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I起个中文名？名字不只是名字，也是一场关于定义权的历史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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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2026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出了这样一个倡议：《请给AI起个好名》。文章说："AI"这个词直接照搬英文缩写，既不转译，也不加工，一个汉字没有。能不能发掘汉语宝库，给AI取一个与"电脑""手机""机器人"一样响亮的中文名字？人民网随即在官方微博上发起话题，征集全网意见。
消息一出，有人说这是多此一举，AI这个词全球通用，改它干什么；也有人热情参与，献出了各种创意。
但在我看来，这件事背后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去想一想：一个词语的命名，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叫什么名字，不只是语言问题
先从语言学说起。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有一对著名的概念：能指与所指。简单来说，"能指"是词语的声音或书写形式，"所指"是词语所指向的那个概念内容。"AI"这两个字母，是能指；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一整套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解、想象、价值判断，才是所指。
问题就在这里。"AI"是从英语世界里生长出来的词汇，它的内涵是由英美科技文化、硅谷的创业哲学、西方的技术伦理共同塑造的——那是一种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理解框架，强调效率、颠覆、资本回报。中国人拿来直接用，不只是借了一个词，实际上是连同这套理解框架一起接受了。
这就是所谓的"定义权"问题。
一旦某人率先给一个新事物命名，他就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这个事物的初步定义。这种定义权，是一种软性的文化权力——它不像枪炮那样来得直接，却往往更为持久，更难察觉。
所以，人民日报这次提出给AI起个中文名，表面上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建议，实质上却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术革命里，中国文明要不要、能不能，贡献自己的语言与价值框架？
二、近代中国，是怎样一步步失去定义权的
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段惨痛的答案。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着天文、数学、地理来到中国，也带来了一整套用来解释世界的西方概念体系。利玛窦用《坤舆万国全图》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大明王朝只是世界的一角，而不是"天下之中"。打碎的不仅是地理观，更是延续了千年的华夏中心叙事。这是中国概念体系第一次受到来自外部的系统性冲击。
利玛窦照片
更深的问题，发生在晚清。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大量现代词汇——"科学""民主""哲学""经济""社会""革命"……这些词是从哪里来的？多数人以为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其实不然。它们绝大多数是"和制汉语"，是日本思想家用汉字造出来的新词，再经留学生和报刊反向输入中国的。
以"科学"这个词为例。英语Science进入中国，最早的对译词是"格致"，脱胎于儒家"格物致知"的传统，是严复等人坚持选用的本土化译法。严复对此有明确的坚守，他拒绝照搬日本译词，坚持用自己的翻译体系来转化西方知识，他把Logic译为"名学"，把Evolution译为"天演"。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
然而结果呢？严复的译词在与日本译词的竞争中，几乎全面落败。"天演"输给了"进化"，"格致"输给了"科学"，"名学"输给了"逻辑"。日本人造出的那套概念体系，最终成了现代汉语的基础词汇。中国人在为西方概念取中文名这件事上，连主动权都没能守住，反而要绕道东京才能完成翻译。
这场词汇竞争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实力的差距。那时的日本已经完成了相当程度的西化，相关著作丰富，社会基础扎实；而中国的现代知识体系尚在草创，完全无力支撑一套自主的翻译传统与之抗衡。
词语跟着实力走。这是冷酷的历史规律。
更深远的后果，是整个知识体系的被动接受。近代中国跟随西方的脚步，用西方的学科框架来重新整理中国的传统学问，"经史子集"要套进"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的格子里，常常削足适履，别扭至极。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学体系下，"逐渐无法自我表述"——不是因为它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它失去了自我定义的语言。
于是，近代中国思想界陷入了一种困境：失去了思想的重心，在中西新旧之间找不到稳固的落脚点。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文化只能放在历史中去理解"；但当文化的语言和框架都是借来的，这种理解又从何谈起？
三、古代中国，曾经如何成功地把定义权握在自己手里
历史当然不只有失去，也有成功的先例。
最值得深思的案例，是佛教的汉化。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大约是两汉之际的事情。最初的问题，和今天的AI一模一样：一套完全陌生的外来概念体系，怎么在本土落地？
早期的译经僧采用了一种叫"格义"的策略：拿中国固有的概念来比附佛教的概念，用老子的"道"来对应佛教的"法"，用儒家的"仁"来呼应佛教的慈悲。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做法，虽有误读，却完成了最初的文化接榫。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玄奘身上。玄奘西行取经，不仅带回梵文原典，更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翻译原则。他的译经，讲究忠实原本，同时又要在汉语中找到最贴切的对应。"般若"译作智慧，"涅槃"保留音译，"菩提"则根据语境灵活处理——哪些意译，哪些音译，背后是一整套文化判断，而不是机械的文字对应。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思想家并没有止步于翻译。他们用几百年的时间，把佛教的核心概念彻底消化吸收，再用中国的思想框架重新生长出来。禅宗的出现，是这个过程的顶点。禅宗已经不再是印度佛教的翻版，它是中国人对佛教概念的再创造，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我为主"的文化消化。"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些表达，是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哲学，披着佛教的外衣，已经完全属于中国文明。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
给外来事物命名，不是换个马甲，而是一场深层的文化消化。成功的命名，不是音译或意译那么简单，而是要找到一个能够把外来概念"激活"的本土框架，让它在新的文化土壤里真正生长。
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实力。那时的中国是文明输出者，对异文化有充分的包容性与消化能力，敢于"拿来"，也有能力"转化"。汉唐时代人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一种胸襟和气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叫“文化自信”。
四、今天，我们能收回定义权吗？
回到AI命名这件事。
现在的条件，比近代好了太多。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AI领域的DeepSeek横空出世，引发全球震动；华为、科大讯飞等企业在人工智能的自主可控上持续发力。词语跟着实力走，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给AI起中文名、并让这个名字被世界认真对待的底气。
但这件事做好了，也需要避开几个坑。
第一，起名不等于夺权。人民网这次征集，目前还停留在命名层面。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最多是定义权争夺的第一步。真正的定义权，在于这个名字背后能不能承载一套有说服力的价值框架。如果只是把"AI"换成"灵机"或"智脑"，底层的西方技术伦理、硅谷的话语逻辑依然原封不动，那这个名字不过是一块新招牌，挂在旧店面上。
第二，灌输不如吸引。中国这些年的海外文化传播很值得深思：孔子学院发展受阻，而为何李子柒却让老外们大呼“真香”？一个词汇能不能流传，最终靠的是它所承载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对人们有吸引力、有启发性。要让中文AI概念框架被接受，根本途径是做出真正好的产品、好的研究、好的人文阐释，让世界主动来学中国的那套语言。
第三，向古人学习"天下胸怀"。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句话今天依然适用。争夺AI定义权，不是要排斥西方的技术成果，而是要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贡献中国文明的视角。比如，"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能不能为AI伦理提供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框架？儒家"仁"的概念，能不能为人机关系的设计提供不同的价值坐标？这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定义权竞争。
第四，要有耐心。汉语对佛教概念的消化，用了整整几百年。近代词汇的失守，也是百年积累的结果。文化层面的定义权，从来不是一场运动、一次征集就能解决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在每一次概念创造、每一篇学术论文、每一个被国际接受的技术标准里，一点一滴地累积中国文明的话语分量。
文史君说
人民日报这篇《请给AI起个好名》，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倡议，但它触碰的，是一个中国人思考了将近两百年的深层命题：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框架，来定义这个世界？
近代的教训很深刻。严复的"格致"败给了日本造的"科学"，不是因为哪个词更美，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支撑自己话语体系的实力与土壤。古代的经验很鼓舞人心。中国人把印度的佛教，硬是消化成了禅宗，靠的是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几百年的耐心。
今天的中国，站在两者之间。实力在增强，自信在回归，但文化话语体系的重建，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给AI起个中文名，是这项工程里一个小小的、但有意义的起点。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个工作，不是近代时人可以完成，也不是我们这一两代人可以完成。但每走一步，都算数。
参考文献
都文文：《请给AI起个好名》，人民日报客户端，2026年3月18日。
沈国威：《严复与科学》，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
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9年版。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耿云志：《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