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团队解析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古基因组图谱

公元9世纪，随着突厥与回鹘汗国的相继瓦解，欧亚草原上出现了一支以军事力量迅速崛起的部族联盟——沙陀。他们被认为源自西突厥，在辗转迁徙后定居于山西代北地区，最终建立了后唐等多个五代政权。然而，沙陀人究竟从何而来？他们与草原上其他突厥部落有何遗传关联？长久以来，关于突厥民族起源，主要存在三种假说：东北亚起源、中西亚起源以及东西方融合起源。古DNA技术的发展，为回答这些历史悬案提供了全新的分子视角。

2026年4月29日，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在线发表复旦大学文少卿副教授团队联合代县文物保护所(博物馆)等单位合作题为"Ancient genomic profile of the Shatuo Turkic leader Li Keyong"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通过对沙陀领袖李克用(856–908 CE)的古基因组进行全面分析，揭示了这位晚唐枭雄的遗传构成及其所代表的沙陀精英阶层的人群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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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从山西代县李克用墓(建极陵)中出土的三具人骨中成功提取古DNA。通过放射性碳测年和遗传学鉴定，确认编号I80316的个体身份与历史记载中的李克用高度吻合。全基因组分析显示，李克用的遗传构成呈现显著的东西方混合特征：约53.4%的古东北亚祖源与约46.6%的西部草原祖源。他的父系单倍群为R1a1a1b2 (R1a-Z93下游)，这一谱系与中晚期青铜时代辛塔什塔/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草原扩张密切关联；而母系单倍群C4a1a+195则指向东部草原的蒙古高原人群。这种“西方父系+东方母系”的组合模式，表明沙陀精英的形成经历了跨越欧亚大陆的深度融合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用的基因组图谱与此前研究揭示的突厥汗国阿史那王族截然不同——后者呈现出几乎纯粹的东北亚祖源。这一鲜明对比表明，古代突厥汗国并非一个遗传上均质的民族实体，而更可能是一个由遗传背景各异的部族在共同政治架构下组成的联盟体。该发现为理解中世纪内亚游牧政权的本质提供了新的分子证据，也表明遗传祖源与族群政治身份之间的关系远比文献记载所暗示的更为复杂。

李克用的祖源构成模型及古代突厥相关人群的遗传多样性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于瑶、代县文物保护研究所(博物馆)诸晓光为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复旦大学文博系文少卿副教授、郑奕教授以及克拉玛依市丝路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创新研究中心蒙海亮青年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资助。

引用本文

Yao Yu, Xiaoguang Zhu, Xin Chang, Zixiao Huang, Panxin Du, Xiaoying Ren, Baoshuai Zhang, Ke Wang, Yishan Wu, Sheng Han, Li Jin, Yi Zheng, Hailiang Meng, Shaoqing Wen. (2026). Ancient genomic profile of the Shatuo Turkic leader Li Keyong.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DOI：10.1016/j.jgg.2026.04.015

  第一作者面对面

自我介绍

于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分子考古学与分子历史学。师从韩昇教授和文少卿副教授。主要关注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人群的遗传结构与迁徙融合历史，致力于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回答传统史学中的人群起源问题。

你的目标或愿景

希望通过古基因组学研究，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起源与演变提供可靠的分子证据，搭建历史学与遗传学之间的对话桥梁。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你遇到过什么特别的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李克用墓历史上多次被盗扰，墓中三具人骨散乱分布，无法仅凭考古信息确定哪一具是李克用本人。最终通过放射性碳测年、体质人类学年龄评估和遗传学性别鉴定的交叉验证，才锁定了I80316这一个体。此外，如何在历史学叙事和群体遗传学统计之间找到恰当的表达平衡，也是写作中反复打磨的过程。

在你的研究领域中，你认为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目前已发表的古代突厥个体基因组数据仍然非常有限，我们对突厥汗国内部不同部族的遗传多样性了解甚少。未来需要更大规模地对突厥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社会阶层的古代个体进行基因组测序，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横跨欧亚的游牧联盟的人群构成。

在得知论文被接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真不容易！感谢文老师，也非常感谢审稿人老师和编辑老师。

最想和你的同行/学生/同学/读者分享的一句话是什么？

坚持不是一种美德，它是一种工具。真正重要的能力其实是分清楚这件事只是“难”，还是“方向已经错了”。放弃，也同样体现着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