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女人可以离婚、招赘、当一家之主？竹简里的答案颠覆你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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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性地位极低"——这句话，你可能从小听到大。但如果穿越回汉代，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恐怕要颠覆你的想象。
汉代女性能主动提出离婚，离了还能再嫁；她们的嫁妆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私有财产，丈夫无权染指；她们甚至可以担任一家之主，继承爵位，掌管家产。这不是个例，这是写进汉代法典里的制度安排。
当然，说汉代女性"地位很高"，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她们依然活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里，约束与压迫从未消失。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极高"或"极低"这样的简单判断，要复杂有趣得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汉代女性的真实处境。
一、法律写明了：
汉代女性可以"当家作主"
先说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汉代的法律，是明确允许女性担任户主的。
这不是口头说说，是有出土简牍为证的。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的汉代竹简，其中有一部叫《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颁行的法律文本。其《户律》明确规定：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
更关键的是，《置后律》里进一步规定，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女儿可以继承父亲的爵位和户主身份，寡妻也可以在亡夫之后撑起整个家。换句话说，汉代女性在法律层面，是有资格"当家作主"的，这在后世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除了户主身份，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汉代法律规定，妻子出嫁时带来的嫁妆，属于她本人的私有财产。如果夫妻关系破裂、妻子被遣出家门，夫家必须归还全部嫁妆，不得克扣。这条规定看似简单，放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制度史上来看，却是相当有力的对女性财产权的保障。
二、婚姻里的主动权：
离婚、再嫁，都不是稀罕事
说到婚姻，汉代女性的处境同样比后世宽松得多。
我们都知道"休妻"这件事——丈夫可以单方面休弃妻子。但在汉代，妻子也是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而且社会上对此并没有太强烈的道德谴责。离了婚的女性再嫁，在汉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史书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并不会被视为"失节"。
更有意思的是，汉代的法律文书和民间契约里，留下了不少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真实记录。考古出土的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就有所谓"休书"的实物，其中不乏妻方主动出走或协议离婚的案例。这说明"离婚"在汉代并非只是男性手里的单向武器。
至于再婚，汉代对女性的再嫁几乎没有制度性的障碍。班昭在《女诫》里虽然写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倡导女性守节，但彼时这更多是一种道德劝说，尚未上升为法律约束。现实中，从平民到上层社会的女性，再嫁都极为普遍。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就是带着一个女儿从前夫家改嫁入宫的，史书对此毫无避讳地直接记录，毫无贬斥之意。
这种相对宽松的婚姻环境，根源在于汉代社会尚处于礼教全面渗透之前。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开始确立统治地位，但彼时儒家的礼教观念在社会层面仍属于"进行时"，远未达到宋明理学之后那种深入骨髓的程度。所以在西汉前期，女性所受的束缚，确实比后世要轻不少。
三、她们的另一面：压迫从未真正缺席
说了这么多汉代女性"相对自由"的一面，也必须说说另一面——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不能只捡好听的说。
汉代社会确实在向强化夫权的方向演进，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西汉中期开始，官方开始主动表彰守节的妇女，以物质奖励鼓励女性拒绝再嫁。这个政策导向的后果很直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守节，甚至出现了因守节而自杀的惨剧。到了东汉，这种风气进一步强化，班固在《白虎通义》里对"三纲五常"进一步阐释，夫权被系统性地强化为意识形态。
宫廷女性的处境更为极端。西汉初年，礼教观念尚不严苛，宫中女性还有机会出宫还家，甚至改嫁。但到了武帝之后，"一与之醮，终身不改"观念大行其道，宫女出宫的机会近乎断绝，困守深宫、生死由人，成了绝大多数宫廷女性的真实处境。
至于下层女性，处境则更为艰辛。汉代律令虽然写明了对女性的某些保护，但这些保护能不能落实到现实生活里，是另一回事。汉代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大量下层平民女性，在饥荒年间被典卖为奴为婢的情况屡见不鲜。汉高祖和汉光武帝虽然都曾下诏，规定因饥荒自卖为奴者可以"免为庶人"，但政令能覆盖多广、能落实多深，本身就是一个大问号。
四、从竹简里走出来的真实女性
历史不只是制度条文，更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1985年前后，扬州博物馆在江苏仪征胥浦乡清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101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份书面遗嘱，叫《先令券书》，全文272字。这份两千年前的法律文书，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普通汉代家庭几十年的真实故事。
西汉平帝元始五年，也就是公元5年，广陵国新安里的一间草庐里，一个中年男子生命垂危。他姓朱名凌，字子真，是当地薄有家产的一家之主。他把老母亲、乡里的基层官吏，以及亲族代表都叫到榻前，开口第一句话就颇为"劲爆"：
"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六人，有三个不同的父亲。"
这句话背后，是他母亲朱夫人几十年的复杂人生。朱夫人早年嫁给朱孙，生了四个孩子，日子原本平静。丈夫朱孙去世后，她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独自支撑家业。西汉对女性守节没有强制要求，朱夫人考虑到孩子年幼、家产难以外移，就先后招了两任赘婿上门，分别是吴县人衰近君和曲阿人病长宾，又各生了一个孩子，这才有了后来的六个同母异父的子女。
这样的家庭，放在任何时代都够复杂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各有各的境遇。长子朱凌和次子子方分家立业，发展得都还不错，但二女儿仙君和小女儿弱君嫁人后过得拮据，"贫毋产业"，朱夫人就把家里几块田地借给两个女儿耕种，帮她们渡过难关。
最让朱夫人头疼的，是小儿子公文。这孩子十五岁就从家里分出去单过，朱夫人当着乡里众人的面抱怨："自打出去，未尝持一钱来归。"后来公文还犯了事，"伤人为徒，贫无产业"。按朱夫人的意思，这个儿子她是不大待见的。
但意外的是，朱凌和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关系极好。朱凌死后，奔走各地收取亲友赙赠的，正是公文。而朱凌临终前，也力主把两个妹妹借走的田产到期归还后，再转借给公文。面对长子的最后请求，朱夫人没有拒绝，只是叮嘱公文：田地只能自己种，不许转卖或借贷给别人。
这就是《先令券书》最终落定的样子。
朱夫人的故事，既不是后世礼教压迫下那种完全失去主体性的女性，也不是现代人想象中自由潇洒的"独立女性"。她在汉代法律给她的空间里，独自扛起了一个六口之家的命运，用招赘保住了财产不外流，并为每一个孩子做了安排，在母亲身份与家长权威之间反复拿捏。她与长子朱凌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但最终的《先令券书》，与其说是谁胜了谁，或者男性战胜了女性，不如说是亲情与孝道共同作用下，这一家人反复商议后达成的一个体面的结局。
这或许才是汉代女性真实处境最诚实的缩影。
文史君说
汉代女性的故事，之所以值得今天的我们回头看，不是因为她们"超前"，而是因为她们"真实"。那些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条文，那些出土文书里拼凑出的人生轨迹，共同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女性处境，从来不是一句"地位低下"或"相当自由"就能概括的。制度可以提供保护，也可以制造压迫；礼教可以是道德劝说，也可以演变成锁链。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短短两三百年间，汉代女性所能拥有的空间，已经悄悄收窄了许多。而真正让这种收窄加速的，不是某一个皇帝的一道命令，而是意识形态一点一滴向日常生活渗透的漫长过程。这一点，读懂了，也就读懂了此后中国女性几乎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命运。
参考文献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
陈平、王勤金：《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
顾丽华：《汉代妇女生活情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