之。又于像设东刻白石为李林甫、陈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为杨国忠之形，而瘗林甫之石。及希烈、国忠贬，尽毁瘗之。

这里的太清宫即玄元皇帝庙，庙中曾设玄元圣像，旁有玄宗像及一些大臣像侍立，惜无具体仪式。同卷另有记载：

十载正月，有事于南郊，于坛所大赦。制：“自今已后，摄祭南郊，荐献太清宫，荐享太庙，其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斋所具羽仪卤簿，公服引入，亲授祝版，乃赴清斋所。”

“四孟月祭，尊为九宫贵神，礼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宫太庙上。用牲牢、璧币，类于天地神祇。”玄宗亲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宰相为之。

这里所说：“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斋所具羽仪卤簿，公服引入，亲授祝版，乃赴清斋所”、“用牲牢、璧币，类于天地神祇”，都没有采纳道教醮仪，还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传统仪式。德宗贞元时王泾奏上的《大唐郊祀录》卷九《荐献太清宫》有详细记载，可关注者有几点：其一，与上述《旧唐书•礼仪志四》相比，多了“行香”仪节。行香原是佛教仪节，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已经采纳，此可视为采纳道教仪节。其二，“图肃宗真容”确有其事，其像为石刻，带有道教意味。其三，“今上在位，四时有事郊庙，皆先朝谒，令道士洒扫焚香也”，今上指德宗，令道士洒扫焚香，明确指出道士在郊庙祭祀过程中的主要任务不过“洒扫焚香”之类。其四，太清宫有御斋和斋院，御斋是供皇帝所用，而斋院供陪祭公卿和道士所用。其五，荐献之馔以素位雅洁之物，朝献行三献、上香之礼；其拜跪之节，亦与郊庙之仪相同。其六，初置太清宫，“有司草仪，用祝策以行事”，后“以非事生之礼”而改为青词，并为恒式。显然，这种朝献还是以传统礼仪为主，但确实含有一定的道教因素，如道士所居斋院、行香、朝谒前“令道士洒扫焚香”。需要强调的是，在郊庙前的朝献中不含有醮仪是肯定的，这与《旧唐书》记载吻合。至于荐献采用“素位雅洁之物”，倒是道教所提倡的不血食的观念，只不过是皇帝于道观中举行仪式，自然要“尊重”道教而已。还需要补充的是，这里讲的是朝献仪节，而平时在某些特定时间的道教活动，自然当举行醮仪，完全是道教科仪，但这与国家祭祀无关。约生活于唐末的高彦休曾记载道：“明皇朝，崇尚玄元圣主之教，故以道举入仕者，岁岁有之。诏天下州府立紫极宫，度道流为三元朝醮之会”。所谓“三元朝醮之会”，即每旬初举行的醮斋仪式，故太清宫确有道教仪式存在，但它不属于国家祭典。

当然，还值得注意的是，王泾《大唐郊祀录序》并非国家颁布的礼典：

微臣谬参绵蕝，久历岁时，每仰丝纶，辄书故实，谨集历代郊庙享祀之要，及圣朝因革沿袭之由，伦比其文，各标篇目，裁为《大唐郊祀录》十卷。其中义有同异，皆随文注释；神位升降，并写而为图；祝史陈告之词，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编於次。谨诣光顺门随表封进。伏望颁诸东观，庶有补於将来，上表陛下教敬之原，下伸微臣蚁术之望。无任屏营恳款之至。

此序中自称“朝散郎前行、河府密县尉、太常礼院修撰”，属礼官无疑，然“伏望颁诸东观，庶有补於将来”一语却明确了它是“私修”性质，不是国家诏修或正式颁布的礼典。当然，此书仍是根据唐朝相关礼仪因革沿袭而撰，是具体行用的礼仪，其内容则可视为国家礼典内容。从上述所引明显看出，就太清宫朝献仪式而言，确实没有太多道教科仪因素，直到武宗会昌元年，大臣奏章中仍称：“今太清宫荐告，皆用朝谒之仪”。显然，我们不必夸大太清宫中的道教因素，因为作为主要仪式的朝献确实没有含太多的道教因素。尽管如此，作为一所道教宫观，所采纳礼仪为传统享祀之仪，确实与其他宗教场所不同，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据《旧唐书》载，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均荐献过太清宫。文宗曾下令停止此项荐献，开成三年五月乙亥诏：“诸道有瑞，皆无得以闻，亦勿申牒所司。其腊飨太庙及飨太清宫，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此诏规定腊飨太庙、飨太清宫、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文宗到僖宗朝未见荐献太清宫的记载。昭宗一继位，便于“龙纪元年十一月丁未，朝献于太清宫；戊申，朝享于太庙；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此是昭宗朝荐献太清宫唯一记载。昭宗薨于天祐二年四月，哀宗继位，五月庚午，勅所司定当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六月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前使裴枢充宫使日，权奏请玄元观为太清宫，又别奏在京宏道观为太清宫，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禋，先谒圣祖庙。宏道观既未修葺，玄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所，其玄元观请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诏从之。“十一月丙辰，（朱）全忠自正阳渡淮而北……丁卯，至大梁。时哀帝以此月十九日亲祠圜丘，中外百司，礼仪法物已备。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坛习仪。而裴迪自大梁回，言全忠怒蒋元晖、张廷范、柳璨等谋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元晖、柳璨大惧……十二月庚戌，勅：‘朕以谬荷丕图，礼合亲谒郊庙，先定来年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宫闱内乱，播于丑声，难以惭恧之容，入于祖宗之庙。其明年上辛亲谒郊庙宜停。’”显然，哀帝曾打算南郊前荐献太清宫，只是害怕朱全忠而不敢进行。

总而言之，唐代玄元皇帝庙祭祀与国家太庙祭祀不是一回事，因此它与传统的祖先崇拜并不完全吻合。就玄宗立两京玄元皇帝庙而言，其初是先圣崇拜的产物，与祭祀孔子毫无二致，只不过玄宗炫耀老子为“圣祖”而已。从玄元皇帝庙转而向太清宫的演变，说明它既然不是太庙祭祀，因而只能朝着“道教线路”发展而成为道教宫观。但是，玄宗诏令于玄元皇帝前序昭穆、太清宫与太庙祭祀置于南郊大礼过程之前，最终使道教科仪渗透到国家礼制之中。对唐代帝王来说，可以把“老子”当作自己“圣祖”炫耀而感到无上光荣，对那些坚持儒家传统的官员而言，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不伦不类的祭祀，从这点来说，太清宫祭祀才带有国家祭祀与道教祭祀的“双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