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介入中国台湾的来龙去脉

美国介入中国台湾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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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但却不能否认,台湾问题又始终绕不过美国这个问题;因此,对美国以前在台湾的“所作所为”,进行一下回顾,很有必要,也颇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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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战败,1895年4月17日被逼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台湾岛被“割让”给窥视已久的日本;一年后的1896年4月17日,邱逢甲在诗作《春愁》中写到,“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早期,为反抗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在台湾被中国满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全省民众哭声震天,鸣锣罢市,而中国军队将领刘永福等更是率领台湾民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坚持了长达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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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在当时连未成年的少年也勇敢地加入其中,组成“台湾少年团”进行抗日斗争。因此,台湾人民是有抗日传统的。然而,台湾人民回归祖国而进行的抗日战争最终失败。

从此,日本对中国台湾殖民统治及奴化教育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896年,日本开始在台湾各地设置日语传习所,1898年,又将传习所改为公学校;1922年,日本公布《台湾教育令》,将中文汉语由必修改为选修,致使许多公学校自动废除汉文,至1930年,台湾共有日语普及会1900余所,到1935年,一年制以上的日语讲习所高达1600余所,结业生已突破10万人。

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开始严禁台湾民众讲中国话(违反规定如被发现要杀头),而开始强制性要求台湾民众学日语、说日语。

与此同时,除语言外,日本对台湾普通民众还有从历史、宗教、礼仪等等看似习以为常的事物入手,对台湾民众来进行奴化教育与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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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期,即1943年12月,中英美三国共同签署了《开罗宣言》,其中规定,日本在满清及后来所窃取的一切中国领土,包括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归还中国。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中,在有关投降条款中也包括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

同年10月25日,中国由时任台湾省主官的陈仪,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并在广播讲话中宣布,“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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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台湾在被日本侵占50年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经过。

实事求是地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是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积极主张者,其早在1943年3月间与英国外交部长艾登的一次会谈中就已提及;盖因,当时的中国军民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接受台湾后,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国内时势变化太快,在1949年12月蒋介石溃退至台湾前,又是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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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际上,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与原苏联之间的“蜜月期”也很快结束,不仅如此,以美苏为代表的“冷战”矛盾急剧尖锐起来,同时,日本也已归入美国势力范围;在国内,随着蒋介石1946年10月对解放区的进攻,最初由罗斯福派出的“军事协调小组”归于失败,而杜鲁门以副总统接替在总统位置病逝的罗斯福后,对于中国的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

蒋介石政府接受台湾后,起初,台湾民众是一片欢天喜地;然而,与蒋介石政府在祖国大陆实施的“巧取豪夺”和“高压政策”一样,他们将这一“恶劣习惯”带到了台湾,并以1947年2月26日警察枪杀两名摊贩为导火索,爆发了“2.28事件”,局势一度失控,不少台湾人跑到美国使馆要求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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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美国政府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

这就是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及“联合国托管”方案最初出处。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份建议中充分肯定了台湾人民“强烈愿意有中国公民的地位”,他们反抗的只是现在残暴统治的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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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8月,美国时任驻华大使的魏德迈还跑到台湾进行了详细调查,在向马歇尔报告中称,“台湾物产丰富,能源充足,铁路、公路良好,人民教育水平高,与大陆成鲜明对比”,并指出在国民党残暴统治下,两者产生了严重的“敌对情绪”,“有迹象表明台湾人对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是会接受的”。

美国这一动向,引起当时中国国内的关注,1947年11月27日,当时的上海《新民晚报》刊登文章给予了揭露,不仅提到魏德迈访台的情况,还披露了美国当时在台湾建立空军基地,用台湾的工厂制造飞机配件等情况,转发了由美国人在台湾办的报纸鼓吹“台湾托管”言论。当时的美联社也报道称,由美国“野心分子”所领导的台湾分离运动不久将提出来。

在此之前的1946年10月蒋介石进犯解放区前,其与宋美龄“巡视”了台湾,并在日记中表达了意欲将台湾作为进行内战的后盾(物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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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背景下,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于1947年12月发表了长篇讲话,并以强烈的措施驳斥了美国分离台湾的企图,“这一说法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侮辱,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六百万台湾人民和四万万五千万大陆的中国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慌忙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新民晚报》的报道进行了“辟谣”;就这样,美国对中国台湾所谓的“托管”及“地位未定论”,最终以“破产”和“失败”,告一段落。

然而,随着美国与原苏联斗争的剧烈及当时中国内战局势明朗化,美国又一再地将“魔爪”伸向中国台湾,并逐渐形成了一个“阻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决策;这期间,充满了美国式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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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美国国务院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战略价值作一个全面评估,同时,让当时驻菲参赞奉调回国途径日本时,征询一下驻日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意见。

他们的意见几近一致;他们都认为中国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是,一旦中国大陆易手后,美国即失去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澎列岛地位突出,必要时可以用作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航道;

二是,如果为“不友好的”力量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可以利用它控制马来亚地区到日本的航道,并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

三是,当时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如果切断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

美国人据于以上价值,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这一结论。

美国为保自己对中国台湾不失去控制,开始在分离台湾上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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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5日,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巴特沃思在致时任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的一封绝密信件中写道:“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假设意外之外的事果真发生了,而中国人是有办法妥协的——如果你接到指示要你说服台湾当局同大陆的任何安排脱离关系,维持一个分离的政权,请不要感到惊奇。”

最终,以此件信中心思想为基本框架,几经补充后,在1949年3月初由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签署批准,在蒋介石12月溃退至台湾前,成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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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设法阻止蒋介石来台。

1948年9月开始,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始涌向台湾,时任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一再向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称“委员长”及其政府主要部分如果迁台,必将危及台湾的“和平与安全”;为此,美国当时的做法是尽可能地阻止蒋以台湾为最后据点。

1948年11月,克伦茨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秘密接触,魏道明表示,在取得美国1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心理上”的支持条件下,他可以实现台湾“自治”,并说服蒋不来台湾。

1949年1月,蒋介石把魏道明撤换掉,将亲信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并开始将巨额的黄金、外汇和军火等运到台湾;此时尽管克伦茨认为“陈诚是会对委员长请跟到底的少数将领之一,因此我不相信能够把台湾交给一个把委员长排除在外的中国政府。”,但依然希望能够争取到陈诚按美国政府意图办事。

当时,陈诚为争取美援,也曾向美国表示赞同成立台湾“自治政府”,还表示蒋不会复出(时李宗仁为临时总统),如大陆成为“联合政府”,他一定不让政府插手台湾,等等;但很快美国感到不对,陈诚不是他们要找的人。陈诚后来对美国人表示,自己追随“委员长”20年,不可能拒绝蒋来台。

二是在台湾培植取代蒋的势力。

在蒋介石来台之前,美国属意于孙立人;经美国一番运作后,蒋在老家溪口也召见了孙,请他回台湾后好好训练军队,然而,这之后,台湾的军政大权反而更加集中到陈诚手中,并大力加强了陈诚在台湾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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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另一个属意人是吴国桢;上海解放前吴为上海市长,早年留学于美国,一直与美国政要关系密切。

这两个美国属意的人,在蒋到台后,都不能见容于蒋,吴国桢被迫于1955年辞职,最后流亡美国;孙立人于1955年以“匪谋”同谋嫌疑被在家中“软禁”。

与此同时,美国驻上海、广州及香港的使领馆与各种名目不一的“台独”分子保持联系;通过与这些人接触后,美国人得出“没有新的证据表明当地主张独立的团体在人数、组织、武装和领导方面足以击败(在台湾的)驻军而建立反共亲美的台湾当地人的政府。”这一结论,只得作罢。

三是再次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

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麦克德莫特发表谈话称,“台湾地位在战时与库页岛完全一样,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

在察觉到美国的阴谋后,1949年3月,刚去职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着重指出,台湾是“收复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政府对该岛的内政外交有绝对主权;并特别指出,自1941年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以来,《马关条约》就已经失效,从那时起,台湾在法律上就已归还中国,到战争结束时再从日军手中实际收回。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战争爆发,1950年6月27日,美国第七航母编队驶入台湾海峡;次日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愤怒至极,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其后,美国又重新提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且,这一论点后来正式写入对日和约中去,而蒋介石也被迫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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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将经济援助重点转移到台湾,意欲加强对台湾的控制。

1949年3月,美国政府向国会提出延长《1948年援华法》,并提出一项修正案,即大量削减对大陆的经济援助,而大比例地增加给台湾的援助;之前的同年2月,美国派出原驻华公使默钱特到台“监督”美国在台各项工作。

当时,美国的做法,现在看来,很有些意思。

一方面,美国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一面与李宗仁周旋,一面等待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通;

另一方面,美国的克拉克代办随孙科政府到广州,一面继续持续与蒋的关系,一面又与反蒋分子进行接触;

再一方面,又派出原驻华公使默钱特到台湾,为分离台湾做准备。

狡兔三窟,也不过如此。

1949年5月底,随着蒋介石到达台湾台北后,美国人只得继续同他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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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50年6月份前,美国几乎决定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即台湾问题,也即从“中国内战”中抽身;然而,此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致使美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战略误判——在长达近20年时间里,无视占地球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存在(美国人自己言)。

发生于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真正意义上的“金门炮击”事件(10月初改为“单打双停”,即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单打双不打),当时就是明白无误地既告诉台湾“内战并未结束”,更是警告美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直至1972年2月,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下专机,即边与周恩来总理握手,边说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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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写道,“美国认识到,以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与中国台湾地区实现“断交、废约、撤军”。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

至此,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处理上,才基本上“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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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题外话,个人意见不喜勿喷理性探讨)

综上,不难看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内部事务,以前,不容他人置喙,现在,更甚。

然而,台湾问题又绕不过美国,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且,台湾问题因美而起,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在两地三方中,中国与美国始终是主角,中国台湾地区连配角都算不上,只是一个棋子而已,美国手中的一枚棋子;最终是中国与美国的较量。

如果美国又误判形势,不排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半岛的历史重演;甚至美国比半岛更为不堪,加剧其衰落速度和程度;美国已有前车之鉴(朝、越战争)。

对于台湾,我们的牌底是“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坚决遏制和打击“台独”势力和分子;牌面是“一国两制”,什么是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但凡自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一员,在岛内都可视为朋友。

两岸民众越是了解,随着中国日益站在国际舞台中央,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两岸中本以向大陆倾斜的天平,会愈加倾斜。概因,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过上美好的日子是最大追求和理想。

归根结底,是时间问题,也是时机问题,更是发展问题;稍安勿躁。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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