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军火库”案5嫌犯当庭获释，百名港警法院外等候再度拘捕

被告离开法院登上警车。来源：《星岛日报》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范凌志】5名香港暴徒被控于2日在湾仔某建筑内藏有爆炸品，案件4日在香港东区法院提堂。不可思议的一幕是，辩方声称发现控方呈交的律政司同意检控书写错被告姓名，最终所有被告获当庭释放。据《星岛日报》报道，4日当晚19时开始，有过百名防暴警察在法院外进行戒备，等候获撤销控罪的被告离开法院。至晚上20时，各被告走出法院，再度登上警车被捕。

据控罪书描述，5名被告依次为21岁男子郑锦辉、22岁女子杨泳茹、24岁男子丘建威、21岁莫礼滔，以及19岁黄建棋，此五人涉嫌在湾仔坚拿道西10号冠景楼4楼F室保管或控制爆炸品，其中包括59瓶汽油弹、79瓶半制成汽油弹以及伸缩警棍、胡椒喷雾、防毒面罩等物品。

有被告登上警车(图源：香港“东网”)

逾百名防暴警察法院戒备。(来源：《星岛日报》)

然而，4日开庭后，辩方声称控方呈交的律政司同意检控书写错被告名，中英文控罪内容不同，“并非有效文件，根本无理据继续检控程序，应即时释放所有被告”。随后，裁判官判定此错误导致整个聆讯无效，下令控方需要在下午18时前决定如何处理，结果所有被告在限期过后被当庭释放。

为此，香港警方针对该局面部署了再度拘捕行动。据香港“东网”消息，当时大批防暴警察抵达东区法院外，有部分进入大楼地下，气氛一度紧张。晚上20时许，有3名被控男子在其同伙撑伞遮蔽下离开法院，随即登上警车。据了解，警方较早前也已带走另2名疑涉案人士，他们当庭释放后于法庭外再次被捕。据悉，案件将尽快重新提讯。

警察在法院外等候嫌犯，以再度拘捕是否合乎规范？4日晚，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前主席陈祖光表示，在提堂时，一般都会有警察在法院内外等候，以应对提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因此今晚警方在法院外等候并不是个案，是完全合乎规范的。陈祖光说，该案是由于检控书出了错误，只需要重新出一份正确的材料再行检控就可以。

此前，外界对香港司法机构“抓了就放”的“怪象”早有很多质疑，这次的案件更是引发诸多猜测。对此，陈祖光明确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检控书为什么出错，他们(检控专员)怎么去做的，我们很难猜测。但根据我从警四十多年的经验，理论上是绝不可能出这种错误的。”陈祖光说，按照香港的法律，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案件，会由律政司的检控专员来出具检控书，这些检控专员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律师，对法律很有研究，出这种低级错误的概率非常低，因此，让人很难不怀疑此事是有人故意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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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报道】据香港《文汇报》5日消息，近5个月来，黑色暴力严重蚕食香港法治根基，香港警察承受着巨大压力在最前线维护治安，表现专业。而很多被捕暴徒和煽暴派却被香港法院轻判，因担心香港的公正司法无法得到体现，香港民间力量在互联网发起“法庭监察”运动，希望法官和裁判官接受市民的监察。

《文汇报》报道截图

报道称，有资深法律界人士说，香港警方拘捕了2700多名暴徒，但暴徒不仅绝大多数获得保释，迄今更无一人被判入狱。这些被捕暴徒，经过结案程序后又重归暴动前线，正因为如此，蒙面黑衣暴徒才会肆无忌惮。该人士呼吁，“司法公义无法得到体现，法治也就离沦亡不远。民间发起‘法庭监察’的行动，法官与裁判官，是时候接受市民的合理监察了。”

该法律界人士说，法庭对不同冲突案件的裁决，往往令市民感觉涉嫌双重标准。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践踏国旗，将国旗投至垃圾手推车内再弃于城门河的暴徒，法庭轻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而一名来自中国内地的男子，因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大门喷字，就被指控一项刑事毁坏罪，不获保释速审速判，3天之内送入监牢监禁4星期。

报道称，这位法律界人士最不满法官对保释问题的处理。他历数：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暴徒捣乱中，一名港大毕业生涉嫌咬断警员手指，法官竟然批准保释;还有黄之锋，两度被拘捕、两度很快被保释，法庭还允许其出境继续搞反中乱港活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更离谱的，7月28日发生在上环的暴力事件中，有17人被控但获得保释，保释条件宽松，包括允许离境，结果其中两个被告弃保潜逃，主审的裁判官才急忙增加不准离境的保释条件。

《文汇报》称，这位法律界人士说，“暴徒违法代价太轻，仍自由自在进出香港，还有机会弃保潜逃，难怪香港暴乱难息。”他表示，引入‘法庭监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正当选择。”

报道引述该人士的话称，“法庭监察”至少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公开案情，让公众了解案子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做出公正的裁决;第二，要求明确主审法官名字，有助于提升审判“透明度”;第三，要求明确轻判、重判的法律依据。

这位法律界人士还提到，在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领域，公众对司法进行有效监督，以及量刑的平衡和公正性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法庭监察”已成国际惯例。这种监督机制有效防止量刑不准、裁决不公的现象，香港有必要借鉴，增加香港司法系统公众参与度，筑牢香港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