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事件，老总们开了头，却未必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结局！

这个事件，原本因为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所以我也没有兴趣参与讨论。然而，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参与的老总也越来越多，我终于发现，这件事情有趣了。
舆论场的事情总是那么诡异，当初联想发文的时候，那些老总们发言的时候，一定都没有想到，我们的公众居然那么快地歪了他们的楼，换句话说，公众关注的焦点以极快的速度脱离了联想老总想聚焦的投票事件本身，转移到了拷问资本忠诚度的方向去了，哪怕后面很多老总站出来支持联想，都不足以将公众的关注焦点转移回来，这恐怕是老总们最为始料未及的。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机以及它的快速发展给了我一些很不好的味道，我们有必要警觉了，这两年，中国的社会气氛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中兴事件的发生，联想事件的爆发，让这种转变带来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很多公众开始质疑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壮大起来的那些企业，不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它们在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之后，它们优先考虑的是究竟是资本的利益，是它们投资者的利益，还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出现这样的质疑并不是一件好事，在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前提下，资本变得稀缺的时候，舆论场上出现这样对资本不友好的质疑之声，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很有可能落入他人的圈套。
现实是，即便我认为目前仍然没有到深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但是质疑已经迫不及待地出现了，中国人或是中国的资本回避这个根本的问题并不是办法，直面才有可能回答这些问题。
中兴事件的爆发，猝然间将西方商业伦理和契约的脆弱抛到了中国人面前，中国人大受刺激之后，舆论场开始对商业公司进行忠诚度的判断，因为那些美国的公司正是执行了美国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决定，才会联手把中兴推到了悬崖边上。
前两年的我们对商业公司并没有这样苛刻的，原先我们的反对仅仅集中出现在藏独、台独这类事情上，而当且我们屡次证明这样的抗争是有用的之后，现在我们试图将外延扩大到忠诚度上。
一家公司究竟应当遵循怎样的法律规则，遵循怎样的道德伦理呢？如果可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那么前面的那些质疑应该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严格意义上说，今天的很多大公司很难严格意义上将它定义为中国公司或是外国公司，因为从他们所有者的股权结构来说，钱来自于天南地北世界各地，而根据西方所倡导的商业伦理来说，资本本身没有善或者恶，应该是中性的，它只以逐利为目标，为了利益最大化，它应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这一条可以说是西方人对发展中国家撒的最可耻的谎言了，这种说法谁信谁真傻。）
按以往西方普遍的商业伦理来说，要公司做出有关政治或其他什么价值观的保证，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西方的商业公司理论上只服从于利润。但是如果继续延伸其逻辑，考虑到利润的来源是来自于公司客户的话，那么就要秉承“客户永远是对的。”的原则。客户既然是对的，那么客户的种种倾向和认同就都是对的，如果客户可以要求公司做出有关的保证，那么要求公司做出有关政治或其他价值观的保证就又变成合理的要求了，毕竟公司不能得罪客户，否则客户可以行使自己的选择权不再选择这家公司的商品，从而影响这家公司的利润，最终这家公司的行为还是违背了服从利润的初衷。
所以真正只尊从于西方式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商业公司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大力宣扬这种商业伦理，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一些地区的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也就是他们所坚持认为的那些普世价值，并不能得到他们所在市场的民众的普遍认同，为了避免在这些市场承担覆灭的命运，所以他们竭力建立一种虚幻的现实，那就是商业同政治同价值观是无关的。
对一家公司而言，它要秉承什么样的价值观，取决于对它而言，哪一个市场最重要。而哪一个市场最重要，这个市场普通民众所秉承的价值观和认同就会成为它最重要的价值观和认同，因此，今天中国人发现的那些知名跨国公司屡屡触碰“各种独”的问题，只能说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这个市场对他们还不是生死存亡之地，相比较整个西方市场，他们的公司还没有那么在乎中国市场，因此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坚持，他们也没有那么在乎。
回到联想的问题，本质上，它也已经是一个跨国公司，虽然大陆这个市场对它很重要，但是是不是足以让这家公司的资本对大陆忠诚呢？对于任何一家公司而言，这可能都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一个对那些主要在中国开展业务、或是看中大陆市场成长性的公司都非常终极的拷问。
除了联想，阿里巴巴和微信呢？这两家也是跨国公司，而且掌握着（共同垄断着）比联想更为重要的金融支付，他们的忠诚度值得信任吗？
理论上，任何一家今天在中国发展壮大的非国有的公司的控股人都可以移民，公司也都可以变更注册地或者总部，公司的投资人可以大部分不是中国资本，大部分利润也可以不来自国内，那么我们还有立场要求他们对大陆利益的忠诚吗？按西方虚伪的所谓商业伦理，自然是没有的，但是，中国有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为了警告政治力量中的最高等级的皇权要重视民众的力量，其实这句话用来警告今天那些大资本大公司也一样合适的。 民能掀翻君权，同样有能力可以掀翻资本。
如果不确立政治管制所有资本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唯一可以钳制跨国企业的只有代表水的力量的民意，而跨国企业不同于皇帝，他们也可以选择因此将船开走，这场水与舟的博弈，其实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