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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80年代的过来人,进来聊聊你们听什么音乐~

    又看到一些好玩的材料。

    1980年代初,一位四川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分享自己应省、市一些单位之约,就如何对待港台流行歌曲问题,如何用健康音乐陶冶青年一代心灵举行讲座的经验。

    他说,两年多来,我先后以《音乐欣赏与心灵美》。《如何识别什么是健康高尚的音乐,什么是低级庸俗的音乐》、《港台流行歌曲与音乐美鉴赏》等为题,对我院学生、职工及大专院校、中学、机关、工厂、医院、部队、举行了60多次群众性的音乐美育报告会、直接听众约三万人次。

    这些讲座的效果如何呢?至少他本人认为是相当不错的:青年学生在听报告的过程中,兴趣盎然,往往连续二、三小时无人中途退场。一些青年弄清音乐的社会作用后,自动把不好的“时代曲”磁带消了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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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不怀疑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些讲座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不过从社会总体的记忆,以及历史现实来看,这种说教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至少是比较可疑的。

    比如1980年,有一个全国观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出现了民选15首和官选12首的冲突,就是25万人选了15首,结果不太满意,中国音协又重选了一次,代表作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1983年,还发生了一个事情。《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等单位举办了迎“五一”青年晚会,晚会节目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朗诵,其内容都是祖国四化建设和建设者的颂歌,另一部分是流行歌曲的演唱。晚会过程中,发生了观众起哄,嘘朗诵演员的尴尬事件,甚至有朗诵演员还未上台,观众就一阵嘘声。虽然该演员耐心引导说,“晚会上应有各种各样的节目,朗诵可以陶冶人的心灵,希望大家安静地听我朗诵。”但嘘声仍然使演员无法表演。这个演员后来在后台流泪说“我从艺廿多年,从没受过这样的侮辱。”

    我翻了一翻当时的期刊和报纸,发现当时应对港台流行曲(当然每个人都会提邓丽君)的方式大概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是比较官方的,基本很粗暴,而且批评比较八股,一般是翻来覆去说,这是资产阶级低级趣味,腐朽没落的文化,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低俗而且色情,有害青少年心灵。

    第二种是为这种流行歌曲辩护,比如说音乐好不好,应该人民群众说了算。然后就会引起争论,什么叫人民,人民低俗也要引导之类的。

    第三种就是说教,正经说道理。不过有的说的好,有的说的不好;有些是从历史角度说,比如这些港台流行曲的前身要追溯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些从乐理角度分析,我也看到有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专业的乐评。总的来说,是和前面那位四川音乐学院的副教授一样,希望以理服人。不过这些批评从事后来看,局限性比较大,比如说港台时代曲就是酒吧和夜总会的歌曲,没法表达正常情感,或者说,到处是滥用的架子鼓,配器凌乱芜杂,喧宾夺主,就是神经质,根本没有音乐旋律的美感。

    架子鼓这个比较好玩。当时有人专门著文批判架子鼓的滥用。说有一个在京文艺单位的乐队, 曾在音乐会上演奏过一首题为《海上轮机兵》的乐曲。演奏中,这架子鼓除去每一拍必敲之外, 还要在乐曲旋律的休止中, 大显身手地耍奏一番: 杂乱无章的节奏, 令人心烦的鼓点, 真不知在表现些什么。看来, 耍奏者颇有舞台“ 经验” ,听众不鼓掌, 他是不会罢休的。果然, 在听众勉强报之以掌声后, 他才又与乐队继续演奏下去。

    又说,在当代, 虽然有了电子乐器和电子合成器, 但在只有几个人的小乐队中, 也还要专有一人敲打着架子鼓,从头敲打到尾。前些时候, 从国外来的个别的“ 流行歌曲” 演唱者的伴奏乐队, 不也是以富有刺激性的“ 敲敲打打” , 加上歌者的卖弄,来煽动起听众的狂热情绪吗? 

第四种是找替代品。这是我个人感觉最可贵的一种尝试,可惜后来不怎么提起了。代表人物是李焕之和施光南(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都是他的歌),他们不满意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音乐界状况,也不满意突然流行的港台时代曲,认为应该有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抒情歌曲的道路,并同时在理论与创作上寻求突破。

    不过,何为走自己的抒情道路?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虽然有关于此讨论在80年代早期成为焦点,但探索和尝试并没有延续很久。理论方面,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相关的讨论就几乎见不到了,随后的争论变成了现代派、无调性之类;作品方面,现代派,摇滚,西北风成为焦点,通俗音乐的话,80年代中后期可以从港台直接引进了。

    为什么这个“走自己的抒情道路”如此重要?简单讲,这个抒情及其背后的逻辑还保留着一种对于艺术的理解和承诺,艺术是为大众的,是为劳动人民而创作的,要抒各劳动人民之情,以前这方面没做好,要改,但将来也不能沦落到港台时代曲那边去。换句话说,也是要走自己的大众文化道路。如果去看一看比如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是讲80年代中期音乐学院故事的,其中对好的艺术的理解,不仅是纯粹审美的,而且是高度精英,充斥着对普通人,庸众的贬低。不是说现代派或者摇滚不抒情,这里存在着艺术体制,或者说对艺术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在理解上的本质差异和断裂。

    我有一个不太严谨的判断,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摇滚,骨子里也是高度精英的,想想崔健、张楚、唐朝的歌,想想后来因为喊售票员你漂亮么而被封杀的那位,当年是多看不起香港流行音乐。所以我说,就不要怪普通老百姓后来都喜欢港台歌曲,喜欢情情爱爱,普通老百姓被抛弃了嘛。当然,“走自己的抒情道路”没有成功,也算不上可惜,它有失败的必然性,当然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有空再说。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也会比较有意思,因为对艺术的理解实际上整个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和断裂,但治理政策和行为,基本上还是路径依赖,搞老一套,可是客观上“文艺”本身以及对它的理解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好坏先不论,治理既没有办法创造条件扭转这个客观现实,也没更新办法应对整个时代对“文艺”的新的理解,这个矛盾我感觉是延续到今天的。

    算是抛砖引玉,年纪大点的朋友,可以随便聊聊当年你们听的到底是哪些歌,回忆回忆80年代普通大众实际上在听什么歌。

风闻热评

王俊凯替我问出了多年的疑惑:酒那么难喝,你们为什么要喝酒?
月半川 :

因为酒不难喝呀。

我出生之后对我爸的记忆就不是很深,因为我爸是在船上工作的,当年中国的铁路和公路远不如现在发达,在水网密布的华东地区,很多货物运输必须依靠轮运。我爸在市里的轮运公司上班,一年休假只有90天。我爸对此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自古忠孝不两全,在外挣钱,顾及不到家也是没办法的。
童年里,我对父亲的理解是很模糊的。

90年代中后期,轮运公司的效益已经式微,基本上也没能扛过97年那一波大下岗。那年我爸在家待了挺长一段时间,不肯去上班了。最后的最后我妈逼着我爸回到船上,再后来轮运公司还没能熬过去,选择了倒闭。我爸幸而能按正式员工身份退了下来,也保住了一份退休金。

人回来了,家庭收入却出现了问题,毕竟退休年龄没到,钱是不够的。加之,家里孩子多,两个同时在上学,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这份开销并不小。本来我爸是有一手木匠手艺的,但是学的是做桶,当塑料桶盆进入千家万户的时代,这门手艺也吃不了饭了。

那几年大概是他最辛苦的一段日子,因为他在骑人力三轮车,供两个孩子上学。

我忙着备战高考,他忙着蹬着三轮车养家糊口。

辛苦是值得的。高考结束,我一个人背着包离开了家。从我出生到18岁,一直没有离开小镇,小镇上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应俱全。因为我赶上了80年代-90年代最后一波生育高峰,小镇的高中生源还够。只是毕业后没多久高中被撤销了。毕竟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唯一没想到的时,高考之后,踏离故土就已经是千里之外。

从江苏来到了湖南,其中缘由不谈,和我爸接触的就更少了。当四年大学读完,回家的时候,我和我爸开玩笑:“我在家的时候,你在船上。你回来了,我又出去了。”
他也跟着呵呵的笑,当然,手里一定有根烟。

再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回家就更少,电话倒是没有忘记打。一般接电话的多是我妈,最后会把电话给我爸,我俩也不知道说什么,聊了两句,他就:你下次回来,我和你喝两杯。
这时候,我就很认真的回答他:“我又不喝酒,你也不喝酒。下次我回去给你带两条烟。”

我爸爱抽烟,不会喝酒,但是会做饭,因为我爷爷是厨师。虽然我爸盐会放的多,但是他确实是半个厨子。每次我爸都喜欢招呼家里亲戚,逗趣的说一句,来我家吃饭呀,喝两杯。
但是,他从来不喝酒,因为真不会喝。对此,我三个舅舅有点不大满意,他们都是一斤的量,每回被我爸一句喝两杯勾起了酒瘾,我爸却从来不喝,都是我妈陪着。

下次回来,我和你喝两杯呀!
算了吧,我俩都不能喝,我给你带两条烟。
好的,不要忘了。
嗯,那没事我挂了。
嗯,88

那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机缘巧合去了一家酒厂参加活动,酒厂送了我一瓶相当不错的酒,酒香醇厚,回味绵长。我很开心,我打电话回去说,我手里有瓶好酒,我俩真能喝两杯。

9月份,天气渐凉,我拧着酒从上海回去了。我爸难得也尝了一口酒。那酒是真的不错,毕竟是我看着从酒窖里挖出的酒糟蒸馏出来的,几百年的老窖,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味道。我很高兴,毕竟这酒也不是市面上能随意买到的,我爸也很开心,毕竟儿子回来了。
临走的时候呀,我爸还和我道歉:今年的咸鸭蛋呛坏了,不然就让你带走了。

过完国庆,我打电话回去,告诉我爸,我国庆出去旅游在机场给他带了两条小熊猫。他告诉我他最近眼睛感染了,刚去眼科医院洗了眼睛。我说正好,到时候你用香烟补补身体。小熊猫的,不呛。
他说:好。

第二天,他爬梯子的时候摔下来了,我赶回去,夜里12点把他从医院接了回去,办了丧事。

下次回来,我和你喝两杯呀!
好呀,再喝两杯。

酒不难喝呀,喝着喝着你就习惯了,甜的不是人生,醇厚带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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