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达克岳父母东游记·第二季（一）沪上求医

2026年3月16号上午，我在上海浦东机场与岳父母告别，目送着他们步入国际航班出发口。

我太太说：“接下去应该没啥问题了吧？我们可以走了吧。”

我说：“我们最好还是在机场等一下，等他们过了海关再走。”

等了20分钟没有消息，我让我太太打电话过去——果然，他们就如同入境时一样，再一次卡在了海关，被拉去了“小黑屋”里单独问话。

我有些恼火，现在不都是大数据吗？海关难道没有联网记录吗？在浦东机场入境时你们不是都已经盘问过了吗？外籍人员住宿登记时派出所不都上门来核实过了吗？在出入境管理局办签证续签时不也摸底调查过了吗？甚至于带他们自驾旅行途经四川阿坝时，相关部门不也来了解过情况了吗？入境查就算了，离境有什么好查的？这还有完没完？为难这两个英语都说不利索的老人家有意思吗？他们两年前来中国怎么没这么多事儿？这两年我们国家越倡导“开放”，怎么反而搞得越来越草木皆兵了？

我不得不在电话里跟海关把我岳父母的情况又说了一遍，与之前的盘问不同之处在于，这次还详细问了他们在中国期间都去过哪些地方。经过了几轮电话沟通，海关总算放行了我岳父母。

离开浦东机场后先把我太太送回了家，而我则马不停蹄赶往我妈家。16号下午是我外婆出殡——2022年摔断髋关节在病榻上躺了四年之后外婆终于安详离世（详见《“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家中的灵堂早已聚满了亲戚，有个亲戚一看到我便戏谑道：“哦哟，你这个长工终于做好啦？”

“长工”这个久违的名词让我苦笑不已，但不得不说还真是蛮贴切的……

书接前文《美国研学见闻（三）漫游篇》。

话说美国东部时间2025年11月22号清晨5点，我在巴尔的摩机场坐飞机返程，经由洛杉矶转机，抵达上海已是北京时间11月23号晚上7点。我一上飞机便按照北京时间吃饭睡觉，顺便把时差给倒了回来。24号就跟平常的作息一样，六点多起床准备早饭，给孩子们穿衣洗漱送他们去幼儿园，中午开车出门见客，傍晚把来上海办事的林泉老师接到了家中——我跟我太太去成都时住过她家，一直都说有机会要邀请她来新家小住。（详见《藏历新年甘孜闯关记》）

林泉在我家住到了27号，期间又把几位我们的共同朋友叫来家中一聚，里里外外自然是忙个不停。林泉原本打算26号回成都，之所以留到27号，则是为了跟我岳父母打个照面。林泉是我所知的中文网络上最早正经写拉达克帖子的人（我在写《拉达克往事》之前就看过她写的拉达克），她跟拉达克也算是缘分一场，对这个地方以及从那里来的人都很有感情。

邀请岳父母再次来华一事，我跟我太太可谓“谋划已久”。他们2023年底来华那次，由于丈母娘尚未退休，时间相对紧张——11月过来，1月份就匆匆忙忙回去了，请假离岗太久积压了一大堆事儿。在那个时节把他们送走让我感到颇为过意不去，因为1月份是拉达克最冷最难熬的季节，回到那高原苦寒之地简直相当于“流放”。2025年9月，丈母娘终于正式退休，理论上他们申请Q1家属签证的话，在中国想呆多久就能呆多久。最重要一点在于，我们如今终于搬入了宽敞的新居（相比从前而言），我太太迫不及待要给她爸妈“显摆”一下先进的智能化家居生活（详见《乔迁记》）。按照我原先的设想，最好是我能在9月之前拿到印度签证，全家人都去拉达克参加我丈母娘的退休庆典活动，然后把岳父母一起带回中国。

结果我没能拿到签证，我丈母娘也没能办成退休庆典活动——拉达克9月份发生了暴乱事件（详见《一文搞懂拉达克暴乱的前因后果》），随即政府颁布了宵禁命令，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受到不小影响。不过我们也等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海-新德里之间的东航直飞航线即将在11月恢复。他们上回过来坐的是越南航空，在胡志明市转机时被刁难（详见《拉达克岳父母东游记（一）沪上散记》），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二老平时很少坐飞机，国际航班对他们而言更是陌生，很怕转机来华又碰到啥幺蛾子，能够有直飞航班对他们来说再好不过了。

恢复的这组航线我以前经常坐，疫情前往返价格常年都3600到4000人民币左右，重开之初的单程票价只要1500多，便宜得让我太太怀疑人生——会不会是骗人的？会不会到时候又取消？这几年她往返印度的单程转机航班价格从来都没有低于过2000（行李直挂、不用过境签），1500直飞简直是跳楼价。正当她犹豫不决之际，票价一路水涨船高，这才赶紧下单——综合考虑我的美国行程，选了26号的航班，单人含税2186元。后来给他们订回程机票时吸取了教训，买到了1576元的早鸟票。

岳父母的航班27号凌晨4点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一般来讲，从飞机落地到走出行李大厅，外籍旅客最快也要一个小时——2023年他们第一次来沪时，出机场花了1小时40分钟。我那天披星戴月出门，5点抵达了浦东机场的国际到达出口。我估摸着就算他们动作比较慢，等上半个小时应该就能等到他们了。

我站在唯一的国际航班到达出口伸长脖子张望，丝毫不敢懈怠，生怕一个不留神错过他们。可我左等右等，眼睁睁看着他们那个航班上的印度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却始终没看到老两口。最要命的问题在于——我跟我太太完全联系不上他们！他们这样的老年人一来不知道怎么连机场的免费无线网络，二来就算连上了可能也没法儿正常使用WhatsApp。当然，这主要也是因为我们没有针对失联这一问题做预案。他们上次过来时，我们提前预见到了转机出幺蛾子的可能性，让丈母娘带了一张开通国际漫游的印度电话卡应急，果然用上了。而这次有直飞航班，我们心想不就是接个机嘛，既然他们上次来中国进出海关顺顺利利，这次应该也不会有啥问题，等在出口总能接到，因而未能预见到这种情况……后来他们离境时我吸取了教训，让他们带着中国电话卡上飞机，所以在本文开头那段叙述中才能主动联系上他们。

清晨5点58分，正当我焦灼等待之时，一个标记为“上海移动”的陌生电话打了进来。我这人一般不接陌生电话，骚扰电话一旦接起来，你的号码会被对方系统标记为“有效号码”，然后就会有更多的骚扰电话打进来。但骚扰电话这会儿显然还没上班，来电属地上海、且以136开头，我顿时预感应该跟我岳父母有关——果不其然，是浦东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打来的。

对方先是简单确认了一下我跟我岳父母的关系，然后单刀直入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在中国这边除了我之外，他们还有其他亲戚吗？第二，他们或者他们家里亲属有出生在中国的吗？

我聊了几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海关看他们护照上的名字分别叫“扎西”（Tashi）、“卓玛”（Dolma），拿的是探亲签证，问他们探的是什么亲。老两口照实说是来这边的女儿家，女儿的名字一报出来又是个藏族名字，人家以为他们女儿是藏人，把他们当成了回国探亲的海外藏人……于是问题一下子就变复杂了，被拉到“小黑屋”里单独问话。问着问着，把我这个女婿的情况给问了出来，才终于打给了我。

那么问题来了，扎西和卓玛上次也是拿探亲签证进来的，为啥这次突然被查了呢？

我个人估摸着，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从2017年起，印度政府开始允许1950至1987年间在印度出生的藏人申请印度公民身份，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印度藏人拿到了印度公民身份和印度护照（主要是流二代，这些人原来拿的是难民证Registration Certificate，不能在限定社区以外置业，就业受限）。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中国最近两年对越来越多国家开放了外国人过境免签，这对入境人员的甄别审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窗口工作人员进行过专业培训。

就在我岳父母入境的前几天，11月21号有一名持印度护照的女性旅客在上海浦东机场转机去日本，由于其护照上的出生地写的是“阿鲁纳恰尔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我们国家从来都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因此从中国官方视角来看，她的护照是非法、无效的；假如认可她护照的“有效性”，相当于变相承认了伪“阿鲁纳恰尔邦”的法律地位。那名旅客因而在浦东机场滞留了18小时，最后遭到遣返。事情在印度媒体上发酵后，引发了广泛关注——我太太震惊地发现，那人居然是她老同学。

然而这件事当中有个小细节被很多人所忽视——浦东机场工作人员会发现某转机旅客护照上的出生地有问题，是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大家不要觉得相关工作人员就一定啥都懂，他们大部分不过是体制内的“螺丝钉”，做什么工作说到底都是分配的。比方说，我本以为经过了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拉达克”这个地方应该家喻户晓了；然而我碰到的所有需要了解报备我们家情况的各基层单位工作人员（派出所、出入境），十个有十个不知道拉达克究竟在哪儿，有的甚至都没听过拉达克。又比方说，我有个印度朋友有次从浦东机场入境，因为留了一脸络腮胡，被当做“宗教极端分子”盘查了一个多小时。但只要工作人员稍微有点常识，就能从他护照上的名字知道他是印度教徒而非穆斯林。

我在此不负责任地推测：某转机旅客护照上伪“阿鲁纳恰尔邦”作为出生地这样一个非关键信息会被注意到，大概率是因为工作人员接受过相关培训。所以这两年虽然我们国门大开、降低了外国人来中国的门槛，实际操作层面对入境人员的审查反而更严格仔细，相当于把原来各国使领馆的工作转移到了出入境窗口。不过我也得实事求是地说，假如审查时候经常“错杀”恐怕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外国人遇到在中国海关“被关小黑屋”这种故事，容易添油加醋发到社交网络上，而这种故事恰好满足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错误想象。比方说我丈人在第一次来中国前，就曾担心过自己被中国政府“绑架”。我太太有个亲戚最近办了中国签证要过来，想不到他的妈妈居然认为他去中国会被绑架，我太太辩说：“人家绑架你图个啥呀！”——然而他们这种认知是不讲逻辑的，仅仅出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叙事、少数人对中国的抹黑，以及自身对中国制度的陌生，就能凭空想象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风险来。

了解了海关工作人员的疑惑之后，我在电话里解释说：他们是拉达克人，就跟锡金人、不丹人一样，属于藏文化圈，用藏族名字，但不是藏人；他们家里跟印度的藏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中国籍的亲属……为了表明我是根正苗红的310上海土著，我还故意说了几句上海话。

我心想解释清楚应该就没事儿了，在出口忐忑不安地等啊等，一直等到快7点，终于见到了岳父母的身影——从我抵达机场算起，等了有2个小时；而从他们落地算起，足足花了3个小时才终于走出机场。因为海关一旦启动了审查流程，就得把一整套问题都钜细靡遗问一遍，从出生地、父母信息、家庭成员，到毕业的院校、工作过的单位……有些信息还打电话给我进行确认，差不多相当于给他们建立了一份内部档案。正因如此，我才会奇怪为什么同一个机场同一个部门在他们离境的时候又要查他们，大数据这时候都干嘛去了？

我岳父能磕磕巴巴说几句英文，主要都是他在回答海关的问题；而我丈母娘的英文水平约等于不会，莫名其妙被关进“小黑屋”后也不知道边上的人在说些什么，大家可以想象她当时有多难熬。上一次是在胡志明市转机时被刁难，这一次又在浦东机场入境时被盘问——前后两次来中国的路途都跟渡劫似的，给老实巴交的丈母娘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从落地到从出口出来，二老花了三个小时

当我终于把二老接到家中，已是早上7点半多——刚好是我们家两个孩子起床的时间。

看过《装修记》的读者应该还记得，我在装修新家时重点做了一间带上下铺的儿童房。按照我原先的打算，现阶段我太太需要陪我女儿睡觉，我陪儿子睡在儿童房里，分床不分房，我下铺他上铺。没想到馒头这小子没过几天就不肯一个人睡了，非要跟我挤在下铺，上铺的床平时都空着没人睡。

我那天要凌晨起床去接机，怕万一我儿子醒过来后找不到我，于是提前跟他讲好：爸爸半夜里要去接外公外婆，应该在你起床前就回来了（推算约6点能回到家）；如果你醒来我不在的话，可以去隔壁卧室找你妈。

我儿子果然在我离家后醒了，一个人不敢睡，跑去跟妈妈、妹妹挤在了一起。我太太那天早上也没消停过，她比身在现场的我更着急，联系不上父母于是就铆足了劲儿联系我，4点57分、5点39分、5点57分、6点02分、6点24分、6点41分、6点52分接连对我进行不间断的电话轰炸，询问前方最新情况——然而这根本毫无必要嘛！有任何新情况我肯定会知会她。

岳父母到家后，我太太带着两个睡眼惺忪的孩子相迎。虽然两年前曾共同相处过，虽然早就跟孩子们反复说过外公外婆要来，但外公外婆对他们来说依然像陌生人一样。直到外公外婆最后回印度，孩子们都未能与他们建立起亲近感——语言隔阂是最大的障碍。馒头可以在几十分钟内跟来家里做客的林泉玩成一片，却没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跟外公外婆混熟，最多只能算不再陌生。

经常有人问我，我家两个孩子会不会说拉达克语？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他们的拉达克语水平基本为零，还不如我。因为我太太平时在家根本没机会说拉达克语，完全没有语言环境啊！小孩子学语言的能力虽强，但非常依赖环境。我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成都有个英国外教，娶了个四川老婆，在成都生活了十几年。他家娃一口川普（四川普通话）溜得飞起，但在学校里英语考试总是不及格。有一天学生去办公室交作业，正好撞见外教在教训儿子。只见他一边揍娃，一边用纯正的四川话怒吼：“你个龟儿子！英语才考30多分！你娃到底是不是英国人？是不是英国人？！”

我不确定这个段子的真假，但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确实很有可能。经过了在国内四年多的生活，我太太的“洋泾浜中文”应付日常对话没啥问题，她平时在家以说中文为主，因此我们家的语言环境其实是中文，这就导致了教小孩儿英语相当费劲儿。妹妹跟妈妈相处时间多，能够听懂一些英语（2024年去拉达克的时候据说还能听懂拉达克语，回来就全忘了），然而开口只会说Yes和No；馒头知道一些简单的英语词汇，但听句子不行，跟他说英语大多数时候都是鸡同鸭讲，他听不懂了就发急，我们只好说中文。他还经常把英语当成“印度话”，因为这是他妈妈有时候会说的话。

满以为外公外婆过来可以改善家里的语言环境，让两个孩子趁机学点英语或者拉达克语。结果现实很骨感——我太太和她父母的日常拉达克语对话，对孩子来讲仿佛“噪音”一般，终究盖不过汉语的大环境。他们在中国呆了几个月，孩子们一句拉达克语都没学会；二老为了跟孩子沟通，倒是被迫学了几句简单的中文。

外公外婆本就不是能说会道之人，其有限的英语在孩子面前显得十分笨拙，这正是他们始终没能跟孩子混熟的重要原因。比方说有一次外公看馒头搭积木，没话找话夸馒头，像复读机一样颠来倒去只会说两句话：“Mantou is good boy. Mantou is very smart. Very very smart.” 反反复复说十几遍，我在边上听得尴尬癌都要犯了。

▲外公热脸贴孩子的冷屁股

家里多了两个人，居家空间要重新分配。我太太把主卧让了出来，带着妹妹搬来了儿童房的上铺，我们一家四口那段时间就挤在儿童房里。红眼航班一夜未眠，再加上入境时受到的“惊吓”，丈母娘整个人精神状态极差，到家后进了卧室就没再出来过，那天连吃饭都是送进去的。

我一开始以为她只不过是舟车劳顿，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我太太跟我说，她妈昨天晚上发烧、今天早上咳黄痰，病得不轻。我这才知道，二老早在一周前就已经有了感冒症状。他们那里的老人，就跟我们国内农村里的很多老人一样，有个啥小毛小病，总觉得自己扛一扛就会好，而不愿意积极主动去就医。

其实吧，我也不喜欢去医院。我觉得医院是个充满负能量的“病菌集散地”，有交叉感染的风险，能不去最好别去。一般常见的感冒发烧完全可以自我诊断自我治疗——话说自打三年前买了雾化机之后，我们家两个孩子就再也没去医院看过病——无症状突然发烧多半是病毒感染，属于自限性疾病，过几天自己会好；黄鼻涕黄痰通常是细菌感染的标志，这种时候视情况进行抗生素治疗……想要再准确一点，网上买个N合一的抗原测试盒自测一下，或者直接叫一个上门检测。常见病原体都能测出来，确定了病原体之后对症下药就是了。你就算跑去医院，医院说白了也是这样一套诊断流程。

我一看丈母娘的症状就知道是细菌性感染，细菌感染到了发烧这一阶段，说明比较严重了。细菌感染远比大多数病毒要危险，而且我不清楚他们得病的前因后果，保险起见最好还是让医生看一下。

丈人说他也不舒服，于是二老落地上海的第二天，我便带着他们一起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号问诊。

▲丈母娘到家后一直萎靡不振，次日便带她看病去了

我所在的惠南镇，当地最大最好的医院是浦东医院，三级乙等。我去过那家医院，挂号大厅人还挺多的——这正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病菌集散地”。我觉得我丈母娘的这种呼吸道病症又不是啥疑难杂症，不如先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下，那里看不好再去浦东医院。我平时给孩子体检、接种疫苗都在民乐城的惠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距离我家1公里，算得上熟门熟路，不过看病是第一次去。

在《乔迁记》中我跟大家介绍过，民乐城作为上海市保障房基地是全新规划建设的；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是新得一尘不染，你要不说是社区医院我还以为是高端的国际医院呢，地上的瓷砖干净得能够照出人影来——别说我岳父母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医院，老实说我在国内其他公立医院也没见过。

我丈母娘喃喃道：“看到这么干净的医院，感觉病都要好了。”

相比两年前来华诸多“第一次”的颠覆性体验，他们这次观察到了更多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细节，而其中让他们最受动容的，莫过于中国的整体卫生水平。

▲一尘不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印度人在卫生方面，其实有种“迷之优越感”——我们觉得印度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印度人却还觉得我们“不洁”呢！因为印度教徒跟穆斯林一样，有一套洁净观体系。就好像穆斯林会觉得猪肉和吃猪肉的人脏，素食的印度教徒也会瞧不上吃肉的人。在印度教的理论体系中，给世间万物都标注了“洁净度”，这是印度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跟种姓体系相绑定——更高的种姓，对应着更高的“洁净度”，因此印度人就能够通过遵守这套“洁净度”秩序体系，来获得“优越感”。

拉达克虽然属于藏文化地区，但由于长期受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影响，也存在着一种相对的“卫生优越感”。比方说拉达克人会瞧不起藏族人和羌塘的牧民，觉得他们野蛮落后不讲卫生，居然在藏历新年期间吃肉；拉达克的藏传佛教寺院就跟印度教神庙和清真寺一样，需要脱鞋入内，这跟西藏的寺院也很不同……

但是吧，基于“洁净观”的卫生跟我们的日常卫生是两回事儿，包含了很多玄学。我以前住在我太太家时，他们围坐在地上吃饭，有一块专门放食物的地毯。对于这块地毯的“卫生”他们非常重视，绝不能用脚踩；但他们的清洁方式又十分潦草，吃完饭把地毯在窗外抖一抖就“干净”了。由于我老是忘记遵守某些非接触式的“卫生规范”——比如不能从食物上跨过、不能在有经书的房间里放屁——从而被视为一个“不洁之人”。当然我心里对此颇不以为然，谁都知道地毯才是最藏污纳垢的玩意儿；况且论维持居家整洁，从小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怕过谁？

另一方面，印度的洁净观导致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严重脱节——只要把脏东西扔出家门，保持家里干净就行，街道上垃圾满地污水横流都与我无关。我觉得印度人之所以能够对街道上的脏乱差“心安理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通过牺牲了公共卫生才得以维持居家整洁——脏东西总得有个地方去啊！低种姓负责承接高种姓的秽物（比如洗衣工，可参见《印度十城记（一）孟买折叠》），公共环境自然要承接居家产生的秽物。

我以前定居在南印度哥印拜陀的时候，每隔段时间要去一趟城区的购物中心，倒也不一定是为了买什么东西，主要就是想“洗洗眼睛”——天天呆在那种遍地垃圾、破旧杂乱、动物横行、明渠排放污水、连硬化路面都缺乏的社区，偶尔去一趟干净整洁、需要安检才能入内的现代化购物中心就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哪怕是花里胡哨的农家乐审美最炫民族风装修都能让我深深体会到何谓“赏心悦目”。

▲当年我就住在这样的南印度社区里，这可是城市，不是农村哦

▲需要定期去大商场“洗眼睛”

岳父母这次来中国，眼睛被由内而外“洗”了一遍，对“干净卫生”的阈值极大提升——哪怕只是从中国的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城镇到乡村、从携程四钻酒店到三钻，他们都会敏锐地察觉到“这里好像不太干净”，以至于回到印度后极度不适应，居然跟我们抱怨起了德里到处都是垃圾和灰尘……

首先就说他们住的地方吧——我们家本来就是新房装修，整体采用了“奶乎乎”风格，奶白色柔光岩板、肤感欧松板，都是自带“高级感”的材料；再加上我家收纳做得多，房间里没什么暴露在外的杂物，一进家门就把他们惊艳到了。他们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得走进了他们这辈子见过的最干净的家庭环境。

然后呢，我们家里不是有洗碗机嘛，洗碗机这玩意儿洗玻璃器皿那是一绝，非接触式的洗涤方式不留水渍和指印，一个个都晶莹剔透，手洗绝对洗不了那么干净。二老看到我们家的玻璃杯又惊呆了，不禁啧啧称奇，说玻璃杯怎么可以这么干净，这辈子都没见过。

甚至于，中国的香蕉都是他们前所未见的“干净”。印度是个香蕉大国，但他们的香蕉种植、存储、运输方式都比较粗放，再加上天气炎热，香蕉的卖相普遍比较差（不仅是香蕉，所有的蔬果都如此）。拉达克的香蕉全是外面运进来的，长途运输到了当地更是斑斑驳驳。二老从小到大吃了一辈子香蕉，从未见过不长黑斑的香蕉，以为香蕉天生就该自带黑斑；直到来了中国他们才知道，原来香蕉可以如此娇嫩干净。

国内的包装也让二老十分感慨。印度的包装制造成本高、垃圾处理能力低下，很多地方都禁塑，你去买蔬菜水果一般就给个纸袋子；国内这几年随着可降解包装的普及、垃圾处理能力的提高，生鲜和外卖的包装越来越讲究，而精美包装无疑能给人一种安全、卫生、可靠的感觉（内容物究竟如何咱们不讨论）。不仅是生鲜和外卖，很多其他商品也都一样，包装往往高级得让二老看不懂。二老常觉得这么好的包装比里面的东西还贵，只用一次太可惜了……

我想起上个世纪末，那些从新加坡回来的中国人都对这座“花园城市”的卫生赞不绝口，我当时很难想象一座城市要干净到什么程度才能“一双皮鞋穿一个星期都不用擦”，而现在上海很多地方鞋子其实也不太容易穿脏。印度人看上海这种管理水平领先的中国城市，应该就跟上世纪末咱们看新加坡差不多。中国在卫生方面的种种细节，对比印度无疑是一种“降维打击”，干净到足以让我丈母娘这样的人怀疑人生——印度人所信奉的“洁净”真的是洁净吗？

我太太在上海住了四年多，完整经历过“怀疑人生”、“自我否定”的过程，在卫生方面已经变得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她从一个“新上海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拉达克的一些卫生习惯，常常感到头皮发麻。比方说他们小时候没有厕纸这个东西，擦屁股用的是石块……对此我其实跟她有不同的认知，我认为像拉达克那种不利于微生物繁殖的干燥寒冷气候环境，本身就不该以上海的标准去要求——举例来说，拉达克那边的食物放久了几乎不会发霉，只会脱水变干；上海每年春夏季衣服没晾干就会发臭，这同样是拉达克人所无法想象的。在那种高原环境，人其实没有必要像在平原上那样保持卫生。

然而要命的是，我太太甚至连她自己的爸妈都嫌弃。尽管她不会直接在爸妈面前表现出来，但经常在私底下跟我吐槽她爸妈的“脏”——诸如不洗澡，上床不换衣服，觉得他们身上及卧室有一股味道……或许这就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与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之间的隔阂。

咱们言归正传，在这家一尘不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先是用听诊器给丈母娘听了一下，排除了肺炎的可能——一听不是肺炎我们就放心了。于是医生让他们去验血、做抗体检测，进行进一步的诊断。验血窗口采用的是指尖采血，而印度那边普遍都是静脉抽血。丈人先采的血，丈母娘第一次见这种指尖采血的小针，在一旁担心地说：“我手指上的皮那么硬，针会不会断掉？”当然事实证明她多虑了。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丈母娘的报告显示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作为炎症重要指标的C-反应蛋白高达104！（正常值应该小于10）丈人的报告则一切正常，既没有炎症也没有检测出任何阳性。

有报告在手，我便大概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了：二老之前在印度应该就已经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病症至少持续了一个星期。丈人的身体底子好、抵抗力好，生了几天病自己好了，到上海时刚好是收尾阶段。丈母娘一直没能靠自身免疫力把病毒压下去，还被细菌趁虚而入，导致了上呼吸道感染，舟车劳顿进一步加重了病情，一到上海就发了出来。

既然确定了是合胞病毒并发上呼吸道细菌感染，治疗方案也很简单——吊头孢抗生素，先吊个三天再说，三天后看复查结果。

三天后丈母娘的C-反应蛋白降到了38，说明药物有效。医生又让继续吊了两天，总共五天，每天都要重新挂号开药。

我太太在挂号开药这件事儿上帮不上忙，第二天起就不管了，天天由我开车接来送往。其实我们自己平时在家周边活动几乎不开车，一律电瓶车出行，但丈母娘出门必须车接车送。大家别看丈母娘生活在拉达克这种苦寒之地，说她身子骨“弱不禁风”也不为过，常年处于一种“坐月子”状态——只喝热水，生冷的东西绝不入口，冬天在家里吃橘子、西瓜等水果，都要先在开水里泡一泡、或者微波炉里热一下；不吹冷风，出门都会把头包起来，大热天也跟穆斯林妇女一样身上裹得严严实实……我之前看过一个讲中西文化差异的故事：中国留学生寄宿在欧洲家庭，对方听说中国人要喝热水，喊了全家过来围观，看看究竟是怎么个喝法。欧洲人围观中国人“喝热水”，应该就跟我看丈母娘“吃热西瓜”感觉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她当初是否自己主动选择了这种“不喝冷水不吹冷风”的生活习惯，总之她现在已经变得“喝不得冷水、吹不得冷风”。我们都觉得可能正是由于她的生活习惯，导致了她抵抗力特别差。

五天头孢吊完，遵照医嘱继续服用了一个星期头孢胶囊，丈母娘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不像刚来那会儿病恹恹的。于是12月上旬到中旬，我们终于有空在家拍掉了二老带过来的羊绒披肩照片，并将之上架微店售卖；带他们到市区玩了一趟，去惠南镇上的寺院朝拜了一番，还给馒头过了五周岁的生日……

▲岳父母第一次见指尖采血，印度都是大针筒抽血

▲C-反应蛋白高达104

▲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老实说这种检测我自己家里也能做，叫个检测盒只要几十块钱，检测项目还更全面一些，跑去医院就得几百块

▲天天带丈母娘去吊抗生素

▲丈人检测出来一切正常，但他觉得自己咳嗽、喉咙不舒服，于是就在家里给他做雾化治疗

▲病情好转之后，带他们去这几年新开的陆家嘴中心吃了顿饭、逛了逛

▲二老就爱看这种高楼大厦

▲另外就是爱去寺院，只要是佛教寺院来者不拒

▲乡村爱情故事

▲丈母娘身体好转，我们才有空开始卖他们带过来的披肩，要先拍照片。

▲六口之家的生活日渐步入正轨。这是他们几个在跳拉达克传统舞蹈

▲外婆很想跟孩子亲近，无奈语言不通，简直像聋哑人社交

▲12月份还给馒头过了五周岁的生日

不过呢，我丈母娘一直没有好透，始终有点咳嗽。我按照自己过往生病的经验，没有太当回事儿——上呼吸道感染多多少少会造成支气管损伤，身体修复这些损伤没那么快，持续一段时间的咳嗽很正常。

结果12月17号那天，我太太跟我说，感觉她妈有点严重，不仅有黄痰，而且喘不过气，外加半边背痛。我们这才知道，丈母娘症状已经持续好几天了，但她不想老是麻烦我们，自己硬扛着不说，直到扛不住才说了出来。

我听着感觉不妙，透不过气外加背痛，搞不好是肺炎。我最担心的是，她体内会不会有什么耐药的超级细菌，要不然怎么会经过了那么多天的抗生素治疗还能卷土重来？

远在美国的小姨子听说她妈反复感染也很着急，叫嚣着她出一千美金，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语气，要我们竭尽全力把老太太的病彻底根治好了。

她不说这话还好，一听她说这话我就生气了——一千美金？你瞧不起谁呢？你是觉得我们连一千美金拿不出？还是觉得在中国看病一千美金算是很多钱了？既然丈母娘人在我这里，不用任何人关照，我也会对她负责到底，把她的病治好为止……你说这话难道是觉得我们会因为不舍得花钱就不给她看病？

我太太不懂“嗟来之食”这个典故，也不知道要如何解释给她听。我只是关照她，千万不能拿她妹妹的钱，不然她以后都会在我们的事情上指手画脚。

我这次直接把丈母娘带去了家附近的浦东医院，打算拍个胸片、做个痰培养看看。

平心而论，三级乙等的浦东医院跟那些三甲医院相比，人并不算特别多；但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比，要排的队还是挺多的。如今国内的大医院，预约、挂号、付款之类操作普遍实现了数字化，可以直接在小程序或者医院的自助机器上搞定。但外国人拿护照在公立医院看病，目前还享受不了这种便利。我这次前后带丈母娘在三个不同医院看过病（后来在成都又感染了，此为后话），挂号和付款都需要去窗口排队；哪怕已经注册好了医院就诊卡，也无法在自助机器上付款。

我在浦东医院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帮丈母娘注册好了医院就诊卡后，理论上可以在医院小程序上绑定她的卡，直接查看各种检验报告。可我怎么也绑不上她的卡，找咨询柜台搞不定，再找他们的技术科，最后发现是姓名大小写的问题，可见系统对外国人信息的兼容性还有待提高……或许公立医院默认了外国人都会去国际医院，毕竟外国人独自在公立医院看病，很难过语言这一关。尽管医学院毕业生理论上都学过英语，但真让他们开口跟外国病人交流，恐怕许多医生会犯难。于是乎，我就成为了丈母娘不可或缺的“陪诊”，我们家只有我能跟医生无障碍交流，听取病情报告分析和治疗注意事项，丈母娘很多时候甚至可以不必去，我把重点记下来再转述即可。

不过呢，当医生和丈母娘之间需要直接沟通时（如询问具体的身体感受），光我一个陪诊还不够，得进行“双重转译”。我丈母娘说的拉达克语，需要由我太太转译；医生说的一些医学方面的名词、术语，需要由我解释给我太太。她的中英文水平都还远未到可以跟医生交流的程度，比方说她之前不知道高血压可以说Hypertension，只会说High blood pressure ，我得把具体的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话转述给她听。如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或治疗（如抽血之类），我太太可以不用去，丈母娘能够听懂简单的指示；再不济，动手比划一下她也能看明白。

浦东医院门诊开的检查项目大体上跟之前在社区卫生中心一样——验血（加测了一项血清淀粉样蛋白，也属于炎症指标，用来判断感染类型）、抗原检测，外加胸部CT。

这次C-反应蛋白数值是75，并没有第一次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高；抗体检测出来合胞病毒为阴性，但肺炎支原体显示是阳性；最后CT影像显示，丈母娘的左肺白了一大半——确诊为支原体肺炎。

之前明明是合胞病毒合并细菌感染，而且都已经用了抗生素治疗，怎么这会儿变成支原体肺炎了呢？我以前听过、但并不清楚“支原体”到底是啥，经过这次丈母娘生病才学习了相关知识——肺炎支原体是一种非常小、且没有细胞壁的细菌，这玩意儿虽然会致病，不过大部分时候就跟病毒一样，是自限性的；诸如头孢、阿莫西林之类靶向阻碍细胞壁合成的抗生素，对它不起作用。丈母娘由于先前呼吸道感染，气管粘膜受损，给了支原体可乘之机，治疗用的头孢刚好对其无效……肺炎支原体繁殖较慢、潜伏期长，丈母娘相当于经历了一场“病毒踢门、细菌扫荡、支原体收尾”的感染接力赛。

▲一看这报告就知道，又感染了

▲这回呼吸道合胞病毒阴性，肺炎支原体成了阳性。

▲拍个CT胸片

▲左肺已白

根据我们的推断，二老平日生活形影不离，一开始应该同时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丈人跟没事儿人似的自己就好了，丈母娘却陷入长期、反复的感染，令我们唏嘘不已。

丈母娘在2024年9月才得过一次肺炎，那时我太太刚好回拉达克参加弟弟的婚礼，由于她妈妈突然病倒不得不改签了机票——据说那次肺炎发作之前她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呼吸道反复感染。不到两年再次罹患肺炎，与其体质羸弱脱不了干系，而根本原因说白了是“封建迷信害死人”。

看过《与拉达克丈母娘同住二三事》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丈母娘是个极端虔诚的佛教徒，曾经长期素食。印度的素食人口数量全球第一，但印度的素食极端不健康，普遍靠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来堆砌口感，因此糖尿病人口数量也是全球第一。比方说像我岳父母他们，完全喝不了不甜的咖啡和茶饮，在国内就连喝绿茶都要加糖。还好我家没啥高档茶叶，要不然真是暴殄天物。拉达克那种地方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单单靠素食营养根本跟不上（正因如此西藏喇嘛都吃肉），结果搞得自己营养不良。后来生了一场病身体垮了，医生要求她必须吃肉，她才重新开了荤。但她在饮食上仍然规矩很多，每逢初一十五以及其它“殊胜”的日子，她都会素食，有时还要禁语禁食磕长头……据我对她的观察，吃肉似乎会让她有种负罪感；至于素食的营养是否跟得上，她从来不在乎，也不具备相关的知识。

需要说明的是，丈母娘只是单纯的体质虚弱抵抗力低下，绝非娇气。事实上，她非常能够吃苦耐劳，拉达克那边的家务十分繁重，根本容不得她养尊处优；正是因为常年的家务和农活磨砺了她的双手，才会担心自己手指上的老茧把采血针磕断。丈母娘的这种生活方式显然绝缘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基础疾病，但恐怕在日积月累的操劳中埋下了许多健康隐患。大概连她体内的免疫系统也“不愿杀死”那些微生物吧——毕竟细菌和病毒也是生命呢！

医生一看CT影像报告上的白肺，用不容分说的语气说：已经非常严重了！需要马上住院！

门诊看个病直接转住院这种事情，对我而言是始料未及的全新经历。在我印象中，住院似乎都要等床位，我爸曾两次因高血压、胸痛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却都只能先住在急诊室等床位。尤其十二月照理说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难道说住就能住？医生表示没问题，不同于那些床位紧张、需要预约的三甲医院，浦东医院这种三乙医院居然可以随到随住。

缴了五千块押金、办理了住院手续，我带着丈母娘来到住院部的呼吸科病房。分配给她的四人间病房只住了一个病人，而且当晚就出院了，后来几天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病人。

坦白说，丈母娘住院对我来说那是极大的解放。相比门诊无休止的排队等候，住院简直太省心了——一日三餐有人管；抽血化验、吊盐水，躺床上等着护士来操作就行；做大的检查项目护工会带过去，有专用电梯和通道……但是呢，由于语言障碍的问题，我和我太太肯定还是得每天去医院。这种时候，医院离家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走路十分钟，电瓶车过去更是只要几分钟，确保了万一有什么急事可以随叫随到。

丈母娘住院期间我每天早上8点送完孩子，就会赶去医院“拦截”查房的医生。医生也知道32床的卓玛是个不容易沟通的外籍病人，只要我在就会先把我们的病房查掉。除了常规沟通外，我会提前了解好接下去要做的检查，让丈母娘有个准备。住院头一两天的检查最多，其中有个比较重要的大检查是气管镜。

我太太不晓得从哪里听信了一条流言，说气管镜这个检查，一辈子只能做一次。于是她听说要做气管镜就很担心，说她妈上次得肺炎已经做过一次，是不是不能再做了？我被她搞得哭笑不得，这说法简直毫无根据嘛！她不相信我跟她说的话，我让她自己去问医生，才打消了她的疑虑。

经过这次住院我发现，住院治疗本身不贵，贵的是各种检查。浦东医院办理住院时会发一条纸质身份手环给病人戴上，上面有个二维码一扫就知道住院期间每天费用的明细。第一天各种费用并不高，因为头一天住进去还来不及安排检查；大部分检查集中在第二天，费用高达五千多（比如心电图和气管镜就是第二天做的）；后来检查都做完了，每天就吊吊盐水啥的，各项费用加总大概八百多一天。

这些检查大部分都属于“花钱买安心”，比方说痰培养吧，原本我们很担心她体内会不会有什么耐药的超级细菌，结果检测出来就是个最普通的革兰氏杆菌，纯粹被趁虚而入了。一大堆检查做下来，发现都没问题，排除了各种可能性，也就放心了。在对症下药的治疗下，丈母娘好转得很快，第八天医生就让她出院了。

▲办理好了住院手续

▲每天的治疗就是吸氧和吊盐水

▲做各种检查虽然可以让护工推着去，但我每次都会亲自陪同

▲住院期间做了那么多检查，检查费用远高于治疗费用。我知道里面有些检查其实并无必要，但我太太却最好检查做得越多越好，觉得她妈平时都没机会做检查

▲庆祝丈母娘出院，买了一束花

在异国他乡住院看病，是一种与现实生活剥离感非常强的体验，会见到许多平时见不到的东西。我太太跟我丈母娘在检查室门口等候时，常会见到形容枯槁奄奄一息的老人被人推过来，那些脸孔分明就不该是阳世间的活人，内心深受震撼。在拉达克那种地方，老人通常活不到这么老。老人一旦衰弱到丧失自理能力、卧床不起的程度，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不会再去折腾治疗，而是默默等待那一刻的来临——中国从前的农村，其实也是如此，人们对生死的态度跟现在截然不同。先进的医疗条件，一方面确实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过度医疗，让一些病人和老人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折磨。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四位老人，有三位在去世前的几年都活得毫无尊严，令我感触极深。

丈母娘一年多前同样因为肺炎在拉达克当地的公立医院住过院，这次上海住院让她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印度公立医院是免费医疗——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真的，甚至连外国人都一样免费，我跟我的一些朋友都有过亲身体验。绝大多数公立医院的诊断、护理、住院床位、基础药品都是免费的，基础检查部分免费、部分则会象征性地收点钱，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

可是呢，印度的“免费医疗”事实上会“杀人于无形”——不要钱，但要命。我可不是在危言耸听，拿一个极其简单的逻辑来说吧——假如免费的公立医院真的那么好，为什么印度的私立医院依然能够遍地开花蓬勃发展呢？

丈母娘在上海住院期间特别感慨护士医生的认真负责，护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病房巡视，看看病人的情况以及有什么需求，看看吊的盐水还剩多少。这在我们看来似乎理所当然，然而在印度的公立医院却是一种奢求。她之前在拉达克住院时，想找护士的时候永远都找不到人，医护人员严重短缺，病人经常被丢在病房里没人管。我太太的闺蜜当年在拉达克公立医院生孩子，正是因为分娩时找不到医生，结果孩子胎死腹中。（详见《生逢2020（下）黑暗尽头处的一束光》）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印度的护士会偷病人的药——公立医院的药物由医生开处方后出库，很多病人限于其文化水平，并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该用多少药，于是有些原本应该发给病人的药就会被克扣，然后低价卖给私人小药房。丈母娘上次住院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去跟护士吵架，对方才把她的药给了她。你如果去过印度，会发现印度街头的私人小药房特别多，不难想象其中掺和了多少灰色利益。

我太太告诉我，拉达克的公立医院设施其实并不差，该有的设备都有，大部分检查都有条件做。但问题在于，医生根本就不给你做这些检查，随便给你看下就打发你走了；你必须以很强硬的态度要求医生，他才会给你做相关的检查。丈母娘上回肺炎住院，验血、X光片、气管镜都是在我太太强烈要求下才做的。又比方说公立医院的手术理论上免费，但医生永远会找各种理由推脱——要么让你额外支付“耗材费”，要么就“介绍”你去私立医院，从中赚取回扣。退一步讲，印度医院就算手术免费，你如果没有事先打点一下医生，敢躺上手术台吗？

拉达克作为联邦属地，人均医疗资源要远超印度的其他地方，公立医院尚且如此不靠谱。由此可以想象，印度其他地方只会更糟糕。印度所谓的“免费医疗”、“公立医院”，说白了就跟咱们从前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是一回事儿——一来伤害了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二来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挤兑和浪费，三来也并不能确保资源的平均分配。

▲医院其实是一个感悟生死的好地方，所以ICU护士个个都是哲学家

▲在印度，如果感觉自己死期将近，通常都会静静等待那一刻的降临……

丈母娘这次看病前后花了一万四千多块，全自费。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很庆幸她病发的时候是在上海而不是“医疗免费”的拉达克。

我们借这次生病对丈母娘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她在短短三年内两次呼吸道反复感染最终发展成肺炎，说到底还是因为抵抗力低下，要加强身体素质。不喝冷水不吹冷风的习惯她已经改不了了，但至少别再那么挑食，确保营养均衡全面，注意优质蛋白摄入，别老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以前逢初一十五佛教节日藏历新年之类，我们都会给她单独准备素食（参见《与拉达克丈母娘同住二三事》）；这次不惯着她了，有啥你就吃啥。不是我们不尊重宗教信仰，但宗教信仰也有物质基础——你至少得先活着不是嘛！丈母娘还算听话，这次至少在中国期间都不再坚持素食，饮食相比上次略有开放，后来甚至还主动尝试并喜欢上了鸡杂、牛杂、羊杂等印度根本找不到的动物内脏。

我太太趁机还给老太太科普了一下带娃常识。丈母娘平日里在老家会带孙子，老人带娃主打一个过度保护，总是喜欢给孩子穿过多的衣服，馒头刚出生那阵子就被她捂出过痱子。她自己不喝冷水不吹冷风，难免会把这种生活习惯强加给孩子。可小孩儿的运动量大、新陈代谢快，岂是老年人可比？过度保护只会把孩子搞得抵抗力和适应力低下。我自己的两个孩子，衣服常年穿得比别的孩子少，身体素质反而比别的孩子更好（幼儿园老师公认的）。其实孩子平时只要后背温热就说明穿够了，假如后背出汗那就说明穿太多了，会影响孩子自身体温调节能力的发展，更容易生病。我太太跟她妈说，你自己一辈子不喝冷水不吹冷风，身体已经这样没办法了，至少别把孙子养坏了。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岂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我们对卓玛的影响仅限于她生活在国内期间，等她回到“以素食为荣”的印度（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大环境提供不了那么丰富的饮食选择，大概率又会故态复萌。而且吧，我丈母娘这个人抗拒一切身体锻炼和认知提高，空闲时间全部都用来念经拜佛，以求得来世福报……既然她自己愿意为“来世”牺牲“今生”，那么一切因果，也就只能由她自己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