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跳蚤

                                                         天性难改

   跳蚤市场并无跳蚤出售。

   一处空地支架起能遮太阳与雨点的大棚子，分隔成宽2米深3米左右的摊位，每月付几百元到一千几百元不等的租金，就可以当一个摊主，出售你自己想要出售的货物或东西。

   它不同于统一经营与管理的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也不同于也由个体摊贩构成的购物市场，因为它没有中央空调，也没有挡风的墙。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与露天的集市相比，只是多了个大棚子和通了电源。

   这就是遍及美国和全世界的简易市场，你愿意叫它什么都无所谓，跳蚤市场，摊贩市场，个体户市场…….都行，反正它的成本低，同样的商品就会比其他商店便宜一些。另外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它有一些不经批发市场而获得的商品，或者由摊主自己直接进口一个集装箱的国外商品，或者代销旅游者皮箱中携带的一些小商品，或者是自己家里的旧货古董…….总之，这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活力的一种市场形式。

   进了跳蚤市场，买主和卖主，本地人和外地人，大家都成了跳蚤，珠光宝气和装模作样的人是不会来这里的。正是这种本来面目，你忽然感到不论是上海，曼谷，香港，纽约，旧金山……..的跳蚤市场里，人们的眼光，眼神，语言，腔调，手势等都是大同小异的。国籍，种族，肤色并不会影响人们的讨价还价，一个想多赚些，一个则想多沾些便宜的天性。而这些天性在大商店里往往是被掩饰起来的。

   当然，在美国的跳蚤市场里也有起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摊主的民族多，出售的商品也相应地五花八门。

                                                    寒练三九，暑练三伏

    在美国，我不论到哪个城市，都要逛逛当地的跳蚤市场，除了接触真实的美国之外，也有想买点便宜货的念头。与货物千遍一律，定价无可商量的商店相比，这里还有一种讨价还价的乐趣，去戏院看戏，不就是为了看演员的表演吗！

    每个市场都有二，三十个篮球场那么大的面积，由于铺了水泥或沥青，基本上是寸草不生，使人很自然地产生一种硬绷绷，灰沉沉，干巴巴的环境压抑感。  

    如果是大棚子，太阳的威胁就少一些，否则朝西的那些摊位，一到下午，摊主们有变成烤肉的危险。他们大多数都躲到周围的阴影处，眼睛盯着自己的摊位，一见到有人停留在他的摊档处，就赶紧从阴影处走出来，嘴里发出动听而柔和的招呼声。

    到了冬天，有些年老的摊主穿着得如同爱斯基摩人一样，不断地在摊旁跺脚跳动。北京话中有一句“练摊”的词，大概是指身为摊贩者需要有练功的根底，既然是练功，寒练三九，暑练三伏也是必不可少的功夫。

                                                         跳蚤的大师兄

    印度人钱德拉先生在乔治亚州与佛罗里达州办了三个跳蚤市场。

    我问他怎么会想起开办跳蚤市场的？

    他用左手慢腾腾地摸着剃得光光的下巴，似乎希望能由此摸出一串串合适的词儿来。

    在一个成败论英雄的社会里，成功者以往的所有倒霉事情皆一变而为光辉异常的奋斗史，也就是说，人在成功之前越倒霉越好，更有传奇对比效果。

    他慢慢地摸着胡须的根部，大概是在一个一个地数五十来岁的一生中究竟遇到过多少倒霉的事儿：

   “一切起因皆由于穷！”钱德拉终于数清了往事，放下了左手，胸有成竹地望着我。

    他告诉我曾在农场里当过苦力，农场主因为经营不善，拖欠了他一年多的工资，就将一块约半英亩（三市亩）的荒地作为补偿。二十多年前，这里不通公路，没有开发，人烟稀少，这块荒地白送给人也未必人人都要，真的要买卖，最多也就是几百块钱。但对他来说，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后来，这个地区逐渐被开发，通了公路，建起了住宅区，游乐场。建筑商注意到了这块土地，出价三千五的都有，他不为所动，但自己来建设又没有资本，于是就想起了跳蚤市场。

    开始时，搭一个小棚子，由老乡来帮忙施工，化不了多少钱。租用摊位的也就是一些印度人，租金也很低。后来发展到两百多个摊位，租金也成百元成百元地增加。就算每个摊位平均月租为5百元，一个月的租金收入就有十几万元，除掉各种开销，净赚五，六万是不成问题的。

    钱德拉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曲折的内容，全世界所有白手起家的业主，尤其是小老板，都会有与此大同小异的经历，“一切起因皆由于穷”，因为穷，他们必须紧紧地抓住每一根救命的绳索或机会，谨慎地使用每一元钱，尽量地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没日没夜地勤奋工作。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教父并非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公司，而是天天都在涌现与消失的小老板。他们浑身是胆，精力充沛，没有层层叠叠的臭排场与花架子，可以像水银那样到处钻。他们的信念中永远是沾着叛逆的气味，“宁为鸡首，不作牛尾”。

                                                 不想被第五次裁员的人

    钱德拉是如此，跳蚤市场中的大多数摊主也是如此，钱德拉与每个摊主都是只对自己负责的鸡首，彼此不存在雇佣或从属的关系。

    马来西亚血统的美国公民扎克已在美国住了20年，拿到了一个商业管理硕士，在中等公司与大公司都当过白领雇员，最终还是在跳蚤市场里租了个摊位经营马来西亚的藤制品和工艺品。

    我问他为什么不当白领阶层而来做摊贩？

    扎克是个性情温和，说话坦率的人，他说自己并不害怕竞争，但是在公司里或政府机关里的竞赛完全不是运动场上的那种公平的竞赛。也就是说，有很多说不清数不清的因素在干扰竞争。比方说，顶头上司虽然不是真正的老板或主人，但事实上主宰了下属的命运。运气好，遇到一个开明而公正的；运气不好，就像多了一个板着面孔的继父一样，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用来指责与挑剔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又比方说，名牌大学毕业的人尽管在能力上不及你，但你始终不是他的对手，这和商品的名牌效应一样，是一种附加值。

    又比方说，宪法条文中，在理论上，美国没有种族歧视。但是在感情上，在有意无意中总是难免的。就拿我阿扎自己来说，我也不希望女儿嫁给一个美国的白人或黑人，总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同样血统的男子。那么，在一个白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里，这种有意无意的排挤也是在所难免的。

    说具体些，每次经济不景气而裁减人员时，先是黄皮肤，后是黑皮肤，留下的是白皮肤！我被裁减过4次。”阿扎平静地说。

                                                     总裁坐镇中央

    在洛杉玑的一次聚会上， 素不相识者总不免要做些互送名片，说些：有机会来我们这里走走之类的应酬话。

    其中有一位四十来岁，戴着一付金丝边的眼镜，蛮有大老板派头的华人递了张名片给我，上面印着泛太平洋国际贸易中心总裁，又分别列出纽约办事处与香港办事处的电话和传真机号码。

    有一次我去纽约的法拉盛办事，途径一个跳蚤市场就顺便进去逛逛，无意中见到名片中的泛太平洋国际贸易中心的劳勃脱黄总裁盘着双腿像坐掸般坐在一个狭小的摊档里，周围放满了各种小商品，他处于中央的位置，拿东西很方便。

    他认出了我，立即要站起来表示欢迎，但又不能起立得太快，以免会打翻四周的瓶瓶罐罐。我连忙加以劝阻，让他继续保持原来的姿势。

    我迅速地环顾了一下这个约5平方面积的摊档，总裁既然坐镇中央，想必这里就是泛太平洋国际贸易中心的总部了。比较有些只有一张办公桌的那些国际贸易公司来说，这个面积已相当可观。黄总裁不会因为这有限的面积而自豪，但也决不会因此而脸红。因为在美国，在每一个有市场经济的地方，一盒名片产生一个总裁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何况黄总裁并非只有一盒名片，而实实在在地有着地盘和商品。

    黄总裁是香港移居美国的商人，每两至三个月从中国大陆运一只集装箱到纽约，他眼光独到地收集一些不受美国配额限止而又在中国销价处理的的商品。

    他是否研究过爱因斯坦老先生的相对论就不得而知，但他对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关系却颇有真知灼见。在他的眼中，现在的一只破碗不必丢入垃圾桶，而是埋入土中，若干代的子孙再挖出来就是值大钱的古董。中国乡下老太婆的油炸土豆丝，被城里人看不起，但同样的中国土豆丝被麦当劳一加工，城里人就要排着队去买，跷起个小手指，在马路上一根一根地数着吃！

    同样的道理，什么处理货只要越过太平洋这个辽阔的空间，就如同经过魔术处理，身价大变。比方说，始于中国60年代的黑色布面胶鞋，80年代以来穿的人越来越少，仓库里积压得不少，人民币2元，3元地处理着卖。但经黄总裁之手一运到美国，改名为中国少林功夫鞋，或简称功夫鞋，卖5美元至8美元一双，还真掀起过一场功夫鞋热哩。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追逐新奇的地方，况且与一两百美元一双的旅游鞋相比，实在也便宜得很，指望穿了功夫鞋也能像李小龙那样身轻如燕，拳打脚踢地有身好功夫。

   “有发烧，必有退烧，见好就收，再动新脑筋，继续混口饭吃罢了！” 果然，功夫鞋在美国也成了垃圾货。

                                                       再次改行

    菲律宾曾经是美国国旗上准备加上起的一颗星，就像后来并吞夏威夷那样，从语言到一切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全盘美国化是很自然的事。

    但迄今为止，菲律宾除了出口香蕉和菲律宾女佣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名优特产出口。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并不是什么包治贫穷的灵丹妙药。

    除了出口菲佣之外，还有什么在海外有点名气的呢？

    在其他国家也许感受不到，但在美国能够感受得到，这就是菲律宾的女护士。

    美国国内缺乏大量的护士，而医生却相对地有余。凡事一缺就紧张，一紧张就放宽输入外国护士的条件，并以较高的薪水与优先发放绿卡来吸引。但对外国的医生则诸多限制，千方百计地不让其在美国开业，医学院的助学金也基本上不发给外国学生。

    这样一来，不仅穷国的护士要争着来美国赚美元，连有些医生也宁可来美国进护士学校或学院捱上一，两年，赶紧改行当护士速速去领取绿卡再说。

    明妮就是其中之一。 他本来在菲律宾当医生，有硕士的学历， 后来到美国深造，指望再上一层楼，一方面又拼命打听有无机会留在美国当医生。答复是肯定的，她可以留下来当医生，但不是公开的医生，而是黑市医生，一是要冒被捉被躯赶返菲律宾的风险，二是别指望领到绿卡。

    于是她咬了咬牙根，决定领取护士学院的助学金，因为有医生的根底，只读两年就修完了全部规定的课程毕了业，又很快在一家小医院当上了护士，不到两年又拿到了绿卡。

    接着的事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把丈夫和孩子一个个地串连到美国，分期15年供一套房子。昔日的梦一一实现了。

    菲律宾护士所以容易为美国接受，原因之一是她们会讲英文。但会讲英文不等于是美国人；即使拿了绿卡又入了籍，她们依然不是白皮肤的美国人。

    她终于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在跳蚤市场租了个摊位。丈夫负责进货送货，她专职看摊子。

    我的一个亲戚和明妮是医院里的同事，因此明妮和我也相熟，说话也比较直截了当。

    问起她何故要弃专业而做摊贩？她不假思索地说：“我的专业是医生而不是护士。即使绿卡期满申请入籍，不等于能恢复我的医生资格，因为美国并不承认我在菲律宾的学历和资格。归根到底，美国不相信穷国培养出来的医生，也不想让国外的医生来争夺本国医生的饭碗。那么，首先我又得进医学院读书，随后再和美国当地的医生竞争饭碗，这一条路是漫长的。我今年已四十岁，又有两个孩子，还能安心去读书吗！而继续当护士呢，你知道这几年护士已不同往年那样稀罕，护士老了但又当不上护士长，迟早是会被淘汰的。”

    她又说了些其他的原因，例如医院里的爱滋病人越来越多，她有时侯在一个值班日里要护理两三个。活人天天对着待死的人当然并非一种职业上的乐趣，但为了谋生，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可是，那些垂死者之中并非个个都是弃邪归正的，有的还突然抱着护士硬要嘴对嘴地接吻，不只是恶心，而是谋杀！

    另一个原因呢，她认为有些白人医生的脾气和架子与奴隶主不相上下，把护士当作黑奴般呼来喝去，这对一个曾经是医生的人来说，是一种比被爱滋病人抱着亲嘴更加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做摊贩，不管多辛苦，赚的钱也许会少于当护士，但对她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解脱，或许像当年获得解放的黑奴一样去追逐一种属于自己的命运。

                                                        革命浪漫主义

    北京老太太姓程，当年被儿子接来美国，主要目的似乎并不是让她在有生之年多长些见识，而是当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不领薪水，包做家务，包带孙子。后来女儿也在美国生了孩子，她一人不能分身去美国的两个城市，于是就把刚从医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伴也介绍过来在女儿那边当“男保姆”。

    等到孙子和外孙逐渐长大，进了幼儿园，这两个老的渐渐地成为多余者，虽然未被正式通知解雇，但家中的天气预报就难得有晴天。要回国，北京的老窝早就让老二一家占了，硬挤进去也未尝不可，但天气预报可能更差劲，不光是多云转阴天，而可能是天天雷阵雨呢！那些“放着天堂不住，汽车不坐，偏要回来和小辈争个窝，有出息吗！”的话都是现成准备着的。因此她们也是有家难回啊！

    程老太太年轻时喜欢读《青春之歌》之类的小说，因此对离家出走，独立生活等等的叛逆性格还是挺向往的。于是老两口略经商量就一拍即合，分别搬出儿女之家，一起自行租了间小房间居住，并就近当起了摊主。货物呢，主要由儿子提供，卖出后再行结算，这不是儿子的特别孝顺，而是美国流行的一种代销术。

    她们没有汽车，因而不必买汽车保险；另外的两大保险：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也一概不买。她说：“三大保险，一个月一个人少说七，八百美元，两个人就是一千七。咱两的命没有那么珍贵，治小病，北京捎来的公费药够我们用到一百岁。如有不治之症或大病，咱两视死如归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因为两人分别当过六品和七品的官职，练摊，还得保持一份衙门里的派头，坐立端正，腰板挺直，不问不答，用词精练等等。最常用的词是OK，YES，NO。如果说不清楚，就拿出一只计数器把价格一个一个地按出来给顾客看，这样比讲话更精练更明白。

    她们的一生之中，也许有过很多革命浪漫主义的幻想，比方说土豆加牛肉，光着脚缓缓地走在茫茫的雪地上准备微笑着英勇就义，白桦树林里响起了三套马车的歌声…….但无论如何不会幻想有朝一日会在美国当摊贩。

                                                             野性的呐喊

    一个在古罗马时代，或者说，从产品直接进行交换之时代已经存在的个体市场，居然与现代的大工业大商业同时并存！

    现代社会的上层是高科技与大资本的领域，他们被远远地排除在外。

    现代社会的底部是必须对上层百依百顺的雇员或雇工，但他们之中并非人人愿意受捆绑。于是只存下了两个可生存的领域或缝隙，一个是黑色的生存空间，男盗女娼什么都干；另一个是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这是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延续，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原始的细胞。但此时此刻，它是对工业社会大垄断大财团的一种反抗，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呐喊，向资本主义要回做人的小小尊严，向所谓的自由世界要回做人的小小自由！

（选自本人著作《我看到了一个只穿裤衩的美国》，2000年广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