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如果一直坚持集体经济，新中国是不是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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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就是因地制宜，那时候也不是一刀切。亲戚们都说大姨四个孩子有出息，三个老师一个县级市某局副局长。妈妈和我说起过，那时候大姨夫在公社上班，没有工分，但是队里规定，每年养两头猪就记一个整工（壮劳力）的工分，大表哥和二表哥那时候已经能干活，大姨有个棍子，专门惩罚没有完成打猪草定额的两个哥哥。后来恢复高考大表哥成了第一批大学生，那时候初高中小学加起来9年，大表哥20就工作了。二表哥后来招干考入农税，后来姨夫回忆起来，那时候一个月48元，还要给大队交多少好分口粮。我是1970年生人，就记得那时候千里地上各种树，走起来风景如画。村里办有各种企业，公社办有灯泡厂，砖瓦厂，表现好的社员才能去上班。大姨他们村有标牌厂，电镀厂，所以在文革后期农村已经不是仅仅靠种地了。二姑他们村小，就几十户人，但是一个酱油厂就够村里分红了。作为村支书的姑父还受到过当时河北省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的接见。

我常常想，如果一直坚持集体经济，新中国是不是会更好，因为可以集中干很多事。因为我亲眼看到后来大承包后田间林网承包给私人而被砍伐，农业水利设施的荒废。当然我的家乡冀中平原现在也不错，因为发展了工业，村民可以就近打工没那么多空心村，村里也有各种新东西，但是回忆起集体时代并没有那么多苦涩，毕竟前三十年我们艰苦的做了很多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