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16年前写的帖子——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原因分析及教训”——官腔官调

“一篇16年前写的帖子——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原因分析及教训”——官腔官调

杨瑞华

16年前写的贴子，现在再发出来，按理经过16沉淀，道理应当很明了，但是，通观此文，也是——官腔官调。

一．苏联是一党制国家，一党制国家（或家族制国家）的命运系在领袖一人之手。正因此——领袖伟大——领袖决对权威。

所以，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唯一原因——戈尔巴乔夫——甘愿被和平演变——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戈尔巴乔夫换上金正日、或金正恩、或卡斯特罗，即使固步自封，国家和苏共也是稳如泰山——朝鲜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二．此文最后谈苏联解体的教训、证明也是——官腔官调。

苏联解体证明了——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上。

其教训——只要世界上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社会主义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附原文]

一篇16年前写的帖子——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原因分析及教训

前进者

【一点说明】这篇稿子是笔者2003年写的，光阴似箭，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篇稿子最初是作为感想写的，谁知开笔后就收不住了，越写越多，轻而易举的突破了两万字，两三年后，记得是2006年，笔者曾将部分内容发到网上，很多网友在跟帖中谈了自己的看法。苏联解体是上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一点早已在世界学术界形成共识，普京在2005年发表国情咨文也有类似表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因写的较早，这次发出来仅做少许修改，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很多内幕已经逐步公开，文中个别观点已与现今有所不同，在此仅供网友参考。

1991年8月19日，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0世纪初曾以“十月革命”震惊世界的国家，又一次发生了震动世界的事件——“8.19”事件，此后不久的1991年12月25日晚上，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第一任同时也是最后一任总统，在发表最后一个简短的电视演说之后，印有镰刀锤子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降下。苏联，这个曾在世界近百年历史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了。

十几年转眼过去了，如今“八·一九”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回首往事，当局者仍莫衷一是。反省历史，旁观者更感慨万千。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一手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自1898年成立,至1991年解散,其间执政达74年，后期苏共党员达1800万人,约占全苏人口的10%。为什么这样一个老党大党,竟被叶利钦的一纸“非党法令”就毫无反抗地宣告解散呢?其深层原因和教训何在?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对这些问题，人们都在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试图做出自己的回答。

苏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列宁的话说：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十月革命胜利后，又遭受协约国的疯狂围攻，一度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国土，当全世界无产阶级津津乐道地称赞十月革命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的俄罗斯已经接近亡国的边缘了。为挽救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当时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俄罗斯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巨大的牺牲，战胜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2年12月26日，在各民族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署了联盟条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建立后，苏联共产党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国力作为首要工作，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飞跃，建立起了包括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已经成为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正是凭着强大的综合国力，苏联人民才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挽救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而挽救了世界。二战结束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家、历史学家，都对前苏联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联合国成立不久，就正式将前苏联列为工业化国家，而将绝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列为非工业化国家。从以下几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前面讲过，历史上沙俄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蒙受了巨大损失，而美国不但未受战火破坏，反而大发战争横财，经济急剧膨胀，工业科技实力大大增强。但尽管如此，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

十月革命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而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钢铁、水泥、石油、化肥等许多工业品的产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在科研、军工和航天等尖端领域与美国分庭抗礼，苏联人民的人均收入也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此外，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覆盖面与北欧社会福利国家相差无几，工人农民均享有公费医疗、养老保障。前苏联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平均文化程度为世界第一，以前苏联改革前的1984年为例，其中学入学率为100%，而美国同期的中学入学率为95%，法国为90%，西德为80%，巴西仅为36%。在社会治安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以社会秩序良好闻名于世，显著优越于一些犯罪率高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事实同时也雄辩地证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在很短的时期内走完了西方大国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

一、需要澄清的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那么，这样一个对人类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具有如此优越性的社会制度，怎么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呢？

苏联解体十余年来，许多国家专门机构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主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早在八十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所以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

二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提出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总之，由于立场不同，在这些西方人看来认为苏联之所以垮台，其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民群众不满。

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认为苏联垮台是因为军备竞赛、民族问题等。深感亡国亡党切肤之痛的原苏联国家研究人员则认为导致苏联垮台最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苏联官僚特权阶级盘剥、压榨人民，形成了新的阶级对立，失去了人民的拥护，而在苏共领导层试图对此进行改革时又没有把握好步骤，犯了一系列原则错误，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性的后果。

客观地讲，以上结论都有道理，但话又说过来，苏联是世界上进行社会主义试验时间最长的国家，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单纯用上述观点来说明解体的原因，是不符合实际的，是缺乏说服力的。

（一）前苏联解体并不是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苏联是各苏维埃共和国为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共同繁荣昌盛而自愿组成的。经过74年建设，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从一个资源大国发展为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和军事大国，综合国力成长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客观地说，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包括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性、苏共和联盟中央的各种严重政策错误等，但这些都是可以在联盟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改革开放逐步解决的。

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希特勒德国疯狂入侵的苏联人民，深知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严重后果，因此在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联盟前途举行全民公决时，全苏1.86亿选民中80%以上参加了投票，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的占76.4%。由此可见，苏联解体是违背苏联大多数人民意愿的。那么，在苏联解体十几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人民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近些年来，前苏联各国围绕“对苏联解体的看法”，在民众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活动，其结果发人深省。请看这些结论：

 ——今年10月24日至28日，俄罗斯国内的独立调查机构VTSIOM对1600名俄罗斯人进行了调 查，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当问到“如果在今天的俄罗斯再次发生了十月革命，你将持什么立场”这一问题时，42%的被调查对象称将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人或以某种方式与他们进行合作，27%的人称将等到革命结束但不会参加革命，16%的俄罗斯人表示将离开俄罗斯领土，只有10%的俄罗斯人表示将参加打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在回答“十月革命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什么的问题”时，32%的被调查者认为十月革命推动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19%的被调查者认为革命开创了俄罗斯历史的新时代，13%的被调查者回答说革命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16%的人则表示对答案不清楚。

——为纪念俄罗斯共产党的缔造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132周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组织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有63%的俄罗斯人仍然确信：作为“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在苏联解体10年之际，俄罗斯最负影响的3家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即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社会舆论基金会和俄罗斯社会舆论与市场研究公司，就如何看待苏联解体等问题在俄罗斯44个地区对1500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苏联应该保留。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愿意生活在苏联，而不愿意生活在现在的俄罗斯。

如果说以上民意调查带有某种政治色彩，仅仅是反映了苏联解体后部分俄罗斯民众对前途产生的失望心理，而不能正确反映苏联解体前的人民意愿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苏联解体前的情况以及西方人操纵的民意调查结果。1990年，前苏联曾搞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赞成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到20%。1991年5月，美国在前苏联欧洲部分，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测验，在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恰恰是叶利钦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 通过以上不同时期的民意调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选择，诚然，由于政策失误，人民对苏共的统治是不满的，但人民维护联盟的愿望却是强烈的。

（二）前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过度的军备竞赛造成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诞生的那天起，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就始终以敌视的眼光对待它。无论是十月革命后协约国的武装干涉，还是希特勒德国的疯狂入侵；无论是二战结束后延续几十年的“冷战”，还是1991年为挽救苏联而发生“8.19”事变，新的帝国主义侵略一直威胁着苏联国家，这种侵略任何时候都可能具有核战争的性质。这就要求苏联国家投入巨大的努力，使国家的防御能力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当然，为实现这种平衡，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以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不少国家的学者都把苏联解体归咎与同西方国家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但是，根据“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资料显示，从1963年到1973年十年间，苏联军费开支总额为674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3%，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乘正比的，即便是东西方军备竞赛最疯狂的1975年，前苏联军费开支为1023亿美元，占国民总值的9%，与战后实行休养生息的五十年代完全相同，而美国1965年到1969年越南战争期间的军费开支则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4%到9.5%。因此，前苏联的军费开支虽然高于除美国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但没有超出警戒线，将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说成是军备竞赛拖跨的是不正确的。

（三）前苏联解体不是因为经济停滞造成的 “经济停滞”导致苏联解体，这一说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首的前苏联所谓“精英集团”，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客观上是为了在前苏联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做舆论准备，主观上是为前苏联解体后给各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寻找替罪羊。

这一说法的另一个来源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此来瓦解前苏联人民，尤其是当时苏联当权的所谓改革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险恶目的。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1928年，从1928年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不管是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据西方统计数据，1928到1940年，苏联年均增长5.8%，这在当时是非常快的速度，战后恢复经济的50年代，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接近10%，60年代有所下降，但仍为8%，70年代是5%，这期间苏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西方的统计还表明，同期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从1975年至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逐渐低于美国，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更不能叫做经济崩溃。

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真正的绝对下降是从1990年夏开始的，但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而是1990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后，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经济制度，把应上缴国家的绝大部分税收截留下来的结果。这一破坏造成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苏联当年经济降幅就达2%左右。1991年，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又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中央计划，导致中央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物资供应不足，通货膨胀严重，致使当年苏联经济降幅更达到创记录的12%，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大幅度下降。可见，九十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四）前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西方的“和平演变”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烈响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红色冲击波。面对这种情况，他们认为单纯依靠武力已经无法遏止共产主义的狂潮，精明的、集数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经验与一身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随之改换策略，提出了“和平演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在他所著的《1989，不战而胜》一书中，对实现“和平演变”的方法策略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这一想法虽然从理论上讲是高明的，但在实践中却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

实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都出在内部，其演变速度甚至出乎西方国家政治家的预料。透过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理想信念的动摇比外部干涉、威胁更可怕、更危险。众所周知，前苏联是在成为超级大国的强盛情况下急速崩溃的。如果说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那么，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协约国武装干涉，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疯狂入侵，苏维埃国家处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演变”？如果说是“和平演变”，那么，为什么古巴、朝鲜、越南、老挝在当前经济如此困难下仍然能够存在。

说到底，苏联解体的动力来自苏联共产党内部，其直接原因在于苏共改革的性质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向资本主义世界赤裸裸的投降。

一位老同志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时，也着重指出两条：

一是党的阶级基础出了问题。在苏联后期所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逐渐与暴富阶层相结合控制了党，直到苏联解体，还是这些人掌权。而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却越来越得不到保障，以致完全丧失，结果导致党蜕化变质，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苏联解体后，各个独立共和国的掌权者、控制国家金融命脉的金融寡头、现有政党领导人几乎全是前共产党人；

二是党的理论基础出了问题，先否定了斯大林，进而否定了列宁，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后，做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一是如果东欧想抛弃共产主义，苏联将不进行干涉；

二是在苏联同时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这两项政策决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苏东剧变告诉我们：一是马列主义不能丢，二是接班人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西方一些学者也认为，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也许仍会存在下去。

（五）前苏联解体也不是因为民族矛盾激化造成的 前苏联有大大小小10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总人口43%。沙皇俄国统治时期，广大非俄罗斯民族被当成“异族人”，经济上处于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政治上则处于被统治地位。此外，沙皇还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列宁因此把俄国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由于缺少内在凝聚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沙皇俄国很快解体，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后，苏联共产党的前身——联共（布）坚持奉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为国家统一、民族和睦、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制度基础，用统一的经济体系、共同的繁荣和共同的利益，带领各民族人民生活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共同努力。经过前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苏联已经基本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形成了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从3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错误，如肃反扩大化，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同希特勒德国勾结为名，将车臣等很多少数民族强行迁徙到西伯利亚，在国家建设上侧重于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以至于到前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占据了全联盟财产的60—70%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民族团结，在国内造成了一定民族分离倾向，但民族问题始终都没有对苏联国家的生存产生直接的威胁。这一方面是由于有共产党作为维系联盟的纽带，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各加盟共和国没提出过，也不可能提出退出联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前苏联各族人民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人民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解体前曾进行过一次是否保留联盟的公民投票，统计结果显示哈萨克、阿塞拜疆等少数民族积聚地区人民群众保留联盟的愿望甚至高出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实行“新思维”后，为民族问题的总爆发提供了契机。

首先，戈尔巴乔夫没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经济领域，而是搞以民主化、公开性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没有找到维系联盟的新纽带前，就运用各种手段削弱苏共的影响力，剪断维系苏联存在的最后纽带。随着苏共的削弱和解散，不再有对地方分裂主义施加威慑的力量，各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在本共和国的威信，大力向中央争夺主权，致使联盟中央被架空，最后国家走向解体。

其次，尽管苏联成立时的联盟条约和苏联时期三部宪法均明文规定，民族权利平等是一条不可变更的法律原则，历届领导人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可是，苏联的建立、发展和解体的过程表明，实际上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难以做到各个民族完全平等，因为各个大小不同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地埋条件、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不一样，在数百年或上千年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尤其在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各个民族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差异较大，很难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达到完全平等和事实上平等。而这些情况，都为民族矛盾激化埋下了伏笔。

再则，苏联虽然也是联邦制国家，但与美国等国的联邦制不同，苏联国家体制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建立以某一主体民族名称命名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等不同层次的民族区域自治实体，这种形式实际上是人为地强化民族自我意识，激发民族独立自主情绪，在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或推行强权政治的时期，这种矛盾尚不突出，但一有风吹草动，这种矛盾就可能以种种形式爆发出来，如果处理不好，会严重危机国家安全。 际上，苏联解体前的民族问题空前突出，正是因为苏共改革失败，失去了对国家控制而造成的。

（六）前苏联解体也不是因为没有改革的原因造成的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体制改革。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全面的。实际情况是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在60年代就开始尝试搞经济改革，如前苏联实行了重视利润指标和物质奖励的作法，匈牙利从1968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采取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战略，这些改革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而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也不是发生在体制“僵化”的时期，而恰恰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年代。说到底，是戈尔巴乔夫掉进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改革初期，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大为赞赏，通过各种途径为他的改革方案出谋划策，面授机宜，诱导苏联进行自杀性的改革，导致了叶利钦上台和前苏联的解体。最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西方摧毁前苏联的‘软战争’却大获全胜。 前苏联人民因领导人推行改革的失误，付出了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巨大代价，遭受了黑社会泛滥、传染病猖獗和广泛失业的灾难，饱尝了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和社会保障瓦解的痛苦。由于变革后的俄罗斯的许多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医疗开支、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率，以及财产集中程度和社会贫富差距都明显恶化，其人均寿命甚至降低到了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199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宣布，不再将俄罗斯列为工业发达国家，而归入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二、前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苏联解体已经十二年，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苏联解体那震动世界的瞬间，历史留给人们的教训更加清晰。

（一）体制僵化脱离群众。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就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二战结束后，原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当时斯大林虽然也是大体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设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但在整体上忽略了俄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前提，建立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战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现出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限制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从而影响人们积极性发挥的严重弊端。正是这种具有严重弊端的体制，才使矛盾逐步积累、激化，导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和解体。

东欧诸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样形成了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我国在建国初期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许多做法，结果走了很长一段弯路。

体制的僵化，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将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最新成果用来为社会进步服务，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其结果直接导致7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慢。

而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则是党的建设遭到忽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被歪曲，党内关系的整个体系扭曲变形，形成了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集中于苏共，苏共权力集中于党的中央机构，中央机构的权力则集中于党的领袖，人民没有切实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以干部选拔为例，前苏联实行的不是民主选举，而是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因此各级干部都充当了党的意志——实际上就是领袖意志的“传送筒”和执行这种意志的驯服工具。这些“传声筒”干部只知对上负责，按上级指示办事，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缺乏主动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和联系群众的作风，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而广大普通党员则慢慢变成了只会机械地完成上级指示的配角。整个党从上到下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党的上层也逐渐摆脱党员群众的监督。这种风气的形成，为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渗透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创造了条件，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腐化堕落，关键时刻则摇身一变，跑到了反人民一边。结果，十月革命后出现的那种革命热情消退了，党的同志关系涣散了，消极散漫、虚伪和双重道德的风气在党内大肆盛行。决策上的不民主化和不科学化，领袖的指导思想失误，使苏联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更进一步失去了人民对党的信任，使苏联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极大地下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权威性也不复存在。

苏联解体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围绕“苏联解体究竟是地缘政治灾难，还是俄罗斯历史新纪元的开始”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2001年12月25日，俄罗斯外国记协在俄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苏联解体10周年”研讨会，会议邀请了7位俄罗斯著名专家学者和14名驻俄外国记者与会。多数与会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历史必然，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是苏共领导思想僵化，脱离人民群众，不求进取的结果。苏共的垮台，不是一党制的失败，而是苏共领导层的决策错误，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党的领导，从而引发了亡党亡国的灾难。

（二）党内腐败丧失民心。《共产党宣言》勾画出社会主义的基础，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马克思后来还强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其掌权人应废除旧官吏的一切特权。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苏共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列宁逝世后，尤其当斯大林通过各种手段战胜所有反对派,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之后,个人集权制逐渐在党内确立了起来。二战胜利后，斯大林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党和自己的要求也逐渐放松，晚年时更加专断独行,早已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抛诸脑后。早在30年代，计划经济下的腐败在苏联就已经出现,突出体现在党的干部享有特权，如发放购货证、工资附加款、享受住房、交通工具、休养疗养的特殊待遇和其他不花钱的特殊服务。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许多社会兼职。据一些资料披露：每个兼职部门每月都送来一袋钱，他“连封条都懒得拆”就丢进了抽屉，一个抽屉放满后，身边工作人员就马上重新换一个抽屉，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堪称俭朴，但他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拒绝各部门送来的钞票。由于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发展到后来不仅厂长、经理，就连中央级高官、部长和各州、市级干部都利用职权敛取财物，把国有财产的部分份额通过暗渡陈仓的办法装进腰包。

作为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虽然发起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并进行了某些改革和调整，但并没有真正触及这种体制的弊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便取消了赫鲁晓夫的种种改革措施，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又是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直至老死任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都实行这一体制，就连戈尔巴乔夫对个人权力的追求，所维持的官位等级制，甚至连其传统作风等，都带有这种体制的深刻烙印。

当公有制和权力专断结合在一起，便出现了新型的官僚阶级的私有制，即虚伪的公有制，剥夺了劳动者的产权。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纷纷借老子的权力进入领导阶层或能够发财的部门，成为一代新贵。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是他们的一个代表。这个平庸之辈和勃氏的女儿结婚后便官运亨通，很快当上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短短几年内受贿达600万法郎。过度集权和僵化的体制，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形成，即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据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些特权阶层，享有高薪、住房、别墅、汽车、游艇、内部餐厅、特供食品、特供商店、海滨休假、夏日狩猎等许多特权。以薪水为例，1922年，苏联的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是8倍，1934年扩大为30倍，到1953年扩大到四五十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扩大到上百倍。更严重的是，他们并不以享有特权为满足，而且还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贪污腐化之风日益蔓延滋长。许多干部过去在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中确曾为人民的解放而艰苦奋斗，公而忘私，但在掌握政权后，由于权力增大，私欲膨胀，又缺少人民有效的监督，以致特权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或几年间，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各级官员、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由于这个特权统治阶层始终打着苏联党政干部的牌子，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直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以赤裸裸的资产阶级面目出现。

客观地讲，苏联历届领导人并非不知道这个特权阶层的存在，也不是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就严重地冲击了这个正在萌生中的特权统治阶层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正是这个萌生中的特权统治阶层顽固并猖狂反对改革、维护既得利益的重大政治行动和重要标志。勃列日涅夫时期，出于巩固其地位的考虑，也从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吸取了不少教训，对一些领域进行了改革，但他吸取这些教训的目的，仅仅限于如何防止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由于指导思想方面的错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特权阶层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上百倍，也正是这个时期，苏联党政机构迅速地膨胀起来。据统计，80年代前期，苏联部级机构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160个，部长会议所属的部委和直属机构正副部长级干部达800人之多，一个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党政机关已完全官僚化了。与此同时，党的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也达到了顶点：1976年苏共25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连任的达90%，26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是25大的原班人马，中央委员中任期最长的达34年。至于思想僵化、个人专断、脱离群众、任用私人、裙带关系、营私舞弊、腐化堕落，更是比比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共不仅自己不改革，还制造“有限主权论”，动用军队武装镇压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疯狂推行军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共存在的问题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有革除这些弊端的勇气和决心，但他在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方法之前，就盲目提出了“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天真地试图单纯通过扩大人民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来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弊端，促进社会进步。凭心而论，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在本质上并没有错，但为什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呢？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说：戈尔巴乔夫是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患者，使用了正确的药方。

1989到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统治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是人民当时对苏共的很科学的评价。

苏共垮台，在世界政坛上是一次超级大地震，而在苏联老百姓心目中，却没有激起丝毫涟漪，人民照常上班，照常吃喝，冷漠得令人寒心、痛心、惊心！1991年8月23日，当叶利钦宣布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后，立即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苏共和俄共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把办公大楼围困得水泄不通。这些人不是来保护共产党的，而是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侮辱和围攻。如果没有几千名警察和保安人员组成一个通道把他们营救出来，这些人就会受到伤害。中止苏共活动后，苏联全国没有一次罢工或游行提出保卫苏共的。此时此刻，人民群众喊出了“要苏联，不要苏共”的口号，就连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都声明要“与原苏共划清界限”，否则，就无法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这一切都表明，此时的苏共领导集团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旗号奴役压榨本国人民并极力压迫别国人民的新的统治阶级。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是党的最深厚的基础，只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清除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三）改革失误秧及人民  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能不提到苏共的“精英集团”。所谓的“精英集团”，就是苏共的各级领导层，这个领导层大约由10万人组成，实际上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苏共特权阶层中掌握实际权力的一部分。如果说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所谓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他们用来欺骗群众，获取权力的幌子。1975到1985年，由于体制僵化等诸多原因，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出现了后来被西方政治家称之为“经济停滞”的现象。“停滞”现象的出现，给“精英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再不改革，就会危及到精英集团的特权，但一旦改革，同样也会对部分精英人物产生不利影响。权衡利弊后，改革的呼声终于在70年代末从苏联高层传出，于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犹犹豫豫中开始了。但这次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均在上台不久便因病去世，致使经济改革处于停滞阶段。这一连串的挫折，给戈尔巴乔夫于80年代中期顺利上台提供了机会。而此时，这批精英的思想已经开始出现质的变化，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这批人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这些精英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使他们窃取的国家财产合法化，不但拥有财富，而且可以把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这就是精英集团观点迅速变化的主要原因。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苏联变色，苏共垮台。实际上，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不是靠军队的支持，而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鼎力相助。1990年，前苏联曾搞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80%不赞成搞资本主义。而在这批“社会主义的精英”当中，却只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在原苏联的“葬礼”上，新的政治精英获取了更大的权利，国有财产的“管理权”变为“所有权”，私有化为此履行了“法律手续”。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横空出世，短短的几年时间，俄罗斯的新资产阶级经历了一个孕育、起步、发迹、膨胀的过程，脚踏着私有化改革的轨迹，“新贵”们转战于进出口，房地产市场，谋取商业暴利，截留挪用预算拨款，操纵金融证券行情等……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后又当了多年的总理，19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人。柯尔科夫斯基，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而如今，却成立了自己的私人银行，成为富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激进改革派代表叶利钦却从来不谈建立资本主义，仅仅谈民主、改革、市场经济等，直到他离开总统职位时，也没有谈要建立资本主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此时世界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实行改革，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苏联原有的僵化体制使整个国家运转缓慢，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领导层老化。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和跟上时代潮流。作为前苏联改革领头人的戈尔巴乔夫，他对苏联存在的症结是非常清楚的，初期的改革方向也是正确的，从1986年3月至1988年6月，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时期。但是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已经建立了半个世纪，它已渗透了到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人民对市场经济的观念极为贫乏，要从体制上、人们的行为规则上和思想观念上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决非易事。认识上的不到位，使苏共中央对长期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农业体制的深入改革未予重视，对企业改革的宏观决策也缺乏具体可行的配套措施，以致各项改革效果不佳。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受阻，无法深入的时候，在精英集团的唆使下，不假思索匆忙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结果不但使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权力的再分配又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使各种政治努力和意识形态在国内抬头和流行，戈尔巴乔夫本人又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后退，一步步放弃阵地，直至自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鼓吹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全面移植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结果却诱发和导致了经济、政治、民族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使整个社会陷入极为严重的失控状态。

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苏联领导人还开展“新思维外交”，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热衷于追求苏美合作和所谓“欧洲大厦”，幻想依靠西方大量经济援助来振兴经济，为此苏联领导人不顾一切的妥协和退让，同时还积极为西方国家干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开绿灯，从而催化了东欧各国的剧变，导致华沙条约的崩溃和经互会的瓦解。

政治体制“根本改革”，导致苏共党内的思想一片混乱，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70年的历史，反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共和国，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分裂，领导层内的斗争不断加剧，人事变动频繁，党组织和国家政权陷于半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党已经无法组织力量进行有效的反击。于是，以“8·19”事件为转折点，有93年历史的苏共被一纸法令取消，不战而垮，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此时不但无力换回苏联解体的命运，也连他本人无可挽回地从最高宝座上跌落下来。

苏联解体的教训。按照西方的说法，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正确的结论却是，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

它只是证明，这个制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多的社会公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

与此同时，苏联74年的历史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也就是说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