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美国滑向法西斯更危险的，是西方世界不再相信革命？

赵丁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

【导读】据“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统计，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对外发动了近600次军事行动；从委内瑞拉到伊朗，美国政府正愈发娴熟地将军事手段用作政治施压工具。在国内，ICE膨胀的执法权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对威权手段的推崇，对外来移民与少数族裔的暴力排斥，进一步为美国蒙上了新法西斯主义的阴影。

事实上，如果对过去四十年间新自由主义的狂飙突进有所警觉，当下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外强硬、内部极化的社会现实与政治伦理的激进化，似乎是有迹可循的。本文作者借用波兰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此轮“新法西斯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正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引发的“反向运动”。20世纪末，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冲击了福利国家的基础，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名存实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民众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困境，当代资本主义对个体的剥削却在持续深化；市场力量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深度渗透，更使“知识”与“人的生命”也被转化为“虚拟商品”。破灭的社会认同为国内极端情绪的滋长提供了温床，最终引发社会保护运动的回潮；不断滋长的极端民粹主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不幸的是，当下的状况或许比百年前更为棘手。苏东剧变后，西方自由派左翼孱弱不堪，已无力承担与新法西斯主义抗衡的历史任务。政治资本精英无需打破表面上的民主体制，便可先发制人地将工人阶级的反抗扼杀在萌芽时期。然而，本文作者强调，资本主义内部的分裂与极化，也是社会主义运动重整力量的机遇。左翼力量能否突破碎片化斗争，回归政党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或许对此次“大转型”的走向至关重要。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波兰尼时刻”再现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2025年9月10日，美国右翼保守派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时遇刺身亡。作为美国极右翼青年领袖、特朗普的重要政治盟友，查理·柯克之死不仅在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将美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对立彻底推向台前，进一步暴露了其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查理·柯克是当前在美国乃至全球社会兴起的极右翼浪潮的代表。这股浪潮是新自由主义与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体系陷入危机的产物，它的兴起，“使得我们的时代日益接近‘一战’和‘二战’间期的结构性面貌”[1]。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历史“空位期”的概念。所谓“空位期”，是指一段旧的秩序已经被摧毁，但新的秩序还未建立的历史时期，“危机恰恰在于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无法诞生；在这个空位期，各种病态现象层出不穷”[2]。在当前全球极右翼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空位期”：旧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崩塌了，但新的秩序还远未到来。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什么能带来结果，尤其是人们期待的结果”[3]。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人类将会何去何从？

▍“双向运动”与“波兰尼时刻”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同年，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波兰尼的这部著作写作于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历史时刻，他那一代人亲历的一系列事件——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大萧条，构成了一场相互关联的“大灾难”[4]。但在波兰尼看来，这种恶魔般的暴力的背后，是一股“在波澜不惊中不动声色地吞噬了人类的整个过去”的“洪流”，也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理念——如他所言，“引发灾变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5]。

波兰尼指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市场从未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形式，它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到社会的制约。然而，资本主义诞生之后，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束缚，试图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三种本不属于商品的“虚拟商品”从传统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并将其完全纳入市场和资本逻辑。波兰尼将这一过程称为市场“脱嵌”，它使“经济-逐利”的原则侵入并主导了所有领域，为人类社会和自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应对市场“脱嵌”的恶果，社会不得不采取限制市场的保护措施，以避免人类和自然被摧毁，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6]在他看来，市场的扩张是有计划的，是政府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通过暴力手段有计划地推进的，但限制自由市场的社会保护运动却是自发的，“自由放任是有意为之，但计划却不是”[7]。

波兰尼最为担忧的，恰恰是市场扩张引发的反向运动，因为它既可能是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也可能是保守的、极右翼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第一波扩张持续了整个19世纪，其间涌现出的欧文主义运动、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的表现形式。第二波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始于20世纪初期，直至1929年“大萧条”爆发。由此引发的“反向运动”多以政治制度的形态出现，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斯大林主义、以政府干预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罗斯福新政、以福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包括法西斯主义的纳粹政权。所有这些“浮现出来的政体”之间只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废弃了自由放任原则。”[8]在《大转型》一书的后半部分，波兰尼重点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及其成因。他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体系崩溃的产物，认为它代表着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在市场崩溃的状况下试图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努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僵局的法西斯主义方案，可被描述为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是以根绝包括工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所有民主制度为代价的。”[9]市场体系的状况，决定了法西斯主义扮演的角色。1917~1923年间，自由市场体系虽面临一些困境，但总体运转正常，所以西方各国政府只会偶尔寻求法西斯主义的帮助以恢复法律与秩序；1924~1929年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期，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彻底销声匿迹；1929年以后，自由市场体系陷入全面危机，法西斯主义迅速崛起为一股世界性力量——“恐惧攫取了人民的心，那些可能提供逃离危险的简单方案的人将被推上领导地位，而不管这种方案的最终代价是什么。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登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0]。

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其影响之大，使波兰尼断言类似的状况不可能再次出现，因为“人性还不至于愚蠢到再次踏入市场原教旨主义阶段”[11]。不幸的是，二战结束三十年后，市场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渗透。

▍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扩张

战后，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保护运动一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摒弃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另一方面，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体系，限制了市场起作用的范围和程度，部分实现了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的“去商品化”，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由此进入了“黄金时代”。而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广阔的中间地带的国家，虽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却普遍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孕育出了诸如“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等具有强烈社会保护色彩的经济和政治体系。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陷入“滞胀危机”。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颠覆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假设，迅速削弱了它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传统的左翼政策也逐渐失去公众支持。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1981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并扩张。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为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将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视为核心原则，坚决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社会福利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英国和美国实施了激进的改革措施，包括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将曾经由政府控制的能源、交通、医疗等领域推向市场；放宽金融监管，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创新；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削弱工会力量，推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宣告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阻碍其扩张的空间屏障消失后，新自由主义得以将触角伸向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保护机制实现了全面的否定和逆转。全球扩张的新自由主义深度渗透了人类社会生活，不仅重新将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货币这三大“虚拟商品”置于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之下，而且将波兰尼没有阐述过的另外两种“虚拟商品”——知识和人的生命，也纳入其中。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知识便始终是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智慧结晶，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与物质财富。但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知识日益被私有化、商品化，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跨国垄断资本通过强化知识产权制度、渗透科研体制等方式，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圈地运动”，大量基于公共研究资金的科技成果被私有化。跨国垄断资本不仅将知识转化为全球牟利的工具，还将各类公共科研机构纳入资本积累体制中，通过资助科研项目、设立学术奖项等方式，引导其研究方向向资本需求倾斜。在这种状况下，资本主义的剥削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跨国垄断资本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和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地位，使其越来越依赖超经济手段与租金征用的逻辑来实现资本积累。乌戈·帕加诺、塞西莉亚·丽卡普等学者因而提出了“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和塞德里克·迪朗则更进一步，指出以剥削为主要积累方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租金征用为主要特征的“技术封建主义”。[12]

与此同时，伴随着各类生物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资本的剥削对象从人的劳动力扩展到人的生命本身，使生命彻底沦为可交易、可量化的“市场标的”。一方面，人的肉体日益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美容产业、代孕产业、人体器官买卖等以人的肉体为牟利工具的产业蓬勃发展，各类基因编辑技术、生物科技通过对人的肉体操控来谋取暴利。另一方面，人的生活时间也日益商品化，新自由主义强化了个人主义逻辑，使每个人都成为福柯所说的“自我企业家”。生活时间被视为可以优化和利用的资源，以不断提升自我的“能力”和“价值”。各种社交媒体、在线购物平台也不断侵蚀、占领个体的生活时间。特勒贝·朔尔茨、蒂齐亚纳·特拉诺瓦等人提出“玩乐劳动”或“数字劳动”的概念，代指互联网用户以休闲、娱乐的形式为资本提供的无偿劳动。当消费者在打游戏、刷小视频、使用通信软件跟朋友聊天时，他们实际上提高了所使用产品的日活、月活和广告点击率，而这都会反映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消费者用于休闲娱乐的每一分每一秒，最后都转化成了企业的利润和股价。个体日益成为依附于互联网平台，并为平台提供免费劳动的“云农奴”。

资本对人的生命的深入渗透，还使得大多数看似不能被消灭的自然生理需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对感情的需要，被重新打造、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人类最后的自然领地的睡眠，也不能例外。资本不仅侵蚀了人类所有的工作时间、生活时间，还极大地压缩了人类的自然睡眠时间。人类用于睡眠的每分每秒，都是资本利润的损失。20世纪初，人类的平均睡眠时间尚有10小时，到上一代人便已缩减到了8小时，如今仅剩6.5小时。就连这仅存的自然睡眠时间，也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睡眠日益被建构成一种稀缺资源，一种需要购买才能得到的商品，药店和购物网站满是治疗失眠和改善睡眠的药物，各种与睡眠相关的APP和“陪睡”经济也随之兴起。乔纳森·克拉里将这种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形态称为“24/7资本主义”（即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新自由主义将人类裹挟进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一个永不停歇地运转的主体才是一个合格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只有失败者才睡觉！”

▍“波兰尼时刻”的再现与极右翼浪潮的兴起

新自由主义的空间扩张和对人类社会、自然的深度渗透，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接近哈耶克等人设想中的乌托邦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各种限制的解除，使资本重新恢复了活力，新自由主义世界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繁荣。但资本主义潜藏的危机暗流一直在涌动，波兰尼的预言从未远离。

福利制度的瓦解和自由放任的市场体系，使得西方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越来越严重。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重，从不足10%攀升到24%。[13]“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石油危机’）以来，资产阶级一直在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回越来越大的公共财富份额、国家收入和财富份额，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是如此。”[14]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大量残酷压榨劳工的血汗工厂，同时也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岗位流失、失业现象蔓延，西方民众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昔日的“中产阶级荣光”不再，人们日益感受到了作为“全球化的失落者”的绝望。资本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命的深度渗透，使个体沦为一种不断进行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陷入过度疲劳、精力枯竭的状态，从而既无力也无心维系深度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疏离不仅让个体感到孤独，还瓦解了传统社群纽带，造成社会认同的真空，各种极端的社会情绪由此滋长。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结构性崩塌，人类再度进入市场失序与社会反弹交织的“波兰尼时刻”。但与一百年前不同的是，由于苏东剧变后西方左派的堕落和蜕变，在这一波“反向运动”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赛跑的局面，而极右翼势力以远超左翼的力量在迅速发展壮大。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历史性低潮，阶级话语在西方逐渐消逝，文化、价值观议题取而代之，成为西方政治斗争的主轴；身份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进步政治，全面改变了21世纪西方左翼的政治战略与议程。身份政治将身份的认同和文化的承认作为进步社会运动所要实现的中心目标，淡化和抹杀了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正当性，也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去阶级化的身份政治不仅不具有抵抗资本同一性的进步作用，反而在事实上成为资本的同谋和帮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被身份政治完全无视，“在经济领域中左翼事实上都变成了撒切尔的支持者——留给左翼的就只有各种各样的人权、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等多元文化主义斗争了”[15]。

左翼在经济和阶级议题上的持续失语，使得深感被主流政治抛弃的西方中下层白人民众，逐渐被右翼民粹主义俘获。后者将阶级议题与种族议题掺杂在一起，凭借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精英等带有鲜明“反建制”色彩的政治纲领，在金融危机后迅速登上西方的主流政治舞台。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得票率达到了43%；右翼民粹主义分子所获得的议会席位从2009年的38席，大幅度提高到129席，其中包括来自14个国家的15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16]2016年，特朗普以一介政治素人的身份，意外击败老牌政客希拉里，揭开了极右翼势力全球执政的序幕。2017年，成立仅4年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获得了近13%的选票，首次成为联邦议院第三大党，仅次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与社民党这两大老牌政党。近年来，伴随全球政治秩序的进一步重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2022年的总统大选中，法国国民阵线党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与马克龙的得票率差距大幅缩小；2023年6月25日，德国另类选择党候选人罗伯特·泽塞尔曼赢得图林根州松讷贝格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成为德国政治的“分水岭时刻”。

在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勃兴的同时，各种极右翼的社会思潮也在西方社会蔓延。在《大转型》中，波兰尼阐释了预示着法西斯主义运动出现的种种“征兆”：“非理性主义哲学、种族主义美学、反资本主义者的煽动行为、异端的流行观点、对党派体制的批评等的广泛散布以及对‘政治制度’——或者任何对现存民主政治架构的称呼——的毁谤的传播。”[17]在今天的美国及整个西方的民间思想界，我们再次见证了波兰尼笔下的所有这些“征兆”。

2008年前后，美国软件工程师柯蒂斯·雅文与尼克·兰德在网络平台发起了“黑暗启蒙运动”，公开反对大众民主，主张建立一种类似“独裁CEO治理互联网公司”的新型君主制，由智商超群的人类、技术精英或人工智能作为主导。2018年，耶鲁大学博士、罗马尼亚裔美国人科斯廷·弗拉德·阿拉马以“青铜时代变态者”的化名自费出版了著作《青铜时代心态》，将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和理性思考贬低为“软弱”的标志，将自由派精英、知识分子、左翼思想家以及普通民众描绘成缺乏英雄气概的“虫人”。阿拉马毫不掩饰地宣扬种族主义，声称那些受到移民浪潮影响的城市充斥着从世界各地引进来充当奴工和进行政治煽动的“僵尸”，并公开声称自己“相信法西斯主义，或者更糟的东西”[18]。2024年，极右翼媒体人杰克·波索比克和约书亚·利塞克在《非人类：共产主义革命的秘密历史（以及如何粉碎它们）》一书中宣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所有激进思潮都“绝非哲学理念”，而是“专门旨在向普通民众施加恐怖、剥夺其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策略”。[19]他将所有秉持这些理念的人都视为“非人类”，呼吁要采取非民主的手段击败他们，并剥夺“非人类”的生存权。这些带有浓厚非理性主义色彩，充斥着反共、反民主甚至反人类论调的思想，曾是潜藏在美国社会地下的一股暗流。但在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执政之后，这些思想逐渐登堂入室，对美国高层政治运作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0]

▍“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当前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从意识形态来说，二者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从阶级基础来说，二者都是基于“垄断资本（今天的垄断金融）与中下层/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政治集团或同盟”[21]；从运动形式来说，二者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建制化倾向，主流政党和建制派政治人物正被民众逐渐抛弃。

当然，当下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还不能完全等同。第一，右翼民粹主义并没有明显的扩张野心，反对建立超国家、超民族的共同体，表现出了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第二，与走向政治独裁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今天右翼民粹主义并没有废除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制的企图。齐泽克指出：“旧时代的威权民粹主义（如法西斯主义）是要抛弃形式上的代议民主制，并真正接管国家，以强加一种新秩序。与之相比，今天的民粹主义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新秩序愿景——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积极内容，不过是贿赂‘我们自己的’穷人、为富人降低税率、把仇恨集中在移民和我们自己腐败的精英外包工作等等上面。”[22]第三，与自称“国家社会主义”、执行管制经济理念的旧法西斯主义不同，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不意在扩大国家机器及其经济作用，而是“秉承新自由主义思想，呼吁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利于私人资本”[23]。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把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称为“新法西斯主义”[24]，并警告称“新法西斯主义时代在某些方面比旧法西斯主义时代更为危险”[25]。诚然，美国在当前仍然维持着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但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制之所以能够维持，恰恰是因为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孱弱。与一百年前相比，“当今世界没有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带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色彩的工人运动相提并论的力量”[26]，资产阶级无须抛弃表面的民主形式，就能继续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但是，一旦工人阶级的反抗蓬勃兴起，“民主”的伪装便会破裂，“当工人阶级的力量在街头、罢工、占领中爆发时，特朗普及其同党以及追随者可能会尝试或试图推行法西斯式的统治”[27]。因此，大卫·希尔将当前的政治形态称为一种“先发制人的法西斯主义”——“先发制人、预先防范，将工人阶级的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28]

▍“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

当前的全球局势，再次印证了罗莎·卢森堡的著名判断：“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人类如果不通过进步的革命运动走向社会主义，就一定会被法西斯主义的野蛮和战争所支配。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西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新法西斯主义的蔓延，既是“危”也是“机”。它宣告了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身份政治为核心的左翼政治的失败，从而为一个新的、更具革命性的左翼力量的崛起创造了空间。

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南茜·弗雷泽和齐泽克面对应该支持希拉里还是特朗普的“霍布森选择”，给出了与当时主流左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他们都明确反对更具“进步”色彩的希拉里，而将特朗普的当选看作机遇。在弗雷泽和齐泽克看来，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以身份政治为核心议题的左翼力量与金融资本所结成的政治联盟的失败。这种失败打破了自由主义共识和“维持现状的惯性”，形成了一个“国家权力交接时期的空白，一个可以争夺民心的开放和不稳定的局面”[29]，从而为新的政治重组和激进左派的重新崛起打开了空间。因此，尽管特朗普站在了一种错误的立场，“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人，自由主义中间派的霸权才不再是铁板一块，出现了一道裂缝”[30]，“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没有特朗普，就没有桑德斯了”[31]。

近年来，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和复兴。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老牌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异军突起，提出了包括对富人增税、强化金融监管、公立大学教育免费、提高法定最低工资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尽管桑德斯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均未能在民主党内“出线”，但他的支持者形成了庞大的基层动员网络，为后续进步派候选人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资源。‌2025年11月4日，曾被特朗普称为“共产主义疯子”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以“社会主义者”身份跻身主流政治的重要官员。他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竞选纲领，包括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实现公共交通免费化、提高大企业和收入前1%富豪的税收，让许多被现实压得筋疲力尽的人看到了希望。尽管二者都没有超越民主社会主义的局限，也没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与革命策略，依然在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框架内进行政治活动，且对民主党建制派仍抱有幻想，但他们能在美国这个“社会主义的荒漠”踏入主流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重大胜利。

福斯特指出：“MAGA运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自由派左翼在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幌子下，在经济和政治上抛弃了工人阶级，不再关注与剥削、贫困以及经济和社会衰退相关的问题。”[32]因此，西方的左翼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要实现重新振兴，对抗蓬勃兴起的“新法西斯主义”浪潮，首先要在反思过去几十年左翼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调整自身的航向。

在指导思想方面，西方左翼需要告别沉迷于“话语”或“微观政治”的后现代理论范式，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告别对文化问题的过度关注，“回归马克思所说的‘需求层次’，强调其中真正的物质需求，包括工作、医疗保健、住房、自由的人类发展、社区、环境以及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33]。在斗争主体方面，西方左翼需要告别对“身份”问题的过度关注，回归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阶级运动。在组织形式上，西方左翼需要告别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斗争，回归集中统一的政党政治。总而言之，西方社会主义运动要走向振兴，就应当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汲取经验，重新发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遗产，重构一种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政治。

历史的发展从不是匀速向前的平直轨迹，更像是一条跌宕起伏的长河，充满着不可预知的曲折与跳跃性。列宁在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时指出，革命事业的推进往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于“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沉寂期。然而，平静乃至停滞、倒退的表象下，社会矛盾在默默积蓄，革命力量也在缓慢酝酿，一旦抵达临界点，便会迎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突进时刻。1917年1月9日，在革命者队伍中以坚毅和乐观著称的列宁，也曾经不无疲倦地哀叹：“我们这老一辈人，或许活不到亲眼见证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决定性战役了。”[34]彼时的他尚未能预料到，历史的车轮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转动：仅仅两个月后，俄国二月革命就爆发了；仅仅十个月后，伟大的十月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体系仍在全球肆虐，尽管当前全球极右翼运动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左翼，但我们依然可以对人类的正义事业充满信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从来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在地下运行、奔突的地火，“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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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西方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研究”（25BKS026）、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学术话语的影响及破解”（ZKJC250108）的阶段性成果。

[1] 郦菁：《波兰尼时刻：历史政治学与我们的时代》，载《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4期。

[2]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

[3]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被排挤者的复归——新自由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载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0页。

[4] [5] [6] [7] [8] [9] [10] [17]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第4页；第31页；第85页；第157页；第269页；第261页；第260页；第201页。

[11] 麦克·布洛维：《我们正处于第三波商品化浪潮之中》，澎湃新闻，2019年1月9日。

[12] 参见赵丁琪：《无形资产的集中、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与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访英国经济学家塞西莉亚·丽卡普》，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赵丁琪：《技术封建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访希腊财政部前部长、左翼经济学家亚尼斯·瓦鲁法基斯》，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1期；赵丁琪：《技术封建主义：内涵、争议与应对——访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

[13] Ronald Inglehart,“Inequality and Modernization,”Foreign Affair, Vol. 95, No.1, 2016.

[14] [27] [28] 大卫·希尔：《新法西斯主义与先发制人式的法西斯主义》，赵丁琪译，“读书札记与学术译介”微信公众号，2025年11月11日。

[15] 斯拉沃热·齐泽克：《迎接动荡的时代》，肖辉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3期。

[16] 参见露丝·沃达克：《恐惧的政治：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杨敏、徐文彬、符小丽、徐保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18] [32] [33]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MAGA意识形态与当前美国的极右翼浪潮》，赵丁琪译，“读书札记与学术译介”微信公众号，2025年11月13日。

[19] Jack Posobiec and Joshua Lisec, Unhumans: The Secret History of Communist Revolutions (and How to Crush Them), War Room Books, 2024.

[20] 雅文自曝称可以通过加密软件Signal直通特朗普政府高层，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主任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与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深受柯蒂斯·雅文思想影响的硅谷大佬彼得·蒂尔（Peter Thiel），不仅曾大力资助万斯竞选，而且在特朗普团队的人事布局及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阿拉马的《青铜时代心态》一书也得到了迈克尔·安东的大力推荐。在安东的支持下，阿拉马成为MAGA运动背后的尼采式地下影响者，对年轻的白人保守派男性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非人类》一书由特朗普曾经的智囊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作序，并得到了副总统万斯的肯定和推荐。

[21]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arooque Chowdhury,“The Rise of the Right,”Monthly Review, No. 5, 2019.

[22] Slavoj Zizek,“Trump’s Greatest Treason is the Betrayal of Populism,”Russia Today, January 11, 2021.

[23] [25] [26] Gilbert Achcar,“The Age of Neofascism and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Links. February 6, 2025.

[24] 赵丁琪：《特朗普、MAGA运动与当代美国的新右翼思潮——访美国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

[29] 弗雷泽：《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载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30] 《齐泽克：特朗普在自由主义中间派霸权上敲出了一道裂缝》，界面新闻，2019年1月23日。

[31] Slavoj Žizek,“Trump’s Rise is a Symptom of a Dark and Subtle Force,”BigThink.

[34] Robert V. Daniels, Red Octob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f 1917,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7,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