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浑噩噩的大学,以及越来越焦虑的父母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小欢喜》描写了来自北京的三组精英阶层在面对高考时的焦虑,他们搬至学区房,聘请最优秀的辅导老师,为了不和孩子抢厕所甚至在凌晨四五点就起床……这些与现实如出一辙的细节再一次击中了中国观众心中的教育焦虑。

这种普遍的焦虑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着更多选择和资源的精英基层在高考面前也如此伤神?上周,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就教育的疯狂与阶层的焦虑进行了对谈。两位教授认为,在过去二十年,对于教育的焦虑变得愈发严重。一方面是中下阶层企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另一方面是精英阶层企图通过教育实现“精英”的代际传递和再生产。

这种对教育资源愈发严重的争夺指向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精英阶层如何实现教育的代际传递?在对资源的激烈争夺面前,人是否还能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我们将活动的文字回顾分享如下,看看两位教授如何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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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欢喜》

《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新书分享会

嘉宾:田雷、严飞

1.

普遍的教育焦虑和隐藏其后的社会不平等

严飞:前段时间从“海淀妈妈”到“顺义妈妈”的刷屏文章,我认识的家长、朋友、同学都在转。文章里描述的“海淀妈妈”、“西城妈妈”、“顺义妈妈”让人突然发现,原来北京真的像郝景芳写的《北京折叠》一样那个故事中北京折叠成了三个不同的城市空间,上中下层,很明显“海淀妈妈”、“西城妈妈”和“顺义妈妈”就变成了教育领域里面的北京折叠。

田雷:海淀、西城、顺义的妈妈可以说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家庭之间划分出的不同类别。但事实上我觉得无论是在《出身》这本书,还是在近些年美国讨论教育、社会分层的书里,他们仍然属于一类,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父母,也就是说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家庭完整,都在采用一种精心栽培式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孩子。

按照这种分类方式做一个二分法,另外一个是工人阶级,父母双方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结构往往是不完整的,甚至很多是未婚妈妈或者是离异家庭,他们采用的是自由放养的方式。

在阶级固化的社会,你判断一个孩子能不能从精英大学毕业,就看他父亲、母亲是不是精英大学毕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焦虑的人恰恰是最不应该焦虑的。

另外一个可能也值得讨论的是,之前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长大的环境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都陷入了一个挺需要摆脱的状况,这个变化从哪来?

严飞:确实我们发现,无论是海淀、西城还是顺义的妈妈,她们都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一定的知识,甚至文化资本,至少是社会的中产阶层,是在往上走的。社会的中下阶层或者边缘阶层,他们是不是同样也会深深地感到一种教育的焦虑呢?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太阳宫菜市场做的一个三年的长时段调查。

我们都知道北京出台了一个政策——“以业控人”,疏导北京的人口。所以2003年时太阳宫菜市场就被拆了。背后的理论是,倘若我把菜贩们赖以生存的菜市场拆除了,这些菜贩就会回家。

我们对拆除之后的菜贩进行了三年的调查,发现95%的菜贩依旧选择在北京从事其他工作,即便不再卖菜。这95%留下来的菜贩们,他们的平均收入和在太阳宫菜市场时相比较,下降了20%之多。

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生活成本压力之下,他们依旧选择留在北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是狭义的大学或者公立学校的教育,而是宽泛的教育。我在大城市可以学习大城市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方式,一种礼仪、行为的姿态,甚至广泛的信息、丰富的资源等等。

这样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对孩子后期的成长会非常有帮助。跟留守在家乡的孩子比较时,就会明显发现留在大城市的孩子的综合素质,要明显高于留守在家乡的亲朋好友的孩子。

在上海也有学者做过类似的研究。我有朋友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就做了一项针对上海打工子弟长达十年时间的研究,发现上海务工人员在上海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但依旧选择留在上海辛苦奋斗,目标就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道德或者是公民素质的培养。

所以,不仅是社会中产阶层对教育焦虑,社会的中下阶层也会在教育上大量投入,背后就是牺牲自己父母的身份或者牺牲一些经济上的利益。

焦虑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普遍现象在过去十年、二十年里程度在不断增加。和田老师一样,我自己在上中学、小学的时候,完全没有参加过任何辅导班。我母亲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会说,严飞当时没有上过任何辅导班,潜台词就是没有上辅导班就去清华当老师了。但和今天比较,倘若我们不上辅导班,就好像已经被整个时代所抛弃,被整个竞争潮流远远抛在了后面。到底是什么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原因,导致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焦虑?

这样的焦虑甚至会让很多家长付出实际行动。在北京,很多中产阶层,特点是没有北京户籍,但他们很有钱。没有北京户籍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上很好的公立学校,他们就会组织社会活动,不断为他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呼吁、奔走。所以可以看到背后长时段巨大的变化趋势。

田雷: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讨论相似的问题,为什么非常多国家的父母变得越来越焦虑,为什么父母转变了自己的育儿方式。

美国两位经济学家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爱、金钱和孩子》,副标题就是“育儿经济学”,这本书讲不同国家父母育儿方式的差异,不能从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中找。当一个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的时候,当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都开始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教育上。

严飞:为什么家长越来越焦虑?中国社会在过去2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按照社会学家的一种总结是“倒丁字型”的结构,没有钱的中下层占了主流。2010年第六次普查时,社会结构变成了“土”字型。

从“倒丁字型”变成“土字型”,我们发现有钱阶层向上流动越来越多。公民社会是怎么建立的,就是中产阶层越来越多了以后,他们就会有财产意识、产权意识、自我更好发展的意识,同时也会对教育有更多的需求。当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相对稀少的教育资源就会引发激烈的竞争,在激烈竞争的状态之下,父母必然会给自己的孩子增加很多辅导班或寄予很多期待。

人口第七次普查的数据出来以后,也许我们会发现中间这一层越来越庞大。对于教育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巨大,未来的趋势应该是人们对教育越来越焦虑。

就像热播的《小欢喜》一样,我最近也和太太在追,从中看到很多教育不平等或者阶层的划分。比如季杨杨和方一凡是成绩比较差的学生,班主任李老师说这两个学生要蹲班,但是校长说不能蹲班,因为我们要进行素质教育。第二天誓师大会的时候,季杨杨的父亲季区长出来讲话,所以不蹲班的原因是他父亲占有权力的精英社会地位。

而方一凡就是很典型的海淀家庭孩子的代表,海清就是海淀妈妈的代表。方一凡的弟弟磊磊来了以后,成绩非常好,但他从县城来到北京,非常不适应。可以看到,寒门学生确实可以通过高考这条路径进入最好的大学,但是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当和城市里的孩子,特别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孩子进行比较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视野、价值观,与人打交道的方式还需要不断地锻炼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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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欢喜》

2.

教育不仅是平衡器,也是精英再生产的过程

田雷:《出身》是西北大学女教授的博士论文。她想研究的是起薪最高的那些工作——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他们是怎么招聘大学生的。我们往往认为,一个机构招聘,他们考察的是这个职位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个素质对应着什么样的能力,这个能力能不能指标化。从收简历到面试,到最后我们要在头脑中或者现实中给这些申请人排序。谁排在前面,谁得分最高,谁就拿到这个职位,是一个绩优统治的社会。

有一点比较有趣。作者是一个女学者,她一开始想研究性别问题,想证明招聘过程是一个体现男权主义的过程,女性会受到一些性别歧视后来她发现这不是一个性别问题,在美国也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一个阶层或者说阶级的问题。

其中核心的命题,是我们以前认为所谓的“优点”、“功绩”,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你比别人更聪明,你的智商比别人更高,你的学分比别人更靠前,就是有“merit”。但作者最后发现“merit”是一个很软性的东西,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我们以为merit是自然,但其实是每个社会自己定义的。

严飞: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角度进行讨论,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1920年代之前,他们挑选学生唯一的标准就是他们的GPA或者说纯粹的智力。到了1920年代之后,大量犹太人进入,他们学习成绩特别好,因此大量被录取到哈佛、耶鲁里面。这种情况下纯种的白人就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就重新定义了“merit”。“merit”不再是简单的成绩好,而且需要发展各种技能,比如说会体育、参加社团活动、会音乐、不断参加州际比赛等等,这样就可以把犹太人排除在外。

今天的美国高校录取也是同样的道理。倘若完全以GPA作为标准,很明显哈佛、耶鲁都会被大量的华裔塞满。

对企业来讲,无论是顶级投行、咨询公司,高盛、麦肯锡等等,他们原本招聘的标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岗位就找有这个岗位技术的人,但当merit被不断定义建构之后,不再是简单地工作职位和对方的技能进行匹配,而是变成了一个挑选。挑选背后强大的家庭经济资源,挑选可以带来更强社会网络的孩子加入到团队中。

回到社会学,这里面也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我想推荐另外一本书《清算》,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学生。《出身》描绘的是哈佛、耶鲁的精英学生是如何被最顶级的投行录取的,《清算》就讲了这些最优秀的学生被所谓的EPS公司录取以后,工作第一年的时间里面遇到了什么样的工作问题,他们是否可以坚持这样的工作。

《清算》的作者往前引申了一步,写到公司里的文化建构。文化建构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优点,就是merit这样的文化建构。你是哈佛或者耶鲁的学生,直接可以进去做VP等级(vice president),倘若不是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能只能从分析员或者是一个简单的PTA(兼职项目助理)开始做,这样merit就变成了一个公司内部的划分标准。

第二个层面就是加班文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投行、咨询公司都是疯狂加班,每周工作120小时。但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说我们在受资本主义的剥削。他们其实就是把加班文化制度化了这样的情况下,精英学生在精英公司里,到底是选择忍受不了加班制度,从公司里退出来,还是继续在公司里面完成精英阶层的固化,完成精英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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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耶鲁法学院有个教授写了一本书,是说不平等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比喻,非常生动,大家都能理解什么意思,但会让你感到非常绝望。因为我们知道从出生开始就不平等。

我本来要翻的一本书《寒门子弟上大学》,寒门子弟上大学以后也会遇到文化障碍。很简单的例子是在美国那样一个以阶级形成隔离的社会里面,他们能上大学肯定智商更高,但不可否认,他们在成长环境中仍然见不到精英人群到底是怎么互相打交道的。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最让我感慨的细节是作者提到了他们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他们想访谈美国铁锈地带一个工人阶级的父亲、儿子。访谈的头一天,这个父亲跟他联系说能不能把我的小女儿也带过去,让她见一见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有过正经工作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平常生活中见不到这样的人。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越是精英阶层越有资源。这个资源不光是经济资本,还有社会资本,《出身》这本书告诉我们还有文化资本,三重资本。这让我们经常问自己,寒门还会不会继续出贵子,是不是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阶级固化,或者正在形成固化。你已经看到那个趋势像滚雪球一样。

严飞:海外大学也强调精英文化的标准。我昨天还在看两篇学术论文,一篇是讲英国的教育录取情况,一篇是美国的教育录取情况。

先来看第一篇英国的情况。这是两位社会学家做的调查。我们都知道英国最好的学校是牛津、剑桥,中学阶段是九所私校,如伊顿公学。结果发现在19世纪时,学生上了这九所私立的中学,他们上牛津、剑桥,并且未来进入英国名人录的概率,比没有上这些学校的普通人家的孩子高127倍。到20世纪中叶这个概率不断下降,但还是有67倍之多。换句话说,英国精英阶层的固化或者说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实际上还是会存在。

第二篇论文讲的是美国藤校的录取情况。一位哈佛大学非常有名气的印度学者,最近在用大数据做美国教育的不平等。他发现在哈佛大学这样的美国精英藤校当中,48%的学生来自最好的阶层、来自社会前1%,70%的学生来自社会中产阶层。换句话说,在美国哈佛、耶鲁这样的大学里面,他们对精英阶层、精英家庭、精英背景的孩子有特殊的优待或者特殊的关照。

我是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政策,叫做遗产录取。什么是遗产录取?倘若你是斯坦福、哈佛大学校友的孩子,申请本科的时候会加分。同时,申请表上有专门一栏问姓氏,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等等,有没有这些姓氏,倘若有,加分的比例还会更高。到了今天,这些学校毕业的校友越来越多了,仅仅是父母是学校的校友就可以被学校录取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这样的情况再往下发展,不仅有遗产录取,还要给学校捐钱。倘若没有办法像有钱的家长那样一下子捐800万美金、625万美金,可以变相地每年捐1000美金,持续捐20年的时间。等孩子申请时把捐献记录打印在申请表上,他们也非常认可。

不是所有人都有捐钱的途径,必须是他们的校友才可以进入到捐钱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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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我自己困惑的是,好像现在到了一个到底要怎么理解教育的时候。我们198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我们的成长经历让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教育是改变出身最重要的一个机会,事实上我们很多人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对高考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废除高考,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绝对的公平。套用一句话,高考已经是最不坏的制度了,大家都能接受,虽然细节上有很多的问题。

因此这一代家长或者说这一代人都觉得,我们每个人出生时就不是平等的,社会不是一个完全平均主义的社会,那么怎么改变不平等?就靠教育。

但我觉得这一系列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教育并不是改变,比如本来是不公平的,我们通过教育变得更公平。有的研究是说,教育事实上是把不公平进一步放大了,或者只能折射出社会的不公平,教育无法扮演一个拉平的机制。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那么焦虑,因为我们很多地方的发展,已经和美国呈现出相似的现象。我们感觉教育不是改变阶层的东西,其实是成了一个分层的东西,成为了阶层固化本身的一个环节。

严飞:在社会学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有两个维度,或者说两个功能。第一个维度是说教育是一个平衡器,是一个向上流动的通道。在过去十年、二十年时间里,通过高考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很多寒门、乡村的孩子通过教育通道改变了自己的阶层和命运。从这点来讲,教育就扮演了一个平衡器的角色。

另一方面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平衡器,同时也是精英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个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出身》这本书的副标题。

什么是再生产的机制呢?很多精英阶层的父母,他们把孩子送进精英学校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包含了国际交换,名师甚至是院士的辅导。比如说人大附、清华附的学生,每学期或者每隔两三周就有院士给他们讲课,这些资源是其他学校没有办法获得的,但他们很多时候可以近距离接触到,甚至就是爸妈的邻居,跑步时就可以遇到。这就形成了精英再生产的机制,让家庭或者孩子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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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的不平等,从资源分配的源头就已决定

田雷:我觉得教育资源事实上是怎么分配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前两天读《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书里提到纽约市上东区的母亲连自己孩子的出生时间都要计算。要出生在9月以后,这样你的孩子上学时年龄比同龄人大一点,也就是要赢在最早的那个点。

社会提供的制度是极其古怪的。我特别想看看大学是怎么给学生分配各种各样的资源的,这个书里面也谈到了赢者通吃。每次作为评委参加一些奖学金的评选,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怎么又是你们几个人”。他们很优秀我不否认,但我们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做的,而美国在很多地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前车之鉴的东西。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过去10—15年时间有一门课,社会学导论。在这门课上我们会让学生每人写一篇5000字的社会学自传,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出身,家庭背景,一路升学的经历,为什么学社会学,这样的个人生命历程、家庭历程写出来。

我们积累了差不多10—15年时间的学生的社会学自传。很明显可以发现,过去10—15年的时间里,寒门子弟的学生数量确实是在不断下降的,至少在社科学院是不断下降的。

另一方面确实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面,大量学生都是学霸,他们的学习成绩真的非常好。这样的学生在一起,比拼的就不再是中学阶段的学习成绩或者考试成绩,而是综合素质。这样就会发现,寒门子弟成绩非常好,但他们的视野,他们和人打交道的情商,相对来讲是弱一些。

作为班主任,我也亲身遇到过申请退学的学生,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的学生,需要不断舒缓自己情绪的学生。因为他发现和其他学生做比较时,他不再是年级第一,或者佼佼者。他的视野会落后,所以就会产生焦虑情绪,未来找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心里也没有底。

田雷:最顶尖的大学,包括华师大在内,我们有足够的经验应对贫困生资助问题。但他们读大学以后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况,大学有没有足够的硬件和软件条件更好地关注这些?

他们如果在进入大学之前没有生活在高等文化家庭的话,在很多地方是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最简单的,如果父母都是大学生,他们懂得怎么和我们这些老师打交道。

我即将翻译的书《寒门子弟读大学》,是美国很年轻的一位黑人教授写的,他在哈佛读完博士以后就留在那里做教授。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来自背景比较好的家庭的孩子跟大学老师打交道的时候,更懂得怎么社交。

比如说,假设我是《出身》的作者,我讲完之后,或者讲之前,大家排队请我签名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班上一个学生也在排,书上画得密密麻麻的,我就会对他印象非常深刻,比下课之后围着我问多少问题印象更深刻。

成年之后我们觉得这不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但大学生里面没有太多人有这样的情商。但那些来自精英中学的学生,他们到了大学会感觉如鱼得水,这个关系对他们来说丝毫不陌生,他们太知道怎么和我们这些人打交道了。

而那些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很困惑。其实这就是文化资本,《出身》里也有谈到《出身》讲的是毕业于同样的大学,但你能不能游刃有余地与来招聘你的人打交道?这个书里面有句话,“打交道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你自己感到舒服,让别人也感觉很舒服,而不是那个成绩”。这点可能是更麻烦的,它不光是经济上的差距,还是教育上的。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看今年有一个奖学金的奖项,回想怎么又是这几个学生。我当时给我们学院的老师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奖学金能不能做一下改变。我们奖给那些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但其实很努力的学生。他们到了大学以后,不是特别会应对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有很多资源解决这些问题,在分配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所有东西都量化考核,是很麻烦的事情

严飞:田老师和我都来自所谓精英大学,但还有大量的学生并没有上这样的精英学校,而是上了普通的,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大学。大学里面遇不到特别好的老师,老师也不愿意特别好地教学。

特别是之前我们讨论有没有必要要求本科生写毕业论文。大学毕业,最后一学期的最后两周到知网上面下载几篇论文拼凑在一起就是毕业论文。大学期间也不好好学,大学毕业以后也不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在这样的状态下,会发现教育的不平等,从资源分配的源头就已经决定了。好的大学可以获得更多资源的调配,无论是资金还是人才上的。

我们拼命从西部院校挖优秀的大学教授,一挖走就意味着西部院校的学科彻底被老师带走了,于是出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从经费、人才、生源等等各方面都这样。

在进入高等教育环节当中,家长比较焦虑;但在上大学过程中,这些孩子才更加焦虑。因为他们觉得大学四年浑浑噩噩,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就这样混毕业了,混下了一个大学文凭。有了大学文凭不代表他真正可以在社会上立足、有一技之长。

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我们的大学体系,到底要给学生提供怎么样的教育模式,提供什么样的真正的教育。这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地反思、思索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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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美]劳伦·A.里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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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获得高薪职位的往往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是什么让他们顺利通过选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劳伦·A.里韦拉深入美国起薪最高的行业——投行、咨询和律所,详细考察了宣讲会、推荐、简历投递、面试和评议等招聘环节,通过丰富的案例,揭示了看似能力取向的选拔标准如何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了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除对选拔机制的分析外,书中披露的大量招聘内部知识,亦可作为普通人突破阶层天花板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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