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伊朗撤侨行动是怎样一种体验？

来源：知乎

作者：云桂

谢邀，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6个中国人，正在伊朗阿巴斯港，给一艘海运轮船做维修。

9点50左右，我们在驾驶台，突然听到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还在抬头找飞机，结果不到一分钟，码头方向就传来了爆炸声。

我们意识到，完了，打起来了。

我们是一家做船舶服务的公司，主要是为船提供各种技术服务。这次其实是受船东委托，才来到伊朗的。他们的船在伊朗出现故障，希望在战争来临之前修复好，让船驶离伊朗，避开危险。

船东是我们非常好的客户，他遇到困难，我们想着去给他们快点解决，让他们早点驶离。本来我们预计，28号船能修好，1号赶紧下船，马上买张飞机票去迪拜，没想到战争能来得这么突然。

当时船上是一些印尼船员，我们想着，至少给他们处理好，如果局势缓和，他们可以随时把船开到另一个安全地带，不然更完蛋。本着这样的服务精神，我们决定把没干完的活先干完，至少让船先恢复正常。

但干着干着，我们的手机就没网了，跟板砖没什么差别，与国内的联系完全中断。没办法，我们开始抢修船上的卫星网络。也幸亏我们有技术，第二天，我们就把卫星网络给恢复了。这个“海卫通”卫星网络成了我们与外界唯一的生命线，我们赶紧通过它向船东公司求救。

​从一号到四号，我们经历了灾难一样的几天。

首先是没水。这艘船已经坏了几个月，淡水都没加。因为战争，导致加水的驳船进不来，所以我们这一船人都得控制用水，只留给厨房和饮用，后来，通过各种途径，协调到了一艘淡水船。

但问题来了，我们在远锚地，淡水船根本无法靠近我们的轮船。为了加上淡水，也为了更靠近可能的撤离点，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将轮船驶入伊朗军方指定的内港锚地。那离军港更近，也意味着成为更危险的被轰炸目标，但淡水告急，我们没别的选择。

那几天真的太恐怖了，军港里面炮火连天，炮弹每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真的担心到底会不会打偏或者误炸。伊朗也在拦截，在船上也能看到导弹在空中炸开，而我们根本不敢跑到外面去，因为你不知道外面什么时候会掉下一个东西。

途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军舰被炸，包括那艘由油轮改造的伊朗海军最大的舰艇“马卡兰号”。在进入内锚地第二天，我们又经历了一艘军舰的爆炸，先是一团火，仅接着是黑烟，其中两发被炸到水里，水冲起来有100多米高。

我们站在船上，伴随着爆炸和火光，衣角被冲击波掀起，整个船都在震，炸完之后，海面上的油花飘得到处都是。

实话讲，作为和平年代长大的人，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就在我们煎熬之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是福建商会驻伊朗负责人相瑞先生，他说：“别慌，祖国在想办法，我们一定带你们回家。”

那一刻，真的就仿佛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后来我才知道，在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我们的信息在第一时间由船东公司传至北京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12308热线），并迅速反馈至福建省外事办公室。与此同时，福建侨联也迅速响应，与福建省外办一起锁定福建商会，很快，福建商会会长陈银将我们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同步给了商会驻伊朗负责人相瑞。

这个救命的电话，很快就带来了撤离方案：乘渔船趁夜色从锚地登陆渔港。

我们乘坐快艇渔船，穿行在漆黑的海面上，突然，四枚导弹击中了的原来的停泊点码头。我们所有人都快被吓破胆了，火光冲天，我们的小船因为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疯狂摇晃。但我们真的很幸运，所有人都平安抵达渔港。

反差感极强的是，军港在不停爆炸，而渔港仍然灯火通明，渔港旁边的冷库，工人们照样在工作。

岸上，代理安排了车辆等我们，我们被护送到了阿巴斯的霍马酒店。

那时我们没想到，上岸，只是万里归途的开始，而陆路，是我们离开战区的唯一希望。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一夜未眠。凌晨四点，炮声隆隆，爆炸点离酒店大概就两公里左右。导弹的轰炸，是一种非常浑厚又沉闷的声音，就像春天的雷。

停车场外面浓烟滚滚，远在德黑兰的相瑞自掏腰包，紧急为我们包下了一辆中型面包车，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从阿巴斯出发了，目标是1600公里外的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中国驻伊朗大使馆领侨处主任郭徽会在那里等我们。

司机是伊朗人，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家7口，也带上了一些常备的家具家电。

他一开始非常不好意思，说让我们挤着了，但家人留在阿巴斯也不安全，就一同跟我们去马什哈德。其实我想说，你能帮我们送到马什哈德已经非常感谢了，怎么会嫌弃你带家人呢。

司机不会讲英语，好在他老婆会讲。一个人开车实在太远了，怕他开车犯困，一路上，他老婆就一直给他念新闻稿。那个路不像咱们中国的高速公路，是那种国道小道，很多地方坑坑洼洼的，也没有导航，司机全凭着记忆开。

我们就这么横穿了伊朗高原，翻过的很多隘口，海拔都超过了3000米。我们跨过了雪山，走过了冰雪覆盖的山区道路，也跨过了沙漠，在快离开沙漠的时候，司机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小地方。他很开心地招呼我们去看。是一股泉，用手摸上去温温的。司机说这是一个“风景区”，可以泡温泉，尽管在我们看来，顶多算是个农家乐。我们所有人都来泡，温度大概有五十度左右。

有很多个时刻，我都有一种正在旅游的恍惚，可城市里的炮火、冒着黑烟的加油站还有那些轰炸过留下的残垣，总会把我们拉回现实。

这一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接到电话，要么是中国驻伊朗大使馆领侨处的郭徽主任，要么是商会的相瑞先生。他们不停地询问我们的位置，叮嘱注意安全，告诉我们前方路况。那种感觉，就像身后一直有一双大手在托着你，虽然身在险境，但心里有底。

5号晚上，我们到了马什哈德，当地的民众在举行游行，是那种助威呐喊的游行。之后我才了解，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故乡。

郭徽主任一直在等我们，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真的想哭，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他给我们带了食物，让我们6号休整一天，7号出发回国。他说，“你们到了这边就放心，有祖国帮忙，所有在伊朗的中国公民，我们都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离开。”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外交官的护航。郭徽主任作为这次撤侨现场负责人，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往返于马什哈德和萨拉赫斯口岸之间，帮我们协调各种手续。口岸离马什哈德开车要三个多小时，走的还都是山路。

由于伊朗战局不明，陆路经土耳其或巴基斯坦风险极高。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过研判，决定开辟一条“东归走廊”：经土库曼斯坦陆路中转，再飞回国内。尽管土库曼斯坦据说是“世界上最难获得签证的国家之一”，但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前方工作组的同志们紧急协调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帮我们所有人办到了签证。

7号早上8点，我们和其他同胞汇合。42个人，分乘几辆车往萨拉赫斯口岸走。外交官们提前把工作都做通了，伊朗这边出境很顺利。当我们从伊朗的萨拉赫斯口岸进入土库曼斯坦境内时，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安排的面包车已经在等着了。

然后，从土库曼斯坦边境口岸到首都阿什哈巴德，我们一路通畅。当到达土库曼斯坦的首都机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吉树民先生带着所有工作人员，亲自站在到达口等待我们。

他一个一个和我们握手，送我们进安检，一直目送我们过关，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

作为大国的高级别外交官，他是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此刻却站在这里，送我们回家。这种尊重与保护，我永生难忘。

在登机之前，我在看手机。

因为工作性质，我总出国，每次到了国外，开机的第一时间，都会收到一封短信，此前我却从来没有留意过。

此刻我才发现，这是真的。

当遇到真正的困难，真的可以拨打电话求救，而祖国，真的会把我们领回家。

8号，飞机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们都鼓起了掌，许多人眼里有泪。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面前的世界乱象丛生，可我身后的祖国稳如泰山。

作者：Julie Men

谢谢邀请，人在北京，刚与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的同志们一起完成了四百余人的撤侨。

这两天，同胞们陆陆续续回到国土，我们收到了许多大家平安到达国内的信息，也终于有时间来聊聊

我其实只是一个在伊朗做沥青生意的普通人，美国以色列开始炸伊朗的时候，我没第一时间离开，因为我是华联会的成员，接到了协助撤侨的任务，得把大家都安全送走了才能撤。

其实早在1月28日，局势刚开始紧张的时候，大使馆何毅公参、领侨处郭徽主任就给我们开了会，当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应急预案，连最坏的情况都想到了。

我们华联会的几个骨干提前分了工，每个人都领了任务，包括撤离路线、集合点、物资筹备，甚至集合演练，我们都有准备。

比如统筹协调组，负责撤离工作的整体统筹安排，调配包括水、干粮在内的应急物资，并监督各组执行情况；对外联络组，主要负责与咱们使馆的沟通、协调口岸中国人出境事宜；交通保障组，主要负责协调大巴车辆，联络伊朗本地旅游公司，确保车辆随时可调动；工厂员工组，负责伊朗境内各工厂中国员工的统一组织、联络与撤离引导，而我负责的人员协调组，要统计、核实在伊中国公民的名单，掌握人员动态信息，配合其他组做好人员组织与通知。

因为大家不知道何时发生战争，所以采取了负责人顺位轮流替代的方式。比如第一批负责人是一月初确定的，但当时组长谈凯要参加两会必须提前回国，负责人就由常务副会长曹海旺接替；曹海旺在年前回国，进而由我们副会长谭小林接替。

无论怎么轮换，每位联络人员回国之前都会给总负责人谈凯报备到位。确实有种车轮战的感觉，大家根据自己的安排都非常的积极主动，当我得知自己成为联络员的时候，我也取消了回国的机票。大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迎接战争。战争一个月前，我们就收到了很多当地志愿者的报名，劝离工作也在持续开展。德黑兰时间2月28日，靴子终于落地。我们发布了撤离通知，决定为了让同胞尽早远离危险，义务承担撤离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包括食宿、大巴等等。同时，应急预案也启动了，我们立刻按照分工开始行动。我的任务就一个：打电话，联络每一位需要撤离的同胞。

之前提前建好的应急群，在这一刻派上了大用场。几百名同胞在群里报备了联系方式，我拿着名单，一个接一个地打。每个电话打两遍，第一遍是问你在哪儿、撤不撤；第二遍是通知几点，在哪集合。集合地在德黑兰的长城酒店，是华联会的另一位成员谭小林的产业。这里免费给大家提供吃住，从伊朗各地赶来的中国人，到了这儿，心里多少就踏实了。在战争里，危险是会时刻发生的。甚至在离我们几百米的地方，一天内发生了三次爆炸。每次爆炸，玻璃和墙体都会剧烈地震动。但当时我真没怕，倒不是自夸胆子大，是根本没时间害怕，脑子里全是事儿。谁还没联系上？谁从外地赶过来，路上安不安全？电话那头什么人都有，除了企业的员工、做生意的，还有留学的学生、旅游探亲的......谁都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难免害怕和紧张。作为联络者，我必须得稳住，才能给他们安全感。

现在已经不记得自己打过多少电话了，只记得有时候电话打着打着，外面就炸了。炸完了，继续打。

有一个电话，我印象很深，是一位男士打来的，电话那头有小孩的声音。他说“门姐，我家里有个不到一岁的宝宝，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我压下心里的酸涩，慢慢告诉他集合安排，反复说：“放心，一定能把你们安全送回去。”挂了电话，我没时间感叹，立马打下一个，不敢耽误。

联络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犹豫的同胞。有人货还没发完，有人钱还没收回来，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身后扛着家庭、扛着员工、扛着生计，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我特别能理解这种两难，就跟他们说，不管你最终决定走不走，至少让我知道你在哪儿，万一有危险，我们能第一时间联系上你。不想走的，我们也会做好备案。

同胞们登上大巴离开德黑兰

3月1号开始，我们的第一批同胞乘坐大巴从德黑兰出发前往阿塞拜疆。后面有几个同胞从阿巴斯港过来，离德黑兰很远。我想起正好有个朋友也在那边，就让他们加上微信，路上有个照应。后来他们自己找了辆车，四个人换着开，开了24个小时，终于赶在第二批大巴出发前安全抵达集合点。看到他们平安，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也更加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多尽点力，同胞就多一分安全。

前后算下来，我们总共帮助了400多人撤离，一共分5批，我们华联会的成员，是最后一批走的。 在坐大巴前往阿塞拜疆口岸的路上，我的精神依旧紧张，脑子里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蹦：车会不会半道被炸？能不能安全抵达？直到抵达口岸，才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终于完成了使命，如释重负。

特别巧的是，在阿塞拜疆口岸，我遇到了电话里那位带着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走过去，试探着问：“你是不是之前给我打过电话，带着两个孩子？”他连连点头。我看着他身边两个可爱的小小的孩子，眼眶一下就湿了，各种情绪在那一刻全涌了上来。在炮火中，孩子们平平安安，这个小家庭平平安安，我打过的那些电话、熬过的那些夜，又算得上什么呢？

后来，在回国的飞机上，真正静下来思考这一路，我才发现自己真的有很多想说的。

确实，有很多东西比金钱重要。我想起联络过的一位阿姨，她来旅游，一来就碰上打仗，她说我怕回不去，再也见不着老伴儿了。我妈，她每天给我打微信电话，但当时没网，我微信上全是未接、已取消。

我儿子，他十八岁了，一直以我为傲，1月份那会，伊朗总没网，他给我发消息说“妈妈，你怎么样了？妈妈，你别出事。”我还真的曾经设想过最坏的情况，万一真出了事儿，那我也算是光荣牺牲吧，他应该也会为我骄傲吧。

在这极限的几天里，我真正意识到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结与凝聚力有多么强大。闭上眼睛，感觉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们还在眼前忙活。谭小林三天三夜没合眼，一头扎在协调使领馆和华联会的沟通上，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差错；喻建军负责保障物资，冒着生命危险出去采购食材，只为让同胞们能吃上一口热饭；陈辉细心统计每一位同胞的信息，不敢有丝毫遗漏；王聂荣全局统筹，协调各方事务，稳住了整个撤侨工作的节奏；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他们主动担任临时组长和安全员，一路上护着同胞们，尽职尽责。

而我们所有人，都只是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平时各忙各的，可一旦遇上事儿，就会拧成一股绳。经此一役，我们不再只是同事，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患难与共的家人。

但是，我最想要说的，也是我们所有人感受最深刻的——祖国。

我亲身经历的，是仗还没打，就有人召集我们开会，做准备。离开伊朗的多个口岸也为我们延长了通关时间，保证大家能尽快撤离。从阿斯塔拉口岸入境阿塞拜疆的时候，本来以为要等很久，没想到一路畅通。后来才知道，是大使馆提前进行联络协调，让持中国护照的人，哪怕签证过期或未获续期的，也一律准予通关。

等我们过关后，当地大使馆早安排了大巴车，来接我们去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酒店，一路上都有使馆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侨志愿者在接应、帮忙。那天正好是元宵节，使馆还特意在酒店给我们准备了汤圆，一碗一碗端给我们。

那时候我真的体会到，我们之所以能在伊朗战乱中平平安安撤离，这份幸运的背后，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祖国。

可能在国内的朋友们感受不到，真的，只有当你真正走出去，真正经历战乱，才能真正感受到“稳定、强大、繁荣”这三个词的真实感。回国之后，我总是能刷到伊朗新闻，也总会想起在伊朗的朋友们。

冲突那几天，好几个伊朗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安不安全，要不要去他们农村老家避一避。他们善良又真诚，即便自身危险，也想着我们是否安全。他们中有很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今年过年，我们还一起聚餐吃了饺子。有一位伊朗朋友特意买了件红色中山装来穿，特精神。不知道下次再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

愿他们平安，愿世界和平。