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之一”看现代中文的困境

将近2020年了，回过头来再看“最……之一”这种说法到底合不合理，算是老调重弹了。“最……之一”的问题，学术圈子和网络上都争论了很久。时间久了，大家似乎也慢慢接受了这个说法。今天，准备从“最……之一”的问题聊起，谈谈现代中文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当前现代中文的困境。

“最……之一”这个东西，中文里本来没有。这个表达方式是以英语、拉丁语系等为代表的屈折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最……之一”在英语里的原文，就是： one of the 形容词最高级 + 名词。举例：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ient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形容词最高级翻译成中文时，通常翻译成“最+形容词”的方式；而“one of the”自然对应着“……之一”。所以按照这个逻辑，上面这句话就翻译成了：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这么翻译，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懂。可在“传统”的中文里面，是说不通的。因为中文里面，“最”一般对应单个的概念。“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就说明只有一个。如果有两个科学家，影响力一样大，那么就没有“最”这个说法了。

这就是最初反对“最……之一”这个表达方式的人的理由。

之所以会有这种问题，根源在于中文不是屈折语，对性、数的区分并不和词本身绑定。比如，中文里可以说“我女儿要是嫁了这种人，能把我气死”，而英文、法文等语言里，“我女儿”就必须说明到底是一个女儿还是几个女儿。即便在这句话里，单复数并不重要，在英文、法文等语言里，语法就规定了一定要在单数复数里选一个，否则句子写不出来。又比如，中文里可以说“村里施工，挖出了一尊神像”。而在英语、法语等语言里面，“神像”到底是男神还是女神的像，就一定要明确了，否则句子也写不出来。屈折语的特征，就是某些特性和词根完全绑在一起。而用这种语言来思考，你就没法把绑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在 one of the 形容词最高级 + 名词 这个表达里面，“最高级”这个概念是和形容词绑定的，而名词的单复数自然是与名词绑定的。所以英语等西方语言里面，“最高级”是否有单复数，就没有被考虑进去了。

那么英语等西方语言里，one of the 形容词最高级 + 名词 的单复数问题是怎么从逻辑上解释的呢？从形容词最高级的解释来说，“最高级”并不表示“最”，而是“最高”的“级”。也就是说，“most influential”对应的并不是“最有影响力的”，而是所有“有影响力的”的级别里，最高的那个“级别”。中文里面，“最+形容词+名词”的时候，“最”同时作用在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的偏正短语上。而“most”作用的范围仅限于形容词，将形容词转换为一个“级别”的概念。举例来说，中文里面说“世界之最”，并不需要加形容词，因为“最”本身就是同时修饰偏正结构短语的副词，“世界之最”省略的是后面的偏正结构短语，比如“世界上最小的鸟”、“世界上最大的蛋糕”，而不是仅仅省略形容词。而我们说“We need to call out the richest stealing from the poorest”的时候，“the richest”和“the poorest”都指代一个“级别”，然后将级别名词化，而不是直接指代一个具体的对象。

因此，“最……之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文的“最+形容词+名词”和西方语言中的“形容词最高级 + 名词”结构并不对应。“Einstei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ientists of the 20th century”准确的意思应该是：如果把20世纪的科学家按照影响力分级的话，爱因斯坦是影响力最高的那个级别里的一人。这么翻译的话，就没有中文“最”使用不当的问题了。

当然，这样翻译起来未免太绕了。但中文里也有对应的地道说法。比如，我们可以这么说：

论影响力，在20世纪的科学家中，爱因斯坦不说是最大的，也不远矣。

或者这么说：

爱因斯坦的影响力，不输于20世纪任何一位科学家。

不过，换成地道中文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这个影响力是对谁的影响力呢？是对物理学界的影响力，还是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力呢？是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还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呢？在地道中文的逻辑里，我们似乎更应该这么说：

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影响，不输于20世纪任何一位科学家。

或者这么说：

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输于20世纪任何一位科学家。

另外一个小问题是：爱因斯坦这个级别的科学家，到底是个什么群体？是只有几个人，还是有一大群人？他们和其他科学家，影响力是有天壤之别，还是一个连续光谱？我们也不知道。在地道的中文表达里，我们一般这么说：

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在20世纪科学家中名列前茅。

或者说，

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20世纪科学家中能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屈指可数。

反过来看原文，在英文里显得没什么问题的一句话，到了中文里，就发现少了点东西。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英语等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说起了。

如果你仔细研究 one of the + 形容词最高级 + 名词 这个表达方式，你会发现它在20世纪初开始流行。在此之前，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介绍词：

Let's welcome Dr. McGill, the most influential physiologist of the great Britain.

但到了20世纪，介绍词慢慢变成了：

Let's welcome Dr. McGill,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hysiologists of the great Britain.

为什么要加one of 和名词复数？19世纪的时候，通讯还不发达，教育也没有那么普及，给大不列颠的生理学家排个序，可能很简单，即便Dr. McGill排老二，台下的观众也不了解。进入20世纪后，生理学家也多了，无线电、电话也普及了，老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台下的观众也不接受了。所以无论是为了商业互吹，还是防止胡吹过头，人们都需要发明一个表达方式来委婉一下。于是就有了“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hysiologists”这种说法。

我们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表达方式的逻辑陷阱。首先，英语的形容词+名词组合中，有一个常见的陷阱，就是形容词滥用。将本来应该用从句或短语解释的概念，转为修饰语填充到偏正短语中去。上面的“influential”就是典型例子。所谓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影响，影响什么东西或者影响谁？变成形容词后，就可以省略掉了。

其次，将名词变成复数，就模糊了数量的问题。Dr. McGill 是不列颠“最有影响力的生理学家”之一。“最有影响力的生理学家”有几个人？10个？20个？200个？不知道。他们比“影响力低一级的生理学家”，差距在哪里？差得大吗？不知道。当然，在比较明确的上下文里，这不是问题。比如爱因斯坦，我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科学家，科学史上也就那么几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不过，在比较模糊的上下文中，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漏洞”的作用了：

金·柯拉教授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跨性别性心理分析学家之一。

​乍一看这句话，我们似乎会觉得这个金·柯拉很厉害，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必然是个权威学者。然而这是真的吗？“跨性别性心理分析学”是个什么学科？世界上有多少个“跨性别性心理分析学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其他的学者，数量差多少？影响力差多大？这里说的影响力，指的是对谁的影响力？读完这句话，我们对以上的问题一个也回答不出来。

如果我们发现，所谓的“跨性别性心理分析学”是几年前才开始提出的一个概念，世界上也就只有几个人刚刚开始研究，各自带了几个研究生，而这个金·柯拉教授也不过是新德里大学新招的一个荣誉教授而已，之前是研究吸毒人群心理的，那么我们对上面这句话自然会有新的看法。

然而，如果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不加思考，不加查证，可能最初“这个金·柯拉很厉害”的印象就一直留在脑海中了。

这就是 one of the + 形容词最高级 + 名词 这种表达方式发挥作用的一个场景。

所以，为什么中文要有“最……之一”呢？除了翻译的时候机械跟随西方语言范式以外，相似的需求恐怕才是背后的主要因素。而大部分中文使用者，不加分析地使用“最……之一”，又使得这个句式“顶替”了原本更加丰富、更加准确的传统句式，将后者“排挤”出了常用表达方式的舞台。我们老说，现在中文太口语化了。可实际上，我们见得越来越多的，是带有西方语言范式或受其影响的句式，慢慢取代中文的传统句式。

这就是现代中文在西方强势话语权下被动“update”的困境。

这个现象背后，原因很多：崇洋媚外、互联网环境方便文字抄袭、自媒体时代崇尚快餐文学、阅读碎片化等等。这里不讨论原因，仅描述现象。西方语言的语法、逻辑、语言范式，越来越快地渗透到现代中文里来，而西方语言本身又是顺应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流行文化不断改变的。两者共同作用下，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中文慢慢变得“吃力”了。

“吃力”表现在两个地方。首先，是前沿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吸纳速度跟不上更新速度，前沿人员放弃翻译，而放弃翻译又使得吸纳速度进一步减低，更难以跟上时代。比如，现代数学代数几何里面，很多概念已经无法用中文表述了，因为这些概念的定义依赖10年前提出的概念，而10年前的概念就已经没有中文对应词汇了。又比如说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里面的前沿概念，甚至一些日常可能用到的概念，都没法用纯中文表达了，比如BIOS，root，mp3、IPv6、TCP/IP等等。

其次，西方语言的表达范式如短语、表达方式、句式等被中文生硬吸收，而中文的类似表达并不能完全对应，导致相关的概念也要生硬地引入甚至不翻译地引入。比如发offer，拿到offer这种说法之所以出现 ，就是因为offer这个名词对应的是中文里“录取”这个动词，两者无法完全对应上。回到“最……之一”的问题，为了迁就one of the most ... 这个表达方式，中文的“最”就从精确的概念变成了可以形容复数乃至泛指约数的一个概念。中文的改变和创新，并不是出于中文使用者对社会对自身的需求，而是处于迎合外语表达的需求。这对于中文来说，就是一个“吃力”的表现。

那么，“吃力”之后是什么呢？“吃力”的下一步就是被先进文化抛开，甩在后面，只能描述某个时代之前的事物，最终消亡，变成故纸堆里的死语言。

这种说法似乎是杞人忧天，可对于中文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对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语言来说，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了。但对中文来说，并不夸张。中文是以汉字为单位的孤立语，和目前全球跨文化跨地区最通用的语言：英语、西班牙语等有本质的不同。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属于同一大类，都是基于拉丁字母的屈折语，可以比较方便地互相借鉴、互相启发。中文和它们差别实在太大，对外语言新概念“吃不消”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了：由于新概念太多、翻译起来太难，就放弃翻译直接使用，并且要中文里已有的概念、 句式、表达来迁就它们。

要知道，无论是流行文化，还是前沿科学的新概念，随着时间变化，都会慢慢沉淀到日常语里面。这就是社会进步、科技进步、文化进步对语言的自然演变。对比30年前或者40年前的中文，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自然的演变。比如手机、芯片、量子、纳米、磁悬浮这些三四十年前还很“时髦”甚至大众陌生的概念，现在已经是日常用语了，因为我们科技走到了这一步，前沿科学已经成为了主流科学，新的概念已经转化为工艺、投入生产了。30年后，我们回顾现在这个时代，能够把5G、IPv6、NLP、VR、AWSL整天挂在嘴上吗？我们在NLP、VR、IPv6上继续发展新概念，创造新的词汇，是使用中文的逻辑，还是使用英文呢？汉字以后还能用来描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吗？传统的中文和汉字，是否会变成附属的架构？会不会有一天，新的一代中国人发现自己使用汉字，仅仅是在机械地翻译脑海里的英文句式、短语和概念，然后就干脆放弃翻译，完全使用英语来沟通了呢？

这个困境不是现代中文独有的。所有和英语、西班牙语差距大的语言都有相同的烦恼。阿拉伯语和现代中文面临同样的困境。日语、韩语使用大量的英语借词，也让普通的母语使用者十分困扰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蒙古等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现代语言可以分为两个“阵营”：“通英”语言（和英语在语言学层面相通，和英语文化在文化层面上相通的语言，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和“非英”语言（如中文、阿拉伯语、印地语）。当然还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夹在中间”的语言，如日语、越南语、俄罗斯语等。总体来说，和英语差得越大的语言，就越会遇到这种“消化不良”的问题。“最……之一”争论只是现代中文困境的一个小小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