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解析｜对话郑永年：中国经济的“跃迁”，关键不仅在技术，更在制度

 Dialoge 2026.03.17

世界｜对话｜观点

编者按

2026.03.17

今年两会，“新质生产力”毫无悬念地成为最高频热词。从“十五五”规划列出的28项重大工程，到代表委员们热议的AI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再到街头巷尾年轻人对“养龙虾”还是“卸龙虾”的焦虑——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既承载着大国跃迁的宏大叙事，又如此具体地叩击着每个人的生活。

从“十四五”收官到“十五五”布局，中国经济要如何突破从“量”到“质”的跃迁？第四次革命的浪潮下，当人工智能从“替代体力”转向“替代脑力”，当技术突破的速度快过制度适配的节奏，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与郑永年教授展开对话。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大湾区评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开篇就提到“十四五”顺利收官，并对“十五五”规划作了说明。从“十四五”“量”的积累到“十五五”“质”的突破，这一棒交接的核心关键词是什么？

 郑永年：

关于“数量型经济”与“质量型经济”的讨论其实有很多年了。总体上看，转变从十八大就开始了。十八大之前，中国基本上属于数量型的高增长，但也导致了能源、环保和社会等方面的瓶颈。十八大之后，我们主动把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降到了7％左右，称为“经济新常态”，不再追求高经济增长率，而是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但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性转型，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的。

这个转型前后的区别在哪里？数量型的经济增长，靠的是简单的生产要素投入，比如劳动力、土地，或者依靠的是应用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成熟技术。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则发生了变化，不光要增长，还要实现“跃迁”。

如何实现“跃迁”？最关键的就是新质生产力，就是科技引领。就像我在《经济的跃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中讲到的，通过技术的进步，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

机械臂在博泽汽车技术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车间作业（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建设三大科创中心：京津冀、长三角，还有粤港澳大湾区。这次“十五五”规划，主题词除了关于科技创新，同时还强调了制造业、实体经济、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郑永年：

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人类曾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当然农业社会也有一些“科技”，比如“犁”的发明，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但是真正的经济起飞是从工业革命以后开始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第四次了，每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都是一次经济的跃迁。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技术实现了跃迁，再通过慢慢地发展，把科技的能力释放出来，积累到一定程度，促使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然后技术跃迁，再次发展和释放，以此类推。这种跃迁与发展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经济发展的规律跟技术发展的规律要配合起来：互相适应，经济就发展得好；相互不匹配，经济就会出现问题。

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互相适配。有技术了但你不接受，这个技术就没用。比如卢德运动把机器毁掉了，这就相当于没有技术。所以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导致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谈科技发展的时候，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是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制度层面。

因此，当我们讨论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还需要高质量的制度建设，还需要有高质量的开放（或高水平的开放），这是一个完整的发展系统。就像中医一样，讲究的是整体性。

 大湾区评论：

刚才您提到如何实现“经济跃迁”最关键的就是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列出的28项重大工程，包括智能机器人等。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提出，到如今写入规划成为“施工图”，您认为在未来五年的落地过程中，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郑永年：

无论是这28项重大工程，还是其他的相关任务，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要面向未来，新的技术在不断产生，这只是目前的抓手——也许以后不止28项，或者这28项里有几项最后发现不太可行，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不能过于机械地去理解。

难点在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总结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天不到300年时间的经验，梳理出了其中的基本逻辑——“新三驾马车”理论，即三个要素：第一，必须有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去产生原创技术，即科学发现；第二，必须具备应用技术转化能力；第三，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都要有充分的金融支持。“十五五”列出的这28项工程，其实就是“新三驾马车”的产物。

但是，梳理逻辑容易，真正落实很难。比如在基础科研层面，如何给有潜力的科学家提供自由和生活条件，让他们能充分追求自己的科研兴趣？还有从去年四中全会到“十五五”规划一直都在说的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金融强国，但如何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则是一个大问题。例如，我们的国家实验室其实不少，但一直处于相互割裂、部门所有的状态，互相不开放，整体的系统协调性就体现不出来。还有对人才的定义问题，比如“帽子人才”现象，很多年轻学者不是在追求真正的原始创新思想，而是在追求“帽子”。尽管国家已经提出治理“帽子人才”的问题，但经验地看，对帽子的追求则是越来越激烈。此外，科研如何转化？中国早就是论文大国了，西方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科研论文发表量超越了美国。但是，这些科研论文很多只是符合发表标准的“八股文”，弄一堆数据、搞一个模型，真正实现转化的例子非常少。还有基础科研人才和工程应用人才的评估体系、科研基金的分配方式等等。这些问题大家已经发现了，但真要解决起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想要落实，还需要大量的体制机制改革。

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的天津木牛流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一款具身机器人进行测试验证（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想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产学研一体化”层面，我们要做哪些体制机制上的改变？

 郑永年：

“产学研一体化”是我们的一个短板。一方面是我们做得不够，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转化脱节了。刚才也提到，我们早就是论文大国，但转化率非常低——这表明我们的基础科研很多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是“问题”导向的，而是“发表”导向的。现在的大学和好多科研机构跟社会经济是脱节的。如何弥合？这一块的改革特别重要。在这一块，美国以斯坦福体系为代表的体系本来就比我们做得好，而且现在美国的企业也在做基础科研。早期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也是这样，它作为一个企业在做应用技术时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以问题导向反过去做基础科研，结果产生了很多重大的原创发现。这就是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的无缝对接。美国现在很多大厂基本实现了这种无缝对接。为什么现在连最好的大学都留不住顶尖人才了，人才都跑去大厂了？不见得全是为了钱。在大厂里做基础科研，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另一方面，我们又走得过度。比如工程院是做应用转化的，科学院系统是做基础科研的。但现在有的部门要求科学院也去搞应用，这就很难了——让一个科学家既要做基础科研，又要做应用转化，还要去筹资，这既困难也不合理。更加符合逻辑的做法就是分工明确，工程院实在地做应用技术转化，科学院安心地做基础研究。现在这种基础科研工程化的趋势，长远来看对原创性的产生是不利的。

如何调整？一方面，国家要养一批科学家专攻基础科研；另一方面，应用技术要实打实地转化，不能光为了写论文。同时，国内的大厂也要学习美国企业那样去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其实我们的大厂不比大学差，比如深圳，虽然没有像北大清华这样集中的高校集群，但有像华为、大疆、腾讯、比亚迪这样的技术型企业，这些企业加起来的科学家数量，远远超过很多大学。这些人在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时去做基础科研是完全可以的。这些机制我们需要慢慢梳理。

 大湾区评论：

“金融支持”是我们的另一个短板，您曾指出我们缺乏长周期的风投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培育能够承受风险的“长钱”和“耐心资本”？

 郑永年：

金融支持非常重要。但金融成为短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本不够。以前我们资本短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没有过多能力去投入基础科研或风投。但现在我们人均GDP已经超过1.3万美金了，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了。而且中国还是一个存款大国，老百姓储蓄还在不断增加。我们不缺资本，缺的是“耐心资本”。什么是耐心资本？一是必须要“长期”，不能今天投了明天就要收回来；二是必须要能冒风险。

我们提倡要大力改革金融体制。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像美国那样的公益慈善基金来支持科研。这方面我们还没发展起来，仍需要完善税收等免税体系去鼓励私人捐助大学的基础科研。

另一方面，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建立起一套支撑耐心资本的容错制度和考核体系。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明明都有产投、创投基金，但这些国资背景的基金却往往不敢冒险，无法成为长期的耐心资本？这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风投的周期可能要8到15年甚至更长，但国资委干部的任期可能就3到5年。任期一到人就走了，任期内还要面临严格的审计制度，谁敢去投10年以后的高风险项目？

还有，我们要反对“坏金融”，提倡“好金融”。以前我们在金融领域犯过错误，搞了像P2P等各种形式的“割韭菜”乱象。我们要吸取教训，要把资金投向支撑实体经济、制造业创新的风险资本。二战以后美国风投的发展，就是把中产阶层以上的过剩资本聚集起来作为风险资本，投资100个项目只要有2到3个成功就不得了——虽然风险大，但回报也大。

我们金融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金融强国”已经提出来了，它的实现路径是什么？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大力研究和推进。你看现在老百姓和企业的存款，以前还可以投资房地产，现在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各地储蓄率非常高，能不能把这一块资金转化为风投？我们需要认真考量。

当然，投资不仅是利益计算，也是一种文化，看整个社会有没有“敢冒险”的精神。一个保守的社会，老百姓是不会去做风投的。这就需要在社会层面培养企业家精神。

数据显示，大量20岁出头的中国年轻人包括大学在校生在A股近两年的上涨中入场（图源：BBC）

 大湾区评论：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您怎么看待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三种产业的发展与平衡？

 郑永年：

首先，前面已经强调了科技对产业的重要性。至于资源怎么分配？是不是都要集中到未来新产业去发展新科技？我觉得还是要均衡。

产业升级基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创造”新产业，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科技产品；另一种“赋能”老产业，一直生产鞋帽，但通过科技增加它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对于我国来说，我们是世界上工业部门最齐全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所以用现在的科技来赋能老产业、改造老产业更加重要。因为这个基本盘是有确定性的，我们要增加它的附加值。

未来产业就算投入再多，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远远大于提升老产业的附加值。比如未来产业离不开人工智能，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人工智能泡沫。美国经济和技术现在发展得不错，为什么有那么多不确定性？就是因为经过里根革命以后，美国基本把老产业和中低端技术产业都放弃了，一股脑都放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一方面这使得它科技进步特别快，但另一方面它的短板也暴露了。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要搞“再工业化”，想把以前的产业转移回去，但很难成功了，因为产业已经转移走了。所以对于我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用新技术赋能老产业，比单纯面向未来产业更重要。我们要巩固基本盘，同时也要通过金融支持去冒险、去创造未来产业。如果放弃基本盘，会发生重大危机的。

资源是有限的，有些地方政府很容易犯错误，觉得传统产业不重要了，把资源完全投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就偏颇了。传统产业不是不重要，未来产业也不是一定能成功——技术突破有时需要运气。所以我们要两手抓，在巩固传统产业基本盘的基础之上，再去冒险探索未来产业，这是比较保险的路径。

前面提到的新三驾马车，创新链条包括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总书记在这次两会上也说，要有“从0到1”的突破，也要把“1”拉长、推进。基础科研当然很重要，但有些“从0到1”的突破不能只停留在基础科学和思想层面，比如华为的5G最初就是一篇学术论文。西方可以封杀我们的应用技术，但很难封杀西方科学家产生的科学思想和基础研究。所以这两块我们要分清，真正拿诺贝尔奖的基础科研我们要重视，从理念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从0到1”更为重要。而且把“1”拉长就是技术的广泛应用，就是技术的升级和附加值的提高。我们要把这个逻辑讲清楚，不能造成资源错位。

 大湾区评论：

现代化既有基于技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也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但归根结底，还要有人的现代化。最近掀起一阵“养龙虾”潮流，后来又有一部分人开始跟风“卸龙虾”。这背后其实反映了现阶段人类对于技术变革的一种恐惧感，担忧这种生产力的变化会替代人本身。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

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几次工业革命，所有的新技术从出现到普及，都有个过程。现在的AI也好，“小龙虾”也好，我们确实应当对它保持审慎。这不是仅仅一种情绪，对新事物保持怀疑和恐惧，也是人类理性内在的一部分。

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先有人工，后有智能，技术的发展是跟人有关系的，同时也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人很重要，我们对技术的态度，以及我们如何营造一种新的制度体系去适配生产力，这些最终的落点还要在回归于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新技术是否是“以人为本”。如果是从整体上能增进人类福利的技术，我们是应当欢迎的；如果是损害人类福利的，我们就要小心甚至排斥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核能。核能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既可以用来增进人类福利，比如建核电厂；但是也可以毁灭人类。所以后来人类的做法是，我们要张扬技术能造就人类福利的这方面，要限制它毁灭人类的这方面。

巴黎核能峰会呼吁发展安全可负担核能，2026年3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在巴黎举行的核能峰会上发言（图源：新华社）

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取代，这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首先我们也要注意到，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跟现在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以前的三次革命是解放劳动力，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前人类当牛马，后来我们让机器当牛马，机器是为我们人服务的。但人工智能现在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因为它想取代我们的智力，产生的是另一类理性。

 大湾区评论：

是的，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替代的方式其实是“自下而上”的，先替代的是低端的劳动力。而这一次最大的区分在于，是“自上而下”，替代的是高端的劳动力。

 郑永年：

人工智能也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它取代的可能就是科学家、学者这些受过教育的人群的脑力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本身就是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产物，所以要特别小心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在改变传统的经济形态，甚至催生全新的经济形态；它在同时改变着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等方方面面，甚至以后连人类的心理形态都会随之改变。所以对这些东西保持警惕性是绝对有必要的，不能盲目地出现一种新技术我们就接受一种。

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应当像对核能一样：它能造就人类福利的这部分，我们尽量接受；损害人类福利的部分，我们要防范起来。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人工智残”，不能因为出现了人工智能，人类自己就退化了、不会思考了，这种负面影响我们就必须要防止。

 大湾区评论：

这是否说明未来的人文精神变得更重要？

 郑永年：

是的，未来的人文精神重塑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奥本海默发明了核武器，但是决定投原子弹的不是奥本海默。技术产生以后，就已经脱离了它的创造者。技术用于什么地方、如何使用、目的是什么？这是人规定的。

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探讨已经开始，只是现在的探讨有些“一哄而上”。大家都在谈AI的应用（Applications），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应用对我们的深层影响（Implications）。

无论是写文章、做PPT，还是制作电影，AI应用的影响是什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AI都替你做了，你以后自己还能思考吗？你还愿意去思考吗？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变化了，比如以前写毛笔字、钢笔字，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打字，很多字怎么写就都忘记了。这就是一种退化。

第一次启蒙运动发生在欧洲，那是针对宗教的，不是针对技术的。这一次，我们要针对技术本身去重新思考了。人工智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甚至能取代人了，什么是“人”？如果人工智能比我们聪明了，以前是机器为人服务，现在会不会倒过来，变成人为机器服务？人以后会不会变成“机器的奴隶”呢？

以前的三次工业革命，我们都把机器作为人的奴隶了。最早的奴隶制度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后来我们依靠机器，实际上是让机器做了奴隶。以后如果真的有了智能化的机器人，它会不会控制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人应该怎样去主导，如何对待这个技术？所以我一直提倡要重塑人文精神，我们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去思考：一个技术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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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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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整理 | 冯箫凝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