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以上为陈寿所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一段话，也是历来用以说明诸葛亮武略不如文才（治国理政）的主要依据之一。历史上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的确没有象《三国演义》小说中那般神乎其神，但是诸葛亮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也是毋庸置疑的。

陈寿对诸葛亮的这段评价，我们需要考虑他写作时的客观环境，即其时陈寿已是司马西晋朝廷中的一个旧蜀汉降臣，受皇帝之诏来编撰汉末三国这段的断代史；而蜀汉政权（创建者及核心人物）及诸葛亮本人自后汉至三国始终是曹魏集团的政治死敌，其互相敌对的程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汉贼不两立”（即“不共戴天”是也）；司马氏为曹魏集团中后期的统治势力核心人物，司马昭时期灭掉蜀汉（果然是“汉贼不两立”，只是最后的结局却是“贼”灭“汉”），到司马炎更是取曹魏皇帝而代之建立了西晋政权。作为陈寿一介降臣，由于蜀汉灭亡而叩头于司马西晋皇帝的御座之下，无法不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更尤其是编撰史书这种事情，在封建皇权的高压之下历来是绝对要避免“以古讽今”而有意无意地触犯当朝者。诸葛亮与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在长安以西的陇右地区直接对阵数载，曾经是司马氏（对陈寿而言意味着“今上”）的军事劲敌；而诸葛亮又的确是一个文韬武略皆为出众的人杰。这样如何在不触犯当今统治者的前提下尽量客观地评价诸葛亮，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陈寿立传的核心出发点。

于是我们看到，在诸葛亮传中，陈寿一方面对这位前蜀汉丞相不吝褒奖之词，另一方面又有“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之语。实际上，以诸葛亮“未出茅庐而划天下三分”，其已可称为三国时期顶级谋略家之一；在刘备死后，诸葛亮实际主政蜀汉的12年，可以说是蜀汉政权政治最为清明、统治最为稳固的时期；诸葛亮后期六出祁山，以弱击强，能逼得曹魏以司马懿为首的众多文臣武将不得不以深沟高垒、避而不战的方法对付蜀汉军的进攻，以拖待变，这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那个时期的蜀汉军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诸葛亮具有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曹魏以强击弱，完全可以直接消灭来犯之敌，用不着采用费时费力的“以拖待变”战略。

当然，说诸葛亮是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和战略家，并不是说诸葛亮在军事上是未卜先知、没有犯过错误的神人（那是演义小说，不是历史真实）。毛泽东曾有“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之语，前半句对诸葛亮的评价我以为极中肯（尤其是用在其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上）。诸葛亮思维缜密，考虑问题全面，深知刘备集团（蜀汉政权）既不具有天时，也不占据地利，相比曹魏和孙吴而言本钱少、底子薄，禁不起任何疏忽大意而导致的损失，所以对经由其手所处理的政治、军事事项皆以慎重考虑、谨慎行事的原则处理，“不弄险”成为诸葛亮一辈子的行事风格（也是无奈的选择）。惟其如此，才能在确保既得战略成果和利益的基础上，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争取时机实现形势逆转以实现自己在隆中对中确立的政治目标（消灭曹魏而使刘备集团一统天下）；就算“不得其时”（意味着曹魏集团在中原的统治没有大的纰漏让刘备集团及后来的蜀汉可以乘机取而代之），也可以在战略上确保“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目标（即保障自身的生存）。

诸葛亮主政中后期的六次北伐就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意图的具体军事行动。历来有不少人诟病诸葛亮六出祁山是穷兵黩武的不智之举，殊不知在蜀弱魏强的战略形势下，诸葛亮采取“以攻为守”的方法取得斗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实际上是蜀汉对付曹魏效率最高的战略选择——不然，蜀汉将在强大的曹魏的进攻面前疲于应付，所付出的代价不见得少，而战略形势却更加糟糕，而且无法保证孙吴政权不会“趁火打劫”（对于刘备集团而言，“墙头草”一般的孙权从来不是靠得住的盟友）——蜀汉并未因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军事行动导致“民贫国弱”、动荡不定，也从事实上说明了诸葛亮的北伐并非是不顾实际的“穷兵黩武”。

诸葛亮在战略上最终没有成功（消灭曹魏集团，进而一统天下），陈寿所言“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可以看做是主要原因——实际上就是说，刘备集团与曹魏集团之间的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根本不是仅凭一个优秀战略家的谋略和军略可以逆转的；况且曹魏集团也不乏能臣猛将，曹操本人及其后的曹丕、曹睿、司马懿等也都是一时的人杰，他们在统治策略上基本上没有大的失误可以让对手加以利用。因此无论是曹氏当政还是司马氏（通过政变）夺取权力，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综合实力越来越强的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诸葛亮意图使偏居一隅的刘备集团（蜀汉）在军事上击败曹魏进而以武力实现天下一统（于刘氏），这样的战略目标基本上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司马懿充分分析了敌我之短长，在军事做到“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这是其最终在与蜀汉“六出祁山”的作战中取胜的原因。

对于魏延的“子午谷之谋”，诸葛亮传中并未有记载，而《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有“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之语。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诸葛一生唯谨慎”。因为蜀汉国小力弱，全国的总兵力也没有几个“万人”（演义小说中诸葛亮伐魏动辄出兵“三十万”基本上只能看做是小说演义），因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异道”的建议始终认为是风险大于收益，所以才“制而不许”。从军事斗争的历史看，出奇制胜的战例不在少数，更是军事博弈中以弱胜强的重要手段之一。诸葛亮在临阵用兵上的谨慎导致其只一味地以正面进攻作为对敌军事斗争的手段，不能在战略、战役上采用出其不意的打击手段，或可视为诸葛后期用兵在军事战略上的失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