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前的东北鼠疫——记一位国士无双的真英雄：伍连德

这几天，一则北京确诊两例鼠疫患者的新闻十分让人揪心：

很久没有听到甲型传染病的新闻了

鼠疫，似乎是很遥远的一个词了。在大家的印象中，它好像并没有大家闻之色变的SARS、艾滋病、乙肝那么危险，上次爆发似乎也是很久远的事情。

但是，看似人畜无害的命名背后，却有着非常可怕的传染途径和致死率，以及造成无数人死亡的惨烈历史。如果鼠疫这个名字不能让你有所警醒，那么换成“黑死病”呢？是不是瞬间出了一身冷汗？

因败血症型鼠疫患者皮肤广泛出血、瘀斑、发绀，死亡后尸体呈紫黑色，俗称“黑死病”。

“上帝啊，请鞭笞我们吧，如果能免除加在我们身上的罪罚与疫病“

看过《加勒比海盗》、《都铎王朝》、《权力的游戏》等以欧洲近代社会为背景或架空依据的影视作品的同学，一定对剧中华丽的服装、冗长的礼节印象深刻。（2017年有一部以中世纪大瘟疫为主题的西班牙剧——《黑死病》，讲的就是鼠疫肆虐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其实剧中也刻画了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糟糕的城市环境：街道满是泥泞，动物和人的粪便直接倾倒在路边或者河道里，因为很少洗澡所有底层民众都是脏兮兮的。

时间往前拨，中世纪时期的城市环境也同样恶劣。

生产力的提升带来了人口的聚集，但随之而来的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没有配套污水处理装置和清洁生活习惯的中世纪城市，简直就是疫病肆虐的温床。

你以为的欧洲中世纪古典城市

实际的欧洲中世纪瘟疫肆虐下的城市

公元1347年，在克里米亚与西西里岛之间往返的热内亚贸易船只带来了被感染的老鼠或跳蚤。老鼠携带了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跳蚤吸血后通过叮咬人体传播给人。而被感染后的病人呼吸道分泌物带有大量鼠疫耶尔森菌，形成细菌微粒及气溶胶。而野外的动物（如旱獭，也就是著名的表情包主角——土拨鼠）染病后直接接触人类也会导致感染。

重要传染源——跳蚤

别看土拨鼠这么可爱，传染起鼠疫来可是一套一套的

首先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随后沿着航路北欧、波罗的海沿岸一直到俄罗斯都受到波及。

要消灭鼠疫就必须要消灭老鼠跳蚤生活的温床——污水横流的城市环境、要建立迅速反应的隔离检疫制度、要有强效杀菌的抗生素要对症治疗。而这些在中世纪统统缺位，二十世纪初欧洲城市才会逐渐普及清洁自来水系统和下水道系统，而第一种抗生素更要在1929年才被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当时的医疗水平更是无法找到老鼠跳蚤这种传染源，一度在宗教的引导下认为是上帝的惩罚（直到教会的牧师也得了黑死病）。

《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就亲身经历了黑死病。在作品引言中就谈到了当时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病人走着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一声不响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尸体腐烂开始散发臭味，死者的邻居才知道黑死病又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旅者们见到的是成片的田野抛荒，往日的农夫早已不见踪影；酒窖门大开无人问津，奶牛悠闲在大街上游荡，却不知道主人在何方，当地的居民一样无影无踪。

中世纪的鸟嘴医生。通过佩戴可以过滤空气的鸟嘴面具和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外套，头戴黑帽，眼睛通过透明的玻璃视物，手持白手套，用一根木棍掀开死者的白布或衣物，或指挥病人和家属如何治疗。在当时这是被深信可以保护医生免于黑死病的传染。由于疫病太过猛烈，医生很难治愈病人。本来象征着医疗与拯救的鸟嘴面具，就变成了死亡与恐怖的象征。

黑死病大规模袭击欧洲期间，估计有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而在欧亚非，死亡人数更是难以精确统计，预计有5000万~7500万之巨。

大厦将倾，狂澜既倒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晚清的动荡不安的年代。外有列强环伺，内则压迫有加，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上世纪末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老旧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没有放慢脚步。生物医学方面通过编译西方生物医学著作、西方教会来华开办医院、西方传教医师来华开创医学事业等方式获得了快速发展，奠定了变革的基础。但腐朽的晚清政府孱弱的管理与组织能力，使得传统医学仍然占据主流，现代医学发展相对缓慢，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缺医少药的环境。

1910年冬天，中国东北地区突然开始流行起一种疫病，病人先是发烧，继而咳嗽，随后开始吐血。不几日就会死亡，死者的皮肤呈紫红色……

这些症状指向了曾在中世纪夺走上千万条生命的黑死病：鼠疫。

疫病蔓延很快，而因为当时东三省是中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疫情也得以沿着南满铁路迅速扩散，从哈尔滨一路南下，直逼京畿。

东北疫区每日死亡人数则以百计，哈尔滨、长春、呼兰更是累计疫死5000人以上。

更可怕的是，东北的地缘政治局势也凶险异常：

此时的东北，刚刚经历了日俄战争。日本赢得了旅顺口、大连湾的租借权、南满铁路及附属一切权利，开始大肆在东北扩张。沙俄势力虽然开始退却，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然对东北虎视眈眈。

日俄两家都将此次鼠疫看作是扩大自身“势力范围”的机会，企图通过自己主导疫情防治，来进一步深入插手东北的政治，以期未来将东北变为自身殖民地。

麻烦的是，居住在东北的沙俄和日本侨民众多，他们之中已经有人感染上了鼠疫。如果清政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造成外交危机。

当时日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威胁清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将不准中国人进入参与防疫。俄国尽量夸大这场瘟疫，竭力突出清政府的落后和人民的愚昧，认为中国作为落后的“开化不完全”国家，不像文明国家俄国那样有完善的应对突发瘟疫的能力。

而日本，挟日俄战争胜利之威，推说清政府匮乏能够控制疫情的人才和物资，一直企图通过自己主导疫情治理，加速东北的殖民地化。

如果将防疫的主动权拱手相让，无异于开门揖盗，任由日俄两家帝国主义野心得逞，东北人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只能勉强维持统治：内部革命的火种已经呈燎原之势，外部则面对着列强的虎视眈眈，鼠疫又是可怕无比的瘟疫（现代社会仍然没有彻底消灭鼠疫），情况真是恶劣到了不能再恶劣。

鼠疫死者坟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这艰难危急的时刻，著名外交家、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外务部施肇基向清廷推荐了一位最合适的人才：天津陆军军医堂副监督（副校长），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7岁考入当地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 17岁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23岁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学位，并得到了母校资助的研究（每年150英镑，当时英国实行金本位，1英镑约等于2019年400美元购买力，150英镑即2019年60000美元，按当下汇率约合人民币42万元）。24岁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到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并积极参与华侨社会服务，致力社会改革，如禁毒、禁赌、男子剪发辫。在当时可谓是进步思想的先驱。

1907年，受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伍连德思考许久后毅然放弃了已有的事业，只身前往一切都是未知的故国，就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副监督（副校长）。伍连德一边聘请教师学习中文普通话，一边大力推动学校摆脱日本教员的影响，将军医堂建设为现代化的医学院校。短短两年以后，伍连德就拥有了一批学术精湛，且视野非常广阔的学生。

后来的历史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生将和伍连德本人一起，承担起一个救亡图存的重大任务……

天津军医学堂合影，前排左三为伍连德

接到清廷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任命之时，伍连德刚刚和妻儿团聚没有多久。回到祖国3年，刚刚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前途也十分美好。在一般人看来，舍弃这安逸的一切去奔赴九死一生的疫情前线，十有八九都会动摇。更何况伍连德已经舍弃过事业，冒险过了，没有理由再来一次。

但他没有犹豫。疫情紧急，辞别家人，这一年年仅31岁的他，先期只带着一个助手林家瑞就抵达哈尔滨。义无返顾直扑一线。一个英国制的贝克显微镜，研究细菌工作的必需品：酒精、试管、剪刀、钳子。在这场直面鼠疫的战争中，就是他所有的工具。

林则徐遭贬戍新疆伊犁之时，在西安作了七律二首赠别家人，第二首第二联非常有名，贴在这里形容伍博士更是恰如其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就这样，时隔68年后的又一位主张禁烟的华夏男儿，也奔赴了属于他的边疆征程。只是这一次，要凶险的多。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抵达哈尔滨之时，伍连德才发现他遇到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一是死亡人数众多。仅仅哈尔滨，就有数十名医护人员以及一百多名警察和士兵殉职。每天都有人悄悄把病死的尸体扔到大街上，有时候堆积了好几具却无人过问。

装在薄皮棺材里随意丢弃的尸体

二是防疫意识淡薄。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传染。日俄防疫区内的医生，也对伍连德的防护措施不屑一顾，不愿意采用。

三是当地官员和国际形势掣肘。伍连德抵达后第二天与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见面，早上9点钟赶到县衙门，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伍连德与之交谈后的印象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而因为过于年轻，还是无名小辈，他的防疫措施常受到“权威”人士的蛮横干预。更不用说日俄殖民者垄断医疗资源，百般阻挠，企图借机夺我东北主权……

四是传统防疫经验失去作用。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师从因发现鼠疫杆菌而以“东方巴斯德”自诩的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按当时医学界以北里柴三郎为首，普遍认为鼠疫是由老鼠传染给人的，对抗方法也很简单：灭鼠。所这名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无法确诊鼠疫，防疫工作也因此无法有效展开。

在抵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他决定解剖尸体。

当时旧中国对现代医学仍是一片蒙昧。传统观念里，破坏尸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管是法律还是社会风俗都不允许。所以伍连德只能冒着感染风险和时速压力秘密进行。

当时也没有实验室，伍连德就和助手跟哈尔滨商会借用了一个房间。将样本固定后进行组织切片检验。在贝克显微镜下，他发现了之前日本医生苦苦寻求而不得的椭圆形疫菌——正是鼠疫。

伍连德还发现，本次疫情与之前对鼠疫的认知有很多冲突。而与当地医生的交流中他得知，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

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假设：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炎症，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伍连德实施中国医生第一次人体解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

伍连德立即向北京外务部发电报告，明确了东北流行的是鼠疫。并提出了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交通防治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

在今天现代防疫医学理念看来，伍博士的提议都是正确的。做到了消灭传染源、掐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但是清政府中的有些人跪久了膝盖生了根，有点站不起来。尤其是几位皇族身份的中枢官员，迷信外国人。以增派人手为名派了任教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医生迈锡尼。虽然这位医生是伍连德的老相识，但是防疫理念的分歧让两人形同水火。迈锡尼仍然认为伍连德的推断有误，坚持要按照传统防疫那样通过灭鼠控制鼠疫。而隔离检查在他看来也完全是多余的。

如果真按照这位洋大人的命令做了，那么临近春节，数万感染瘟疫的东北务工人员入关回乡过年。那会是怎样一副景象？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抽掉了锁钥，随时可能被打开！细思恐极！

迈锡尼还认为伍连德资历匮乏，不足以承担东三省防疫的重担。强烈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取代伍连德的位置。

但这件事从迈锡尼去找锡良的那一刻就注定不会成功。伍连德的任命是清廷颁布的，锡良作为封疆大吏公然违抗清廷中枢的命令，在此时还是不可能的（虽然再过半年左右会有很多地方官如此做）。所以锡良打了个哈哈就把迈锡尼打发了“你到哈尔滨看看情形再说“。

而伍连德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放下了个人的恩怨得失。当晚，他便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

现在回复一条短信息只需要几秒钟。就算在清代，一个小时也足以回复一封电报。伍连德却在焦灼中等待了整整一天一夜。

当他收到施肇基的回电时看到：迈锡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千钧一发之际，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无法知晓，此时的北京城里，他是顶住了多少皇亲贵胄和驻外使节的压力。如果，伍连德防疫失败，施肇基又将承担怎样的后果？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如果没有施肇基的鼎力支持，就没有此次东三省抗击鼠疫的成功。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清廷的大力支持下，伍连德开始按计划开展防疫工作。但每天的死亡人数仍然在攀升。且由于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离根本无法完成。日俄方面也依然我行我素，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疫的请求，依旧坚持传统方法进行治疗。

就在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鼠疫慢慢扩大的时候，一个不是噩耗的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职的法国医生迈锡尼，染疫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

原来，迈锡尼被解职后气不过，来到俄国铁路医院。依照他的请求，铁路医院的哈夫肯医生许可他进入了传染病房。迈锡尼仅仅穿了医院提供的白大褂、白帽和橡皮手套，没有戴口罩就为这些鼠疫病患做了检查。

三天后，这位骄傲的法国医生开始头痛、发烧。接着就是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变紫。

来到哈尔滨疫区仅仅十天，这位曾经抗击印度、香港鼠疫的法兰西功臣医生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

（插播一段：历史是惊人的相似。2014年西非大地上的埃博拉病毒爆发，西方国家的医生也是不严格执行防护措施，导致自己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不治身亡。最终在我解放军援非医疗队的抗击下稳定了疫情，拯救了西非）

连鼠疫专家都感染了鼠疫！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包括日俄在内的西方医生的传统观念，在此之前，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搞好卫生、消灭老鼠，最多打一针防疫针就能防止鼠疫在各自的居住区扩散，但迈锡尼的死亡打破了他们的自信和乐观。

哈尔滨陷入了恐慌之中。但此前各方对伍连德的不屑和质疑，都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在死神的直接威胁面前，没有人敢怠慢伍医生的指导，他的防疫方案成为了人们在孤岛之中唯一的希望。

很快，傅家甸被分段划片为四个区，各有一名医生主持并配有助理、医学生和征召来的卫生夫役与警察。医生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疑似感染，立即送到疑似病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伍连德为此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厢用作隔离。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下设检疫所（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防止成为流动的传染源）、防疫执行处、消毒所（各区一个，为一线防疫的医生、警察、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也都满负荷运转起来。

按照病人病情，分为防疫施医处、疑似病院、轻病院、疫症院。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以车厢为基础建在铁轨之上的隔离区，俄方医务人员也大量参与了联合防疫

伍连德在抗击鼠疫过程中发明的口罩。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每个只需两分半。低廉的价格，简单易制作，确保了口罩可以源源不断供应市民。后人称之为“伍氏口罩“，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

在傅家甸的率先垂范之下，哈尔滨俄罗斯人居住区、奉天、长春等地纷纷仿照伍连德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清廷也难能高效运转了起来：1911年1月13日，山海关开始设卡严防。1月14日，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入驻山海关阻止客货入关。至此彻底断绝关内外铁路交通。

而其他通过陆路交通南下的旅客，也被清政府设立在山海关的检验所留住5日，防止鼠疫蔓延。而清政府治下的许多地方也开展了奖励捕鼠活动：北京活鼠可换铜圆二枚。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地政府的重视。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禁止随地便溺、石灰洒地消毒等措施也开始颁行。

这些防疫措施即使放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是科学有效的。但困扰防疫总指挥伍连德的是，在各种措施全面展开后，疫情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如烈火烹油，愈演愈烈。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进入1911年1月，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50人左右，很快就超过了100人，有一天甚至破纪录达到了183人。

伍连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一遍又一遍思考着自己亲手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纰漏，还有哪里是鼠疫菌可以传播的？

直到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的坟场，露天停放的棺木和尸体让他惊呆了，这些尸体如长蛇阵绵延一里有余。感到惊诧之余，敏锐的医生直觉让他发觉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危险的鼠疫菌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者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隔离区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受实验条件所限，伍连德没法验证鼠疫杆菌能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存活（事实证明伍连德的直觉是对的，俄罗斯专家后来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哈尔滨极低的温度下，肺鼠疫的病菌仍然能存活至少3个月）。

如何处理这些尸体？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深埋。但是冰天雪地土地冻得比铁还硬，挖个浅坑都很困难。如果等到来年开春大地解冻，那疫死人数恐怕还要增长不知多少。另一个选择就是集中火葬。

“火烧尸体！“这个念头刚在伍连德的脑海里出现，就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

中国人的传统观点一直是入土为安，在当时看来，焚烧尸体简直是大逆不道。

1841年5月发生在广东三元里的抗英事件，导火索之一就是英军一个印度步兵团在当地挖掘墓葬、乱抛尸骨。遂激起了当地百姓的愤懑，继而发展成上万人的抗英行动。

即使是长期生活在南洋和西方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焚尸挑战国人的伦理底线。思来想去，唯有上书朝廷，请一道圣旨方能平复民间的反对声浪。

出乎意料的是当地乡绅一致同意。难怪，在生死关头，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

获取了乡绅的支持，伍连德当即上书朝廷，陈述了哈尔滨的现状和火葬的必要性紧迫性。同时乡绅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焚尸的请求对清廷震动很大，但这次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做出了他短暂且悲催的执政生涯里难得的高光决定。

三天后外务部回给伍连德的电报很简短：“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字越少，事越大“的特点。

1911年1月30日，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是家人团聚欢庆佳节的时刻，而哈尔滨北郊公共坟场却十分肃杀。

200名工人齐齐出动，100个棺木或尸体一堆，整整堆了22堆。浇上煤油，点火焚烧。哈尔滨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见证了这一幕。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在寒风烈火中灰飞烟灭了。

集中焚烧棺木

随后俄国人也效仿伍连德的做法，从坟墓中掘出来1002具，加上尚未埋葬的，一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

这一次，伍连德的防疫措施开始见效了。从正月初二开始，傅家甸的死亡人数开始下跌。

1911年3月1日午夜，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防疫总部内一片欢腾。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三省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零报告。

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之后，伍连德又转战长春、奉天等地。到4月底，东北三省的鼠疫被全部消灭。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防疫而不是所谓“上帝的仁慈”，在人口聚居区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

1911年4月，伍连德在奉天支持世界鼠疫研究大会（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清政府特地拨款10万两白银），11国专家公推伍连德为大会主席。会议期间，东三省总督锡良笑着对伍连德说，当时没有委任迈锡尼二是支持伍连德，真是自己最明智的决定。也是在此次大会上，伍连德获得了“鼠疫斗士”称号（这也是1959年伍连德出版的自传所用书名）。

后来，伍连德凯旋回京，摄政王载沣亲自授予二等双龙勋章。这是中国历史上医生获得的最高奖励。

伍连德佩戴二等双龙勋章的戎装照

后续伍连德大力推动我国的海港检疫主权回收、主力筹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东北陆军总医院（今解放军202医院前身）、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等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

梁启超先生在回顾从晚晴到民国的50年历史时也对伍连德称赞不已：“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近日看到某假疫苗公司终于被法院裁定破产，对比109年前先辈在东北防疫做得种种努力，真是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