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视同缴费”到人口危机：不给农民体面养老，整个社保体系都要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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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视同缴费？

  上海市地方志记载：

  【国营企业职工的退休费资金来源，在(1951年)实行《劳动保险条例》时起，就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3%缴纳劳动保险费，由全国总工会负责统筹，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

  1969年，国家财政部规定企业职工的退休费改为由企业自行负担，在营业外项目下列支。此办法在统负盈亏，实报实销的财政体制下问题不大。自从1979年企业实行利润留成以后矛盾逐步显露，尤其是随着退休职工人数和退休费逐年增加，一些老行业、老企业就不堪负担。

  (上海市)1986年10月起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全市退休费社会统筹。统筹基金率本着“以支定筹，略有节余”的原则，按企业工资总额25.5%提取。

  (上海市)区、县、局老集体企业、县属镇办集体企业的统筹范围、项目和统筹基金率与全民所有制企业大体一致。】

  上海市地方志的记载说明：1969年前，职工工资里是扣了养老钱给国家的，1986年10月起也是扣了养老钱给国家的。

  1969年前至1986年10月，国家对企业实行统负盈亏，实报实销的财政体制。

  也就是：企业把利润（其中包括本该留下的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全部交给国家，国家负责企业的全部费用（包括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这一期间，职工也是把养老钱交给国家的。

  由此可见，1993年社保成立前，职工一直交养老钱给国家的。

  现在说老职工没有交过社保，1993年前社保都没成立，自然都是交给国家。国家把交给国家的视同交给社保。这就是“视同缴费”。

  1993年以前，似乎职工不缴费，其实也在缴费，不过不在职工的工资中体现，职工感觉不到在缴费。

  因为形式不同，1993年以前，相当于“税后工资”，拿到手的工资已经扣除（包括养老、医疗等）费用。

  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建立(1993年成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后，相当于“税前工资”， 拿到工资后，自己还要交养老、医疗费等。

所谓“视同缴纳”，就是说之前没缴，才有“视同缴纳”，你又引用这些要说明什么呢？说明“视同缴纳”实际上是缴纳的呢？那钱呢？但是为什么不是“自然衔接”，而是取名“视同缴纳”？

中国24%的养老费率属于全球前列，为什么？不就是许多人之前没缴，所以才“视同缴纳”吗？

如果“视同缴纳”也可以，那就是完全由财政资金或者划转国企利润或者变卖股份兜底，而不是由后来的缴费者来填补你们“视同缴纳”的历史欠账，将费率降到国际通行费率水平。

现在小企业则面临24%的法定养老费率（企业16%+个人8%），对微利企业构成沉重负担，部分企业通过低报基数、规避参保降低成本，员工养老权益难以保障。中国灵活就业者、个体户选择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需自行承担20%的费率（企业缴费部分也由个人承担，远超在职职工8%的个人费率）；若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虽门槛低，但养老金难以保障基本生活。

现在"灵活就业"是个框，日进斗金也好，实际失业也好，都算"灵活就业"。

为什么不按照实际收入来缴费，而要按缴费基数来，非常荒唐，基数又是怎么定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和部分国企（如烟草）不是市场竞争获取的收入，却直接推高了统计平均，然后再把这个社平工资作为缴费基数，这公平吗？相当于低收入反而被强制多缴。

同样是缴费，体制内是财政买单，企业职工是单位分担，到了灵活就业这里，就得自己掏全款。这不是多缴多得，这是全缴少得，用灵活就业人员的血汗钱去填体制内视同缴费的空账。

在上海，同样灵活就业，收入5万者：按7384元（0.6倍下限）缴费，实际缴费率仅1.48%（7384/50000），享受0.8倍社平工资替代率，净赚0.8-0.148=0.652倍的隐性补贴

收入3000元者：被迫至少按7384元缴费，实际缴费负担是收入的246%（7384/3000），远超其承受能力，根本活不到领取养老金的那天。

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荒唐缴费率的设计，社会保险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贫济富。

中国现行社保缴费率（企业16%+个人8%，合计24%）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美国12.4%，日本18.3%），沉重的负担导致大量企业逃费、断保，反而让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面临风险。

农民子女（即当下的农民工和农二代）既要承担24%的高额社保费率养活当下的城镇退休者（包括那些拿着高额养老金、拥有"视同缴费"的体制内人员），又要面对自身父母（农村老人）每月仅223元的凄凉晚景而不得不补贴，同时还要承受城市货币化生存的沉重压力。这等于让农民家庭承担了双重甚至三重负担：历史上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当代通过社保缴费为城镇养老金体系兜底，未来还要独自承担父母的养老（因为国家只提供223元的"象征性养老"）。

当前年轻人不愿婚育的核心原因，并非"怕饿肚子"，而是"怕生了孩子后，无法给孩子提供发展机会，甚至让自己和孩子陷入'城里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循环"。 他们担心孩子出生后，面临和自己一样的困境：房贷压力、职场35岁危机、教育内卷、无兜底保障；他们担心婚育后，自己失去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旦失业，不仅养不起孩子，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而农村根本无法成为退路。这种焦虑，是对未来发展的确定性缺失，而农村兜底只能提供"饿不死"的生物学生存，完全无法解决"发展"的问题——甚至会让他们觉得，生了孩子就是把孩子拖入和自己一样的困境。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农民当年因无国家养老保障而被迫多生→这些子女（现在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灵活就业者，缴纳高额社保费供养城镇退休者→但他们自身面临"无退路、高负债、无保障"的困境→因此选择不婚不育→未来缴纳社保的劳动力人口锐减→养老金体系面临崩溃。当农二代选择"躺平"或"绝育"，整个依靠代际转移支付的养老金体系将无以为继。

唯一的出路是立即建立普惠性基础养老金，承认农民的历史贡献，让农村老人获得体面养老，解除其后代的"双重赡养"负担，这样才能重建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避免人口危机与养老金危机的双重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