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铁锈带”和“新穷人”丨读中国计划（64）

“中国的铁锈带”其实并不是一个不常见的概念，我们在《美国工人阶级崩溃史，可以教会我们什么》和《看不懂政治是常态（5）：哼唧自由主义、狂欢自由主义与我们的时代》里对这方面的材料都做了一定的介绍。《同时代的北方》下编“城市与叙事——沈阳作为方法”，主要就是基于这个概念所做的文化分析。

在梳理这部分内容之前我必须首先承认，这部分刘岩教授分析的文本我都没有读过原文，所以这部分对我来说是“隔了一层”，我既无法准确判断被分析材料的好坏，也无法把握刘岩教授分析的准确性。所以这篇读书笔记，大家就随便看看。

1）第六章主要是一些背景和理论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英国社会学家Zygmunt Bauman的“新穷人”概念时，进一步将这个概念异化，将其变成了一种迎合小资产阶级旨趣的专指下层白领的术语，按照汪晖教授的定义：下层白领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但是受消费文化激发的购买欲很大，收入能力无法满足消费需求。

刘岩教授说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对东北广大又老又穷的工人群体的视而不见。《同时代的北方》里的表述是非常悲伤的：“尤其在互联网勃兴的90年代末，国企工人下岗进行得最为惨烈，大多数下岗工人那时还远未成为老龄人口，却因为购买力的困难（在基本生活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家用电脑成了绝对的奢侈品）自此长期疏离于网络社会，直到他们真的变成老人。”“尽管由于老/穷人群体的边缘性和微信朋友圈相对封闭，这一群体在新媒体中的声音仍极其微弱，但在他们成为微文化主体的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与他们最直接相关的养老和社保议题却已然作为普遍的社会关切在跨越不同年龄的新媒体社群中传播。”“老/穷人群体本身的朋友圈来说，对问题而广泛的需求保障的诉求，突出地体现在两类文章的高转发率上，一类是缅怀毛时代的文章，一类是关于养生保健的文章……与其说他们真想回到普遍保障与普遍匮乏相伴的计划经济时代，毋宁说他们是在重申80年代改开初期宣传的社会主义初衷，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发展社会生产。”

刘岩教授举了沈阳建筑的例子来说明老/穷工人群体被抛弃的趋势。五里河体育场、辽宁体育馆被爆破拆除，新奥体中心在远离中心城区和老市民活动范围的浑南奥体商圈落成，然后奥体商圈更南边又出现了更庞大的浑南新城，政府、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基础设施都往浑南搬迁。省图书馆旧馆其实1998年才落成的，如今被抛弃，当年的文宣标题“开放知识宝库，迈向21世纪”在短短十几年后成了绝妙的讽刺。沈阳和平区体育场是沈阳市仅存的仍适合老人锻炼身体的老体育场，其他四个区的老体育场一座被商业楼盘压缩成了足球场，三座在房地产开发中化为齑粉。

拆除旧公共空间修建新房地产项目的过程，为沈阳创造了GDP增长，在东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失的年代里让沈阳成为常住人口增加的逆行者，但是资本逻辑并没有能让沈阳摆脱铁锈带城市老龄化的困境，因为沈阳老/穷人多、资本增值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少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者张口就来地念经，刘岩教授点名批评了凤凰网2015年的爆款文章《东北完蛋了，放东北一条生路》。

2）第七章分析双雪涛的悬疑小说。作为下岗职工子弟的双雪涛，自述写作动机是“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我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我没有读过双雪涛，所以就直接贴刘岩教授的点评了。

首先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背景的小说电影纷纷选择悬疑题材，是一种刻意为之：

其次，最悬疑的部分不是情节本身，而是社会分化中不用群体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

再次，少部分被保留下来的工业景观成了资本霸权的附庸，要么成为资本的盆景，要么替资本保守秘密：

3）第八章分析的是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沈阳80后作家的作品，三人被称为“铁西三剑客”，是“新东北作家群”的代表。

刘岩教授一上来先反思了老一辈的先锋文学，然后指出从下岗职工社区走出来的“铁西三剑客”，进行的是一种反老一辈、反自动化写作的新写作。但是这种新写作在一段时间后似乎又透露出要和解、要回头的迹象。

4）第九章分析的文本是2021年流行一时的纪实文学《张医生与王医生》，书写对象是两位赶在父母下岗潮之前成功入职沈阳最好医院、之后又成功与新富阶层建立起联系的医生，作者是来自南方系的媒体人。

刘岩教授批评这本书试图裁剪掉一部分历史，然后对时代进行重新编码，进而批评一种用标签和符号故意去替代掉社群历史经验的虚假的东北文艺复兴。

这种虚假的所谓文艺复兴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装傻充愣：

上面截图里提到的那个所谓的“一个有趣的问题一直让我困惑”，在我看来是十分费解的，因为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东北的工业化、城市化完成于前三十年，工人文化和市民文化跟社会主义建设是紧密联系的，而市场化改革侵蚀它们的基础，当然就会压制它们的影响力，这不是一目了然的答案吗？按道理东北人应该比别人更容易找到这个答案啊？会感到困惑，而且会一直困惑，大概主要不是想不明白，而是新富阶层、中产小资和帮闲文人不愿正视。这与其重新编码的努力是同一个动机。

从这一点我想导出我对于《同时代的北方》的最后一个读后感，这本书的学术黑话和华丽辞藻下面，其实掩藏着愤怒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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