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局成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待企业所得税问题切忌半拉子工程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演讲局成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

近年来，全球化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且理由往往很充分。但一些批评人士，尤其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矛头对准了错误的对象，营造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欧洲、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迫使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达成了糟糕的协议，导致了美国目前的困境。这是一个荒谬的说法，毕竟是美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企业首先制定了全球化的规则。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一个特别有害的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避税。跨国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总部和生产迁至税率最低的管辖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不需要转移他们的业务活动，因为他们只需要改变如何在纸面上“记录”收益即可。

例如，星巴克可以继续在英国扩张，同时在英国几乎不用交税，因为它声称那里的利润微乎其微。但如果这是真的，它正在进行的扩张将毫无意义。既然没有利润可赚，为什么还要增加你的存在感呢?显然，利润是存在的，但它们正以特许权使用费、特许经营费和其他费用的形式，从英国流向税率较低的司法管辖区。

这类避税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最精明的企业（如苹果）是个中好手。这类行为的总成本是巨大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政府因为公司税的转移，至少每年要损失5000亿美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和他的同事们估算，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中，有大约40%被转移到了避税港。2018年，500家最大企业中的60家——包括亚马逊、Netflix和通用汽车——没有缴纳美国税，尽管它们的（全球）总利润高达800亿美元。这些趋势正在给国家税收收入造成灾难性影响，也破坏了公众的公平感。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许多国家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财务困境。自那以来，要求重新考虑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全球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主要的努力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计划，该计划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遏制了一些最糟糕的做法，比如一家子公司向另一家放贷。但数据显示，目前的努力远远不够。

根本问题是BEPS只能零敲碎打地修补存在根本性缺陷、已经无可救药的现状。在流行的“转移定价体系”下，同一家跨国公司的两家分公司可以跨境交换商品和服务，然后在出于纳税目的报告收益和利润时“正常”估算这笔交易的价值。它们会提出商品和服务在竞争性市场中交换所需支付的价格。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系统从来没有很好地运行过。一辆没有引擎的汽车，或者一件没有纽扣的礼服衬衫，人们该如何评价它们呢?没有可以参考的公平价格，没有可以竞争的市场。在不断扩大的服务业，问题更加严重:没有总部提供的管理服务，如何评价生产过程?

跨国公司从转移定价体系中受益的能力已经增强，随着公司内部贸易的增加，随着服务(而非商品)贸易的扩大，随着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的增加，以及随着公司在利用转移定价体系方面做得更好，跨国公司从转移定价体系中受益的能力也在增长。其结果是:利润的大规模跨境转移，导致税收收入下降。

美国企业不允许在国内转移定价以分配利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意味着在进出州界时，就要反复定价商品。相反，美国公司利润以既定公式在不同的州之间分配，所考虑的因素有就业、销售和在各州的资产等。此外，国际企业税改革独立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在其最新声明中表示，这中方法是唯一能够在全球层面运转良好的办法。

经合组织将很快拿出大型方案，将现有框架向这一方向推进一小步。但是，如果关于该方案的报道正确的话，它走得仍不够远。采用该方案后，公司的大部分收益仍然用转移定价体系处理，只是有一个“残值”根据公式进行分配。这样分割的理由尚不清楚，只能说经合组织可能推崇渐进。

毕竟，几乎所有司法辖区中所报告的公司利润，都已经包括了资本和利息收入抵扣。这些“残值”——纯利润——来自跨国公司全球活动的联合操作。比如，根据2017年美国减税和就业法案，资本产品的总成本可以在某些利息的基础上额外抵扣，这就使得总报告利润比真正的经济利润大幅降低。

考虑到问题的规模，很明显，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最低限度税收，以结束当前的逐底竞争(除了企业以外，这种竞争对谁都没有好处)。没有证据表明全球总税收降低会带来更多投资。全球最低税率可参考当前平均有效公司税率制定，大约在25%。否则，全球公司税率将趋近于最小值，意在增加跨国公司税收的改革最终将适得其反。

世界正面临多重危机——包括气候变化，不平等性，增长放缓和基础设施老化等，如果没有资源充足的政府，我们一个危机也解决不了。不幸的是，当前的全球税收改革方案根本不够。必须逼迫跨国公司做好分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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