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天祥到朱元璋，我们对元朝有什么误解？

近日，人教社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络上流传着“将文天祥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说法，引发网民广泛关注，被迫回应的人教社马上拿起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教材的截图进行回应：我们冤枉，没有删文天祥，他的《正气歌》也在“知识拓展”中介绍了啊。

不过，从观察者网网友们的反应来看，人教社这次平息众疑的效果并不佳。

他们质疑，怎么放到了楷体版的知识拓展来打马虎眼？还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呐？

众所周知，“文天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了民众很多的历史集体情绪。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人教社因为删什么东西而引发广泛争议。

文天祥像

历史、语文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篇目做出某些调整和增删，也实属正常。笔者记得很小的时候，前几届语文课本中还有的一篇，有关某英雄在东北山林打虎的文章消失了，当时的《光明日报》还专门作出解释，说老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能再讲打虎了。

但具体到类似霍去病、文天祥问题，则别有一番味道。对此，我们没必要遮遮掩掩，哪怕是某些最虚无主义的“新新史学派”，也不得不承认，文天祥发散出来的意项中，需要有“抵御外侮”以及“夷夏之辨”这两条。

被史学大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赵家，随着文天祥的身死，最终亡于了蒙古人的铁骑之下。

之后，诸夏之地的历史车轮驶入了近百年的元朝。

早有读者指出，元朝也是正统，而且“信国公文天祥的忠义是得到了元世祖乃至整个元廷的认可的”。有关蒙元的法统问题，完全可以单独再可以专文论述，笔者在这里限于篇幅，仅做一个侧面的阐述。

为了更好地看清这点，不妨直接从文天祥跳到百年后，扛起反元大旗的朱元璋。14世纪中期的华夏大地，在旧朝崩塌，新朝草创时期，那时的士大夫文人们被“腥膻遍地”统治百年后有多少人感到悲愤和屈辱？又有多少人会把朱元璋视为“华夏衣冠”正朔再立的拯救者和圣人在世？大明取代大元，士人阶层真的有重获新生的憧憬感吗？

把所谓的敏感的民族情绪的迷雾彻底撕开之后，我们来看看，宋——元——明王朝迭代之际，那个时候的民族矛盾和夷夏之辨问题。

耐人寻味的刘基现象

把刘基这个人物当问题的切入点，也是因为他曾是笔者小时候明史的“开蒙教师”。小时候听评书，说朱元璋跟着他的赤屁股兄弟汤和胡大海等起兵除暴，除了一干猛将之外，还有像文曲星下凡一样的神机军师——刘基。

评书听多了就知道，这类袍带书都有套路，刘基和诸葛亮（三国演义）、徐茂功（隋唐演义）是一类的“半仙”，而且元末清初演艺也有朱元璋三顾草庐，把刘伯温从浙江青田请出山的桥段。

在刘基的老家浙东，首先打出反元旗号“叛乱”的是方国珍，但作为汉族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刘基在家乡出现“义军”之后，不但没有响应，反而积极应招蒙元左丞相帖里帖木儿讨伐方国珍。刘基在讨方檄文中方国珍直斥为“贼寇”。如果方国珍为代表的“起义军”抗击暴元代表正义，那么刘基为何选择助纣为虐？

方国珍灭而朱元璋起。刘基选择了隐居，并且著有《郁离子》，以“红寇”隐喻朱之起兵。虽然朱元璋最后礼贤下士，请“刘半仙”出山，上演了君臣际遇的好戏，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检索元明史，就会发现，刘基的同侪们力拒朱元璋征辟的现象并非罕见，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元末士大夫的“主流”选择。

刘伯温

朱元璋手下的大将邓禹攻克徽州之后，请当地的著名大儒、乡贤郑玉出山辅佐，不料郑玉居然绝世七日之后悬梁自尽，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且民间风闻把介子推的名节送给了郑玉。

而且，在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枣林杂俎》中，记载了林林总总，花样繁多的元末曾在蒙古人手下任职高官的知识分子拒绝征辟的现象，他们殚精竭虑找种种理由，比如身患疾病、侍奉老母等等拒绝出仕。

其中最为惊悚的是江西贵溪大儒夏伯启。他为了逃避朱氏政权“罗织铁网”逼迫士人出来做官，甚至不惜自残身体。

因为按照当时的铨选标准，大致有四类——身、言、书、判。这个身就相当于现在的入职体检，要检查你身体有没有毛病，残疾者不是征辟的对象。

夏伯启断掉了自己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意思是我现在写不了字了，不能出来做官。（让笔者想起民国年间，贫农家的孩子为了逃避兵役，自断右手食指，以示无法拿枪。）

夏伯启和文天祥同是汉族江右民系，信国公的精神本应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难道百年之后，文天祥的正气已成为“游魂”了吗？

我们再从一个侧面，也就是朱氏政权在逐渐稳固之后的连番累牍地发布察举贤才的政策，可以反证洪武年间渴求人才而人才却不愿合作之间巨大的鸿沟。

30年里，朱元璋一共发布了约130个正式文件搜罗民间的岩穴隐士，而且把名额摊派到州县，达不到的就要严加惩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明史专家屡屡引用洪武十八年颁布的《大诰》，证明明律对官僚阶层极为苛刻，导致“士大夫多不能为君用”，换句话说，是士人阶层怕挨朱元璋的鞭子，被剥皮而不愿合作。笔者看来，这个因果关系还需要再进一步论证，何为因？何为果？恐怕是新政权不得不以严酷的刑法相要挟，以保证士人为明廷服务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一面。

“红军贼寇”还是华夏正统？

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以刘基为代表那一批元末汉族知识分子口中的“贼寇”问题。

朱元璋在平定大小诸侯、割据部落，尤其是灭掉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整个形势朝着更深一层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向发展，比如他自觉和红巾军切割，开始宣扬仁义礼智，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反元叙事越来越朝着夷夏之辨的方向发展，最典型的莫过于他的《奉天讨元北伐檄文》，其中有这样的字句：

胡虏无百年之运……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蒙元为胡虏夷狄，我为中华，这是朱明王朝合法性建构的重要一环，在明初更是有激发士人族群意识，建立对汉族新政权的认同的意愿。

而且这个意识形态建构，后来成为明末清初那批反清复明，甚至也是清末革命党人驱除鞑虏的精神资源。

不过，朱元璋成功了吗？换句话说，明初士人的华夷之辨的心态“复位”了吗？

 当年火遍全国的历史类通俗话本《明朝那些事》有一段，在朱元璋征服华北占领北京之后，带有相当自豪的语气说，自从石敬瑭“卖国”，幽云之地在被胡虏占领了几百年之后，华北重新回到了汉族政权的手中。

作者当年明月可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有大批的汉族知识分子跟着元顺帝跑到了漠北。比如兵部侍郎，浙江青田人林谏（刘基的老乡），在北遁之前曾写下血书，以尽臣节。此外，还有戴良、汪同、陈高这些名儒，在朱元璋和元朝军队激战的过程中，选择了站在元朝这一边，“陈天下之安危”，为平叛献计献策。

要知道，在蒙元的“人种等级”制度下，他们属于本来比较低级的“南人”。连被蒙古人最后征服的南人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北方曾经长时间被契丹和女真人统治的士人阶层了。

曾参加徐寿辉领导的徐宋红巾军的大将明玉珍曾给朱元璋写过信，说元朝气数已尽的情况下，中原人物尚“纷纷附逆，殊为可恶。”言说的就是北方士人仍然视元朝为正统的现象。

这一点连朱元璋本人也不得不感慨，斥责蒙古为夷狄，未能完全唤起众多元朝汉族高官的“民族意识”，他在《祭平章李思齐》文中这样说：“汉人弃丘陇，从胡人为中国仇者，至今身膏野草，骨委沙漠”。他们居然为了所谓的“尽忠”，连风光旖旎的中原和江南都弃之不顾，祖坟也抛荒跑到了北方的沙漠里追随元顺帝。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最典型的还有蔡子英。朱元璋在平定扩廓帖木儿的过程中，活捉了元末进士，跟着元室北遁的高级参谋蔡子英。

蔡子英被押送到南京之后，居然上演了一出另类版的“文天祥正气歌”，上书要速死，而且思念元顺帝一夜大哭不止，他在和朱元璋对话中，大义凌然，说：“臣之侍君，犹女之适人……终身不改”。朱元璋表现得非常大度，说“汝志不可夺”，派人护送他回到了塞北。

被遮蔽的元朝遗民心态

在君臣大义和夷夏之辨中，数量庞大的“元遗民”选择了前者，他们认为明朝得国不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叛乱。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因为形势考虑，还把自己的军队涂抹上了一层宗教的面纱，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他和儒家知识分子阶层的隔膜。

一则是阶级差异，一则是儒与“邪教”，让他们无法在心底认同朱明的正统。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元末士人笔记和元末明初各类“野史”做一个大数据统计，“妖寇”、“红巾贼寇”、“草寇”这类对朱元璋的蔑称数不胜数，而这类称呼绝大部分出自汉族知识分子之口而非元朝官方称谓。

即便是被朱元璋强制征辟，而不得不合作的士人，他们深层次的心绪也难以平复，比如他们私下里写文章只写甲子而不写年号：“但书甲子”。这是效仿当时的名洁之士陶渊明的做法，意思是我是被迫和你合作，但你并不是正统，无政权之合法性。元顺帝虽然被逐出中原，但这就好比鲁昭公出居乾侯一样，朱明王朝看起来已经建立，但按照《春秋》的宪政制度，还是个“伪政权”，是闰僭。

结语

元明迭代拥元弃明，隐匿山林拒绝朝廷征兆、随元室北遁沙漠、拒绝承认明朝为正朔、正统……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至少在明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许只是后人的一种“移情别恋”。

朱元璋“北扫胡尘”，重振我华夏声威，也极有可能是累成断代的一种塑造。

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蔡子奇的“正气歌”，未必有那么违和。

这类现象，考验我们对历史复杂问题的分析，君臣大义，夷夏之辨，正统之分，历史螺旋上升的通道未必那么通灵澈透。

这里，埋一个扣子，朱明王朝的知识分子，大约在什么时候算是结成了一个统一的共同体，认为我乃是大明的臣民，大明是我的国，我的家，是真正的华夏？

答案是明宣宗朱瞻基时代。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关注“被误解的蒙元”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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