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往事——深圳香港双城记
风生于地
2019-12-09 23:07
01
为什么是深圳
许多看起来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在当初的时点往往都是大潮之下的顺势而为。深圳特区，看起来是我们设计好的一个试验，但其中有很大的自发甚至无奈的成分。
1959-1961年我国的经济困难波及到全国大多数省份，开始出现民众越境逃亡的现象。在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宝安县，聚集了数万人试图逃往香港。这些来自全国12个省，62个县市。在短短一两年之间，大约有6万人逃到香港。
这场史无前例的偷渡事件，史称“大逃港”，当时甚至惊动了最高层，这对后来领导人选择深圳作为特区试点有深刻的影响。与其让大陆人民通过深圳逃亡香港，还不如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打造成一个接触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
但是，为什么经济特区这一全国性的政策突破，最后落地在了深圳、珠海、汕头及厦门这样的边缘城市，而不是主要的工业城市，例如广州、上海或天津？
说穿了还是没底气
中国一方面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希望在国家控制的前提下，实验并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经济特区本质上是实验室，在边缘地区的城市，可以用较低的社会成本来进行一场国家级的“资本主义”实验，如果成功了，那么实验结论可以总结成政策，应用于其他地区。如果失败了，对全局的冲击也在可控范围内，甚至反过来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仍然优于资本主义。
另外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毗邻香港是深圳成为特区的重要原因（类似的，珠海毗邻澳门，厦门离台湾近）。在毗邻香港的地方成立特区作为缓冲区，一方面方便引入香港的外资。另一方面，深圳可以试验香港资本主义与大陆社会主义的杂合体。更进一步的，深圳与香港可以试验地区分工，以及深圳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分工，并期待这样的未来分工能够应用到台湾。
样的期待实际上是希望建立一种中华区的“雁阵模式”：香港、台湾负责高端产业，而大陆负责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在当时是很合理的安排，但4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期待已完全不合时宜。因为第一我们逐渐发现香港、台湾的产业已经算不上高端（真正的高端在欧美）；第二，大陆也不甘于永远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搬砖。
此外，中国长期缺乏跟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验，需要考虑开放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冲击。事实上，改革开放早期，西方富足的形象传入大陆，给大陆的精英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许多人在自惭形秽之下，开始质疑大陆的制度乃至于种族劣根性，八十年代的精英里冒出来一大批逆向种族主义者，“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拆了故宫建白宫”的声音不绝于耳。因此，一旦在早期阶段开放广州、上海等主要工业城市，中国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反过来，外国投资者对主要的工业城市存在戒心。考虑中国在前三十年发生的动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投资者更担心投资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开放一些边缘地区，反而能够吸引到投资。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首选到广东深圳这样的边陲考察。回到北京后，对深圳这个地方念念不忘，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到这个地方，并且开始有了所谓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想法和策略。更具体的，小平同志提出了“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主张，列举了十来个这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深圳。
于是，1979年2月，国务院下达了38号文件，明确提出在宝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边防城市。为了凸显宝安的重要性，中央及广东省委决定将这个地方县改市，宝安县变成了深圳市。
关于特区到底划多大面积，有一个小插曲。深圳市提出了一个327平方公里的方案，这个方案当然受到了广东省的反对，认为这个特区面积过大。广东省提出了一个仅6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区方案，认为这样的面积用来搞加工出口妥妥够了。争论一直上报到中央，请示到了国家进出口委（当时的主任是他）。他最终批准了这个327平方公里的方案。
至此，“南海边的圈”正式画成，深圳开启了她的奇迹之旅。
深圳在管理体制上的种种突破，一开始就对中国经济有全局性的价值。事实上，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许多新体制，都能看到深圳的影子。
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工程竞争投标制度，人事聘任制度，劳动合同制度，激励性的工资和福利制度，以及充满争议的土地批租制度，都发轫于深圳。
02
深圳香港双城记
深圳和香港，越过罗湖桥不过5分钟的时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在这两座城市，再贴切不过。
香港的富庶源自于大陆的封闭。在1842年到1949年的一个多世纪里，香港的发展一直波澜不惊。当时的香港在产业、金融方面与上海相比，都难以望其项背。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49年，随着反动派政权的倒台，许多资本家逃离大陆，“直接为香港带来了50%以上的财富”。同时，冷战背景之下，中国大陆被迫再一次关上了大门，上海这座城市的贸易和金融属性也被剥离。香港阴差阳错地成了东亚的金融中心和贸易。
香港也更早地赶上了全球化的产业分工。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工人成本上升，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香港抓住了这个机遇，开始发展服装、塑胶、玩具等轻工业，最高时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0%，比肩金融和贸易产业，香港四大家族均崛起于这个时代。
70年代石油危机，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欧美日开始转向高科技产业，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再一次向外转移，造就了亚洲四小龙崛起的风口。
此时香港开始了自己的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亟需向外转移，这与大陆划设深圳特区的规划不谋而合。到1995年，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已经有90%转移到内地。深圳很快吸纳了电子、机械、五金、玩具等轻工业制造部门，为此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香港也是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同时香港保留了为工业提供服务的功能，包括一直保持的金融和贸易行业，于是香港和深圳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区域分工模式。
这样的模式给深圳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80年代，深圳GDP增速有6年超过50%，只有一年没有超过30%，平均增速达到惊人的52%，90年代的前五年，平均增速仍高达40%。
需要强调的是，深港两地的合作也带给了香港实实在在的好处，香港并非单方面施舍的恩主。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全世界的资本为这个10亿人的市场而疯狂，纷纷到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并以香港为跳板打开内地市场。在80年代的前半段，香港的GDP增速同样疯狂，绝大多数年份都达到了20%以上。到90年代，香港的服务业终于占到了GDP的80%以上，香港就此完成了在产业链上的最后一次攀爬。
03
香港空心化与深圳的逆袭
香港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现象。从大环境来说，香港的崛起得益于大陆的有限的开放而造成的管道效应，香港作为唯一的窗口，吃掉了一大块改革开放的红利。但随着大陆开放程度提高，外资越来越多地通过上海、广州、深圳直接进入大陆，管道效应锐减。第二，香港把轻工业甩给珠三角之后，并没有向其他三小龙一样，进一步发展半导体、生物制药等高端制造业，而是过早地进入了以金融、地产为代表的服务业道路，目前香港的制造业占比已经降到1%左右。
香港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香港无法与内地形成有效的产业分工，无法加入东亚的庞大产业链，这一点甚至比不上台湾和韩国。
众所周知，金融、地产无法吸纳大量的产业人口，只有少数精英才能进入上述产业，而大量的香港人口不得不进入“给服务业服务”的产业，比如餐饮业或旅游业。畸形的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带来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进一步侵蚀社会稳定的基石。再加上身份认同的暧昧及意识形态的混乱，香港可能走向街头政治的不归路。
而深圳经过40年的积累，终于走上了逆袭之路。
深圳有三次明显的转型。
80年代，通过承接来自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国内劳动力廉价的优势。由转口贸易转向工业化；
90年代中期开始，试图打造自己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华为、腾讯均崛起于这个时期。
2010年开始，深圳在一些产业已经站到世界水平，学习模仿的红利已经吃尽。深圳开始展现出她强大的创新能力，PCT专利申请居然超过了高校林立的北京上海。而深圳的专利主要来自企业，其中包括华为这样的巨头，也包括大疆、优必选等新秀。
必须强调的是，深圳在早期积累起来的宝贵而完整的产业链，为这些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土壤。笔者有幸深入几家深圳的创业企业，感叹深圳完整的产业链给创新带来的便利。创新企业只管埋头突破关键技术，形成方案，而周边的供应链能够迅速将方案实现，其他地方需要几个月的迭代周期，在深圳只需要几周甚至按天计算。这直接加速了深圳的创新节奏。
于此同时，深圳也在培养自己的“前店后厂”的小弟。从2000年代开始，深圳出现了企业外迁的现象，一开始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外迁，比如富士康，后来包括装备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先后外迁，比如华为。这些企业大多落地在了临近的东莞或惠州。现在的前店后厂模式变成了“深圳总部研发”+“东莞、惠州制造生产”。必须看到的是，深圳在努力保留宝贵的研发功能，通过留住技术人才和研发人员，避免城市患上空心化的“香港病”。
甚至在香港最擅长的金融领域，两地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势头。由于大财团长期把持着香港经济，社会阶层固化，缺乏创新条件和机制。金融行业当中，很多人推崇和选择是精算师、交易员等岗位，而程序员和IT人士只是边角料的岗位。本来是领先的金融地区却失去了互联网创新的最佳时期，出现一派老气横秋的气息。从细节上说，香港金融界的电子化和自动化一直没有推开，银行APP经常死机，页面的适配、点击与操作体验等都非常糟糕，部分报价还需要电话口头的方式，很多时候体验相当于大陆的2000年前后。
反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却异军突起，深市创业板股票总市值已经稳居全球创业板第二，超过韩交所KOSDAQ、伦交所AIM、日交所JASDAQ和Mothers、港交所GEM等知名国际创业板，仅次于纳斯达克。
深圳不仅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金融产业生态体系，金融领域的创新也不断迭代。随着新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国内金融体系和政策的成熟，香港和深圳金融领域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而在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创新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04
深圳还缺什么？
缺人才。准确的说，是缺乏高水平的教育资源。教育看上去是民生问题，实际上是发展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长远地发展下去，教育是动力。深圳长期奉行的拿来主义，年轻人在其他地方上了大学，然后吸引来深圳，马上变成劳动力贡献税收。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首先人们是厌恶搬迁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在求学当地找到工作，越是顶尖高校的学子，越是容易在当地留下来，最后被深圳吸引过来的是少数，可能不足以支撑深圳的长远发展；第二人们会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考虑到深圳教育资源匮乏，人们可能会尽可能留在北上广，而不是来深圳。
深圳的教育资源与发展水平是不匹配的，尽管这些年引入了一些大学，但是每万人享有的大学入学机会是非常低的，不仅远不如北上广，也低于武汉成都等老牌中心城市。深圳正在南山建立大学城，希望可以很快看到一座座大学拔地而起，一群群学子蜂拥而来，他们将是这座城市保持繁荣的宝贵燃料。
缺医疗。好医院依赖于好医生，好医生依赖于好的医学院，这与之前提到的教育问题一脉相承。没有丰富的医疗资源，谈不上建立所谓的宜居城市。同时也要看到，深圳缺乏医疗并不完全是坏事。我们在创造的时候，可以进行改革和创新，可以突破一些其他地区无法突破的条条框框，这其中可能也会出现不错的投资机会。
缺文化。哪怕到了现在，深圳从上到下都是重理轻文的，希望有高科技过来落地，马上形成产业，对此政府不惜砸下重金。但是对于人文或艺术行业，深圳远没有如此热情，甚至对于这些“虚”的东西有些排斥。
笔者认为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在时间和思想上的闲暇自然会带来文化的发展，深圳或许正在塑造自己的文化，这需要文字、图像、音乐或其他形式来承载。
更长远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哨，深圳所做的改革和创造，不仅在于技法和产品上的新奇，更是在为华夏文明书写新的制度、新的组织形式、乃至于新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
换用一句他的名言，深圳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未来还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05
深圳独角戏
中国的封闭成就了香港，中国的开放将继续成就深圳。除了一些出入境的通道业务，香港的功能，深圳正在越来越多地承接过来。
笔者在此不会试图去解读“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政策，仅从此政策明确提出的目标来看，要到2035年“…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将深圳建设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在我国历来出台的政策规划文本里，有语焉不详者，有目标明确者。对于目标明确的规划，我国从来是说到做到，言出必行，人狠话不多。
有趣的是，在“世界级城市”这个生态位上，一个区域往往只会有一个。在大湾区，笔者相信最后将有且仅有一个城市，承担起全球标杆城市的角色。虽然香港如今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级城市，但真正的竞争可能刚刚开始。
那么，这两座城市的关系，从原来的“前店后厂”，很可能变成之后的并驾齐驱，最后会有两种结局：
香港与内地找到某种和解的方案，港深终于走向早就应该出现的融合，一起成为华夏南部第一城；
更有可能的是，香港政治上民粹化，经济上朝着南部普通一城均值回归。而深圳继续昂扬向上，打开另一扇窗，承担起世界级城市的功能，这可能需要几十年。最后，两座城市以“徒弟打死老师傅”的结局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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