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深圳将成为地球经济中心 中国是市场经济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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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凤凰新闻《封面》

节选自《“狂生”张五常:为何而“狂”?》文|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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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您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大家都很关注您说的“深圳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该怎么看呢?

张五常:13年前,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我注意到楼价上升,我看到的不是炒楼的结果,也不是人口增加的结果,早年中国很多很多人,楼价不值钱。2006年我看到的上升,是知识增加得快的结果。

这些是因为优质青年喜欢来深圳,有很多理由,因为有湾区,因为有香港,我也注意到东莞很重要,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像东莞这样,它接单,做得快,做得好,如果经商,你有这个工业在旁边帮忙的话,就相差很远了;你有湾区,有海港,有香港,可以跟外面沟通;中国青年又过来,你有东莞、惠州在旁边,你深圳要造什么就马上造出来,造得好,这个形势就会大好了。

封面:现在很多生活在深圳的人还有一种担忧,比如说深圳其实他的这种基础公共服务,比如说教育、医疗等等,可能因为这个城市太新了,跟不上,会不会制约他未来的发展。

张五常:这个深圳基本上人才这么集中,外国很多人来,你特朗普没有用的,你科技不给中国,这个没有用,最主要的是他阻止不了,他不可以阻止这些人过来。

他阻止不了人来,你出得起钱,这些人就来的了,现在华为做得好,他会请人,你不可以阻止人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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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您说您比较赞赏任正非先生,是因为他大手笔请人吗?

张五常:任正非是个天才。我给你这么多钱,你请人回来,你怎么组合,怎么安排,这是很难的。他公司的制度就是美国会计师行、律师行的合伙人制度。一个研发制造商采用会计、律师行的合伙制,华为可能是天下独有。产品好不用怕,中国本身市场够大,早晚欧洲、非洲,越南全部都要帮衬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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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我在1982年回来的时候,科斯叫我回来,我在美国做得很好,很多大公司找我做顾问,学校方面,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对我非常好。(作者注: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张五常:别人是一人一间办公室,我有四间。美国也给了我不少研究金,我请了四五个助手,我做得很好。看到国家有机会开放,科斯叫我回来,他说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懂得最多,又懂得中文,你回去吧。

封面:感谢科斯吗?

张五常:他感谢我,他很关心中国,他看到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很开心,他老是跟别人说,幸亏当年叫张五常回去。其实我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用的,我做了什么呢?

封面: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认为是实践得最好的,所以很多人愿意学美国。

张五常:(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春秋战国时就普及了,你读过老子,读过韩非子,就会知道这是中国发明的。科斯最清楚,中国很繁荣的汉唐时代,欧洲游牧民族还在打家劫舍。科斯有很大的感慨,在中国雄视地球的时候,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但是第二个奇迹,就是在西方历史上,一个文化衰落下去,再也不能上来了。唯独中国是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

封面:为什么呢?

张五常:他们也搞不清楚,我的解释,中国的文化很纯很厚,天下独有,他们打不死这个文化,他们的文化没有中国的厚度。

封面:所以您的意思是现在中国的制度应该多自己去研究,而不要抄美国的。

张五常:当然不要抄美国了,因为中国人有智慧,是不蠢的,我都不明白,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写中国的文章是受到注意的,但这十几年没有人理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封面:失落吗?会不会觉得很失落?

张五常:没有问题的,我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可以帮到多少就帮多少,我是担心中国青年的教育,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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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您现在最担心的青年教育,担心什么?

张五常:做得不好,中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还没有出到几个大师呢?我不是说骄傲,现在这么多经济学博士,但能做到大师的级别很少。我以为他们比我聪明,应该比我厉害,我希望他们比我厉害,但我从他们的著作中看不到。

这个是灾难性的问题,我出道的时候,三个月升为正教授,那些院长、校长都说发表文章不关你的事。别的行业我不知道,(在经济学领域)几十年你都看不到有一篇可以传世的(著作)。学术文章的思想若没有机会传世是不值得写的,这个是唯一的重要准则。

问题就是(现在)大学制度不好。所以大学一定要改良,很多东西不需要干扰大学怎么做,你要放宽他思想的自由。你想想,你请一个博士生,博士毕业的经济学讲师,你请回来教,你要给他年薪5万美金。你请一个世界级的大师,你要给他20万,20万比5万划算很多倍。

封面:您是说中国要花大钱请高人来做大事情。

张五常:你可以扩大教室,不是四五十个人一间,可以是五百人的。我当年就是选了大师的课才去上的,一早就去占位的,几百人一间教室,我只要听得懂一成就得了。你要搞得好,要容许他们这些大师自由发挥,有一些不会讲课的,有一些说得很差的,但是感染力是不一样的,我记得那时候,弗里德曼讲课,感染力完全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呢?(作者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封面:但您是天才,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才。

张五常: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天才呢?你不知道的,我二十四岁才读大学一年级,三年之后,那时候就是二十六、七岁,去旁听赫舒拉发,去旁听他的课,第一课,我问了一个问题,他立刻站起来。

封面:什么问题?

张五常:是弗里德曼《价格理论》那本书。他说从第二章开始教,我一打开那本书,说某处说错了,他立刻叫我去黑板证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只是旁听生,然后他就到处说。

封面:您在黑板写了吗?证明了那本书(某处的分析)是错的?

张五常:我证明了他那本书的第二章第二页的分析是错的。一位在座的同学写信去给弗里德曼,指出错处,弗老再出版该书时改了,感谢那位同学。

封面:1988年是您把弗里德曼介绍到中国的?

张五常:弗里德曼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去他家里,他会亲自把我放到他的床上,帮我盖被子,要我睡觉。

封面:张先生很多人说是您把弗里德曼引来了中国,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开放市场经济。

张五常:这两者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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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有今天,我的贡献是很少的,我知道很多人认为他自己有很多贡献,但我自己知道我贡献很少的,但可能比他们的要多,他们是零,我是零多一点,中国有很多能干的人,比我厉害的人很多的,四十年前,中国穷得很厉害,我回来帮忙是应该的。

封面:对于中国,跟您成为大师有什么关系吗?

张五常:如果我不回来中国,我的《经济解释》那五卷不会写得这么好。西方的同事见过一个世界,我见过两个。

封面:2017年您就说,《经济解释》写完第五卷不再写了。

张五常:现在2019年了,还在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了十二年,我写十九年,我的应该比《国富论》要好——这是我的意图,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

封面:但是您知道大家对您是毁誉参半吗?

张五常:无所谓,我从小到大都是有争议性的人。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是风水失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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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内地有很多经济学家,现在是网红经济学家。您怎么看?经济学是可以这么讲吗?

张五常:经济学很难,经济学不是这么容易的,它不是说故事那么简单。

封面:有价值吗?

张五常:有一些人他学了经济学就说故事,很有趣味,但是未必你能学到东西。当年我的主要老师上课时每天都讲一条需求曲线,来来去去都是这个,说了五个星期,一个星期说三次。这样的教法一定不是网红,但却是真学问。

封面: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家有高人吗?

张五常: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天分蛮好的,不要说名字,有一些不错,但是他们机会没有我好,比我聪明也没有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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