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管理学 ｜ 中国如何思考AI伦理

AI发展到今天，AI 伦理应该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今天读了原清华管理学院书记，现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杨斌教授的《杨斌丨既已“如神”，何以“善任”？——重温斯图尔特·布兰德的警示》文章。文章提出，当技术具有了如神的能力，人类如何驾驭其向善，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技术、社会和管理学课题。

《既》文围绕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如神-善任”命题来阐述AI 伦理，我认为这个命题是基于布兰德本人所处的美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由于中美社会的迥然差异，在中国社会思考AI 伦理，需要找到中国式AI 伦理。

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是当之无愧的硅谷文化之父，我在《战略咨询 ｜ 情景规划的神仙顾问和科学软件》文中写过，除了《既》文中提到的，中国人因为乔布斯引言而知道的反文化刊物《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之外，他是达芬奇式的百科全书式思想领袖：

- 摇滚艺术家：布兰德是嬉皮士文化的思想领袖，他是专业的摄影师和多媒体艺术家，在印第安部落里住了多年并娶了一位印第安姑娘，开创了服用LSD 的迷幻摇滚，策划组织大型迷幻摇滚音乐节——在此期间，他还在开展天文学研究。

- 战略家：80 年代后期参与开创了“情境规划”的企业战略方法，联合创立了后被摩立特收购的基于这种方法的咨询公司；这种方法也是复杂学的应用，布兰德本人长期担任圣塔菲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

- 计算机科学家：1968 年恩格尔巴特的“所有演示之母”（参见《历史回顾 ｜ 数字化组织的黎明（上）》）的联合导演，70 年代撰写了控制论专著，首次提出“个人计算机”（PC）这个词

- 互联网开创者和风险投资家：布兰德不仅倡导互联网文化，是信息自由、黑客行动的先驱，而且在八十年代初就和他第三任妻子创立从马术邮购目录、医学知识库到基因检测等一系列公司并卖掉，积累了个人财富。

- 环保专家：致力于编制全球物种目录，推广环保和绿色中的技术友好和科学优化

布兰德1938年12月14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富裕家庭，1956年高中毕业于美国最有名的“贵族学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ips Exeter Academy），1960年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在美国陆军服役了三年，担任伞兵、步兵教官，退役后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设计和摄影，并在五角大楼担任摄影记者。其后蔡开始了他的混迹印第安部落、服用LSD、组织迷幻摇滚音乐会生涯。

中国有布兰德这种奇才吗？我认为根本没有。

今天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包括我自己。

布兰德是美国反文化（count culture）的旗手，他的“反文化”之反，不是逆主流文化符号，枪炮与玫瑰这样的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摇滚乐的反文化，只能说叫打着“造反”标签的商业木偶，或者说只是社会底层的愤怒宣泄——为什么今天和三十年前比摇滚乐已经衰退了，摇滚乐已经成了一种老登音乐或者 00 后的怀旧音乐，是因为互联网让愤怒发泄平权，而不是商业化明星的表演了。

布兰德是带着菲利普斯埃克塞特、斯坦福毕业生光环的美国精英，对美国文明传统的内部反思，包括三方面：

1、基督教传统：布兰德说的As God是指基督教的上帝，美国是一个有基督教新教传统的国家，布兰德正是这种社会传统的逆向——反对传统宗教权威，追求个人灵性解放。

2、 工业官僚体制：布兰德的反文化产生正值美国二战后快速发展二十年，产生了大政府、大公司的僵化层级管理，我在《北美出了个川大大 他是白领的大救星》文中介绍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 是这个时代的人性文化特征。

3、 消费主义：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丰裕，精英分子担忧由此带来的人性异化，追求科学和技术付能个人心灵成长和自由。

这种反文化精神形成了技术乐观主义，演化成今天硅谷的“解放式资本主义”，无论是谷歌的不作恶，苹果激进的同性恋支持，今天Anthropic公然对抗美国政府并支持教皇发布AI通谕，都反映了布兰德思想谱系里的文化哲学。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和传统文化底色，与美国有根本差异，布兰德的理念难以解释AI 伦理的社会文化：

第一，中国文化根基里不存在上帝：中国社会主流是包含了无神论、实用理性、社会关系本位（参见《西贝的社会学思考｜为什么有人坚信谣言》）的儒家、道家、法家混合，不存在一个至高的上帝需要反抗或如神般超越。AI伦理在中国更接近工具理性、集体责任 、风险控制，而不是防止技术成为新上帝、新暴君的哲学焦虑。中国人讨论AI 时，更常问的是它能不能帮我们办成事、提升治理效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很少有“AI会不会夺走人类的自由意志”这样的哲学思考。

二、管理传统不同：中国历史上长期是农业社会和帝国官僚制，强调中央集权下的层级协调，人治与法治结合。现代企业管理也深受此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司秩序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二元混合模式。美国工业官僚制是从泰勒管理科学、福特主义、劳资冲突、全球化等一系列管理思想发展所形成，反文化要打破的是这些东西。所以中国组织要解决的，往往是如何把小农经济瞎的关系型思维，升级为现代组织能力，而不是“反官僚”。最近这几天网上热议的钉钉内部7.5 万言书以及阿里合伙人的回应，折射了在中国社会，最应该代表后工业化组织特色的互联网公司的组织文化，实际上还停留在前工业化社会的封建文化，这说明了中国社会当前的文化挑战不是后工业化反思，而是前工业化的法制化、规范化、人性化的问题。

三、没有消费文化：由于历史和制度原因，例如历史上不确定性的经验、对未来的焦虑、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及传统价值观里对节俭即美德的认识，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主流文化依然是生产主义和积累导向，而不是“消费即身份”。

实话说，在中文互联网上不适合深入讨论社会问题，无论是因为网民骚扰，还是平台管控，都没办法把问题讲透。

总之，中美社会有不同的文化叙事，所以布兰德的“如神－善任”对讨论中国AI 伦理的问题，更多是一种文学性修辞作用，而非一种体系化的AI 治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