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民的集体战争狂热 ——以《朝日新闻》为核心的考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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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份“雅俗共赏”的报纸，在卢沟桥事变后的报道中，存在着断章取义、掩盖真相、煽动民众情绪等问题。

鼓动日本人从事“铳后”援军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媒体带有煽动性的报道，让日本人投入到“铳后支援” 的热潮中，事变后不到一个月，日本全国出现各种援军活动。东京市市长呼吁：“我等东京市民在时局重要时刻，应深刻认识形势，不要轻举妄动，采取断然态度，必须发扬尽忠报国精神，特别是加强后方支援，彻底实行军事救护，振奋忠勇士兵的精神，勤俭节约涵养国力。希望市民各位深刻体会政府方针，举市一体，全力协助国是之贯彻，同时做好万一准备，无遗憾地为帝国昌盛、东洋和平做出贡献。”政府煽动与媒体报道相互配合，导致不明真相的民众要求“膺惩”“暴支”，捍卫日本的“合法权益”。

日本孩童将零用钱捐献出来支援战争

日本人开始给前线士兵寄慰问信、慰问袋，到神社祈祷武运长久，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从全国各地寄到陆军省的激励士兵的电报、慰问信、明信片如雪片飞来，在副官房长官桌子上堆积如山。当局深深感到铳后支援的厚意。”

慰问信是前线将士最重要的精神慰藉，在学校组织下，日本中小学生给侵华士兵写慰问信，制作慰问袋，“品川府立第八女子高中学生们制作了2800 个慰问袋。第一节课全体学生给北支士兵写慰问文，18 日是星期天，全体四五年级学生到校，制作了1900 个慰问袋，准备19 日分发给学生，将慰问文放入申请的慰问袋中”。“淀桥区府立第五女子高中1100 多名学生，为表赤诚，做了1900 个慰问袋。慰问袋里装了栗羊羹、水果蜜豆、铅笔、慰问文、慰问画等。每个慰问袋价值85 钱”。《朝日新闻》关于中小学生慰问信的报道，不仅引起全国中小学生的模仿，更为空前的“赤诚报国”热推波助澜，助长日军的侵略气焰。

在“举国一致”“赤诚报国”的狂潮中，一向“相夫教子”的日本家庭妇女纷纷走上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实行“铳后支援”。1937 年7 月8 日，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参与了东京市民“严惩暴支”的百万市民大游行活动。日本爱国妇人会会长本野久子表示：“在重大时局时刻，爱国妇人会高兴地加入举国一致行列，举全体会员之力，为航空报国贡献力量。”大日本航空妇人会会长松平俊子表示：“现在战争中空军非常重要，在北支事变不容乐观的时刻，必须官民一致建设空军。值此朝日新闻社倡导军用机捐款事业之时，作为航空后援的航空妇人会将全力协助。”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理事长、东京妇人会委员长、全国小学女教员联合会副会长等，都表示支持“军用机捐款运动”。各妇女团体还组织家庭主妇制作慰问袋、参拜神社、慰问军人家属、慰问伤兵等活动，“为祈愿北支及驻满士兵武运长久，爱国妇人会19 日上午10 点参拜明治神宫。在爱国妇人会本所邻保馆工作的220 名女工作人员，在馆长带领下，一同祈愿武运长久”。“爱国妇人会萤雪分会有30 名会员，每天晚上10 点开始到街头募捐，到29 日，共募集慰问金541 元58 钱，准备在8 月1 日前制作820 个慰问袋，献给陆海军省。”7 月31 日，《朝日新闻》报道了东京妇女走上街，缝制“千人针” 。有的妇人会还组织到医院慰问伤员、探望士兵家属，以解除侵华士兵的后顾之忧。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宣传画

在疯狂的侵华战争狂热中，有日本青年学生请缨入伍，到华北前线去，“日本学生航空联盟关东、关西两支部操作部中取得二等操作员证书的14 名学生，向陆军大臣提出‘北支事变从军申请’，要求成为我国第一批空中义勇军”。后备役军人则要求到侵华前线，如“三重县50 岁的后备海军特务少尉名古长藏表示，现在正在电信科工作，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电信业务熟练，且无后顾之忧”。日本“人道会”发起“为华北军马募捐的活动”。他们认为，日本军队“出征”中国，不仅将士辛苦，军马也日夜奔波劳顿，需要更多的照顾和营养，需要专门捐款慰劳军马，有效发挥骑兵作战威力。

总之，自卢沟桥事变到北平沦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朝日新闻》利用其第一大报刊的地位和影响，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事变进展，引起民众的关注。大量歪曲事实和具有煽动性的报道，鼓动国民“铳后”“报国”，从精神和物质层面支持侵略战争。通过对《朝日新闻》相关报道、评论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国内疯狂“赤诚报国”的程度，并可由此认识侵华战争中日本媒体、民众与战争的关系。

赤诚报国热”引发的思考

《朝日新闻》从舆论上支持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决策，助长了“举国一致”战争狂热的形成，对侵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赤诚报国热”与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向民众灌输的“神国”观念、“忠君爱国”思想有密切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是，日本的民主很不充分，天皇仍然被视为“现人神”，“忠君”是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神国”“忠君爱国”等封建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不断强化。日本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等，向国民灌输日本是“神国”“国体优越”等观念。为天皇“尽忠”是武士道的最高境界，也是对普通国民最高的道德要求。

日本妇女缝制“千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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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武士道”构成了日本国民道德的两大精神工具。政府要求国民“效忠”天皇，践行“臣民之道”，“国恩宏大，在‘天孙’ 开辟之国，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则沐浴天子之水，死则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产于天子之土地”，甚至要求国民在吃饭、穿衣的时候都要想着天皇，时刻不忘为天皇尽忠。“忠君”“爱国”等观念固化了日本国民的思想。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下，日本与他国交战时，民众往往特别关注“皇国”命运；而标榜“公正、客观”的媒体，往往难以秉持原有的立场。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家纷纷转变立场，放弃“民权”而伸张“国权”，转向了极端民族主义。卢沟桥事变后，《朝日新闻》虽然未公开抛弃办报宗旨，但是，报道中明显地存在着片面、偏袒的倾向。这反映出战争环境下，日本媒体无法秉持公正立场。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不同国家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也存在着矛盾、冲突和战争。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媒体的价值就在于报道的真实、客观。卢沟桥事变后，《朝日新闻》表面上看似乎在“客观”报道事件及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应，实则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舆论导向，如“北支事变爆发以来，国民爱国赤诚谱写了无数的军国美谈、恤兵佳话，陆军当局向陆军省新闻班和相关媒体发出倡议，收集本次事变中出现的义士、烈妇、笃志者的事迹，通过报纸、电台、杂志等广泛传播”。如此大量刊载中国“挑衅”日本“合法”“特殊利益”的新闻，刊登日本各界以“国防捐款”、做慰问袋、神社祈愿、缝“千人针”等形式支持侵华战争的消息，特别是关于中小学生、年迈老者捐款的报道，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杀伤力”，一般人都要慷慨解囊，以表达“爱国”之情。

日本宣布投降后，在皇宫前长跪不起的日本民众

卢沟桥事变后《朝日新闻》的报道及日本民众的反应，引起我们对新闻媒介、日本民众与战争关系的思考。战争期间，日本普通百姓只能通过报纸、收音机等媒体了解战争的相关信息。在日本媒体中，《朝日新闻》一贯以客观、公正自居，自创刊以来深受日本知识分子及一般读者的喜爱。但是，这样一份在日本国内相对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报纸，此时都长篇累牍地刊登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片面、不实的报道，其他报纸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了。应该说，日本政府长期的“忠君”思想灌输影响了民众，而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政府的政策，愚弄民众，这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狂热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民众既是战争的支持者，也是受害者。

战后，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发动侵略战争的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中日关系要“向前看”，希望中日两国能够超越历史。但中国人的大度不能成为日本政府不反省、日本民众不反思侵略战争责任的理由。日本民众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主动还是盲从，他们所谓的“报国”都客观上给侵华士兵以巨大精神支持，助长了侵略气焰。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除日本共产党明确反对侵略战争外，其他劳农政党纷纷“转向”支持战争，连曾经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少有对日军行动提出疑问的。尤其当日军在中国战场一路猛进时，日本国民几乎一致支持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是如此，卢沟桥事变后也是如此。试想，如果没有日本民众的支持，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何以能持续多年？

九一八事变期间进军中的日本部队

当然，随着战争长期化，日本国内物资紧缺，衣料、砂糖、火柴等基本生活用品供应困难，日本人开始厌战，这与日军胜利时的“爱国”狂热是两个阶段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对战争具有浓厚的“被害”意识，缺少对日本侵略“加害”责任的必要自省和反思，缺乏对战争性质的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无论是在每年战败纪念日的专题报道、电视节目，还是在遍及国内大大小小的战争纪念馆中，无不以“和平”为标签，强调日本人遭受的战争之苦、原子弹爆炸之痛，很少思考引发这场战争灾难的原因，以及这场战争给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日本政府有意淡化或者回避侵略战争性质，这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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